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承认诊断和用药的必要性
- 阿猎木星初转腾
- 2025-05-06 18:28:47
《神经多元中的标签、误解和支持》（见）
感谢朋友余余邀请，有幸参与了播客频道“刻意练习！”（*）的对谈。很早之前余余就想录制这期节目。去年8月终于找到机会，能够与余余，以及余余的朋友、和特殊需求儿童与家庭工作的李芳（**），一起聊一聊各自实际工作、生活中和神经发散相关的经验和感受。
在聆听嘉宾分享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很有收获。比如李芳和余余讲述了工作中所目睹的，当前特殊需求儿童和家庭面对的困境，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系统性困境（现在的孩子面对的环境真的好逼仄）。
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拥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除了药物干预（对部分发育障碍类型）和所谓技能训练之外，很重要的是调节紧密人际圈层的关系。比如，如果家长能够致力于和孩子建立不焦虑的依恋关系（责任在家长这里），对于孩子的症状表现是有积极影响的。这不单是专业书籍上所论述的内容，也在嘉宾们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得到了印证。这也是为什么在大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构建彼此支持的小环境，对神经发散人士及家庭来说很重要。
比较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思路不够清晰，有块内容我讲得不清楚。想说的是，不要把“诊断及用药”和“生物医学模式”混在一起，不要以为只有遵循“生物医学模式”，神经发散人士才会获得所需的诊断和药物。
“生物医学模式”是医学界长期使用的模式，用（只有）疾病的视角看待发育障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缺陷。而核心在于，它将障碍者遇到的困境，归咎为（把责任放在）障碍者自己身上，障碍者有责任自己去改善、迎合，如果做不到，是障碍者自己的问题；
与之相对的是“社会模式”，它认为障碍者遇到的困境，很多时候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合理便利。
也就是说，两个模式的区别是【归因方式】，而不是【是否承认诊断和用药的必要性】。社会模式从来不反对用药和诊断，社会模式的评估标准是基于障碍者的功能受损，而诊断与用药是应对受损的重要资源；社会模式也从不否认障碍者遇到的困境，也不认为社会提供的措施可以应对【一切】的功能受损，但是它反对 针对障碍者的道德评判。
当时想在播客里反对的是将“生物医学模式”和“获得诊断与用药”挂钩，不想让人认为只有接受生物医学模式，才能获得诊断和用药；只有把障碍者遇到的痛苦【归咎为】障碍者自己有障碍，才能获得诊断和用药。
而且社会模式的诞生有其历史和文化脉络，是在长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出现的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调整，它有不足。但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仍然是“主要声音”的地方，强调社会模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调整了归因方式，就可能调整政策制定和资源设置上的偏向和共识，我所目睹的无障碍基础建设、写入法案的雇主责任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实践的，它不可能尽善尽美、一蹴而就，但是社会愿意行动起来、不将责任全丢在障碍者自己身上，那么相应的条款、实际实施方式，就能够纳入讨论、考量、实践、评估和反馈。最终它将惠及“更多人”——不只是发育障碍者，人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遭遇或暂时、或长期的功能受损，例如年龄、过往经历、不那么符合常模但是又不达到诊断标准的特质、所处情境（怀孕、甚至只是一时间腾不出手）等等。归因方式会影响愿景，我不想人们否认那个可以惠及更多人的愿景，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
（小声）在对谈的当下，我也想给嘉宾（伙伴）一些希望。
*【播客介绍】刻意练习！
慧艳、汐羽、姚然三位心理咨询师好朋友的播客节目，节目会带着心理学视角聊聊书籍电影社会文化等各种议题。欢迎收听！
**【本期节目嘉宾介绍】
主持人余晶颖/余余（DCD、ADHD特质）是NA友好的心理咨询师，和许多确诊或怀疑自己有相关特质的来访进行心理咨询，身边有许多神经发散的朋友，也有神经发散的亲人。余余和李芳一起开展了线上ADHD小组。
