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的演化经...

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的演化

经济地理学的根源可以在 19 世纪的商业地理学中找到。商业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各种产品的起源和记录世界各地的贸易模式。20 世纪前 30 年的环境地理学将重点从在哪里转移到了为什么，通常以过分确定性的方式解释自然环境尤其是是气候特征的空间经济和社会格局。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在接下来的25 年内，学者对环境决定论不满意，在一系列被称为空中分化的研究浪潮中，经济地理学又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强调地点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但不将自然环境作为首要的因果关系。在 1950 年代,该学科再次演变为回到“为什么”的问题,采用定量区位分析,结合经济学和区域科学, 根据需求、供给和距离的函数作为关键要素以模拟经济活动的区位。

20 世纪的最后30 年见证了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改变了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在哪里”和“为什么”等问题的方式。一是行为方法( behaviorapproach )在1970 年代兴起, 调查满足并应对不确定性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决策。更为激进的转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 从 1970 年代开始将重点从区位转移到领域, 从“纯粹”的经济转移到嵌入了经济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最后, 自 1990 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化经济方法通过关注经济生活和实际经济经历的地点和文化嵌入, 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了补充。

在经济地理学中, 所有的浪潮和方法都与“是什么”的问题有关, 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重点展现出来。在商业地理学中, 它是关于预测商业模式和确定商业机会的。环境地理学冒险预测各种环境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 其中包括 1940 年格里菲斯·泰勒( Griffith Taylor )所做的著名预测, 当时澳大利亚人口为 700 万, 泰勒认为,自然环境会将其人口限制在 2000 — 3000 万(确切地说是现在)。区位分析有助于公司决策, 区域和城市经济规划以及预测国家以下各级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方法带来了新的视角, 包括有关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替代方案等重大规范性问题。

关注问题重点的转移伴随着在理性的(理论驱动的)和特殊的(描述性的)方法之间的连续运动。商业地理学和空中分异研究都在关注尺度的独特之处, 而区位分析则标志着理性传统的高度。影响经济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在发生变化。当环境决定论在自然科学中扎根时, 区位分析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方法受非正统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 而文化经济方法则主要在社会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中得到启发。

归根结底, 经济地理学发展史上所有的波澜和变化都促成了该学科地位的建立。新流派并不一定取代旧流派, 而是为累计的知识工程增加了新的层次和角度。它们反映了一个开放和跨学科领域的活力, 非常适于解释趋势并应对全世界在 21世纪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