嘉宾李芳（ADHD人士）曾经长期与特殊需求孩子、家庭和教师共同工作，工作内容包括评估、训练、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等。目前正在英国攻读发育障碍项目。
嘉宾阿猎于2021年获得ADHD诊断。从2020年开始进行和神经多样性相关的科普自倡导活动。注册社会工作者（MSW, RSW）。长期开展精神健康、性教育和残障相关的工作。
感谢朋友余余邀请，有幸参与了播客频道“刻意练习！”（*）的对谈。很早之前余余就想录制这期节目。去年8月终于找到机会，能够与余余，以及余余的朋友、和特殊需求儿童与家庭工作的李芳（**），一起聊一聊各自实际工作、生活中和神经发散相关的经验和感受。
在聆听嘉宾分享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很有收获。比如李芳和余余讲述了工作中所目睹的，当前特殊需求儿童和家庭面对的困境，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系统性困境（现在的孩子面对的环境真的好逼仄）。
让我感到很开心的是，我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拥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除了药物干预（对部分发育障碍类型）和所谓技能训练之外，很重要的是调节紧密人际圈层的关系。比如，如果家长能够致力于和孩子建立不焦虑的依恋关系（责任在家长这里），对于孩子的症状表现是有积极影响的。这不单是专业书籍上所论述的内容，也在嘉宾们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得到了印证。这也是为什么在大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构建彼此支持的小环境，对神经发散人士及家庭来说很重要。
比较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思路不够清晰，有块内容我讲得不清楚。想说的是，不要把“诊断及用药”和“生物医学模式”混在一起，不要以为只有遵循“生物医学模式”，神经发散人士才会获得所需的诊断和药物。
“生物医学模式”是医学界长期使用的模式，用（只有）疾病的视角看待发育障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缺陷。而核心在于，它将障碍者遇到的困境，归咎为（把责任放在）障碍者自己身上，障碍者有责任自己去改善、迎合，如果做不到，是障碍者自己的问题；
与之相对的是“社会模式”，它认为障碍者遇到的困境，很多时候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合理便利。
也就是说，两个模式的区别是【归因方式】，而不是【是否承认诊断和用药的必要性】。社会模式从来不反对用药和诊断，社会模式的评估标准是基于障碍者的功能受损，而诊断与用药是应对受损的重要资源；社会模式也从不否认障碍者遇到的困境，也不认为社会提供的措施可以应对【一切】的功能受损，但是它反对 针对障碍者的道德评判。
当时想在播客里反对的是将“生物医学模式”和“获得诊断与用药”挂钩，不想让人认为只有接受生物医学模式，才能获得诊断和用药；只有把障碍者遇到的痛苦【归咎为】障碍者自己有障碍，才能获得诊断和用药。
而且社会模式的诞生有其历史和文化脉络，是在长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出现的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调整，它有不足。但是在生物医学模式仍然是“主要声音”的地方，强调社会模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调整了归因方式，就可能调整政策制定和资源设置上的偏向和共识，我所目睹的无障碍基础建设、写入法案的雇主责任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实践的，它不可能尽善尽美、一蹴而就，但是社会愿意行动起来、不将责任全丢在障碍者自己身上，那么相应的条款、实际实施方式，就能够纳入讨论、考量、实践、评估和反馈。最终它将惠及“更多人”——不只是发育障碍者，人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遭遇或暂时、或长期的功能受损，例如年龄、过往经历、不那么符合常模但是又不达到诊断标准的特质、所处情境（怀孕、甚至只是一时间腾不出手）等等。归因方式会影响愿景，我不想人们否认那个可以惠及更多人的愿景，因为它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
（小声）在对谈的当下，我也想给嘉宾（伙伴）一些希望。
*【播客介绍】刻意练习！
慧艳、汐羽、姚然三位心理咨询师好朋友的播客节目，节目会带着心理学视角聊聊书籍电影社会文化等各种议题。欢迎收听！
**【本期节目嘉宾介绍】
主持人余晶颖/余余（DCD、ADHD特质）是NA友好的心理咨询师，和许多确诊或怀疑自己有相关特质的来访进行心理咨询，身边有许多神经发散的朋友，也有神经发散的亲人。余余和李芳一起开展了线上ADHD小组。
嘉宾李芳（ADHD人士）曾经长期与特殊需求孩子、家庭和教师共同工作，工作内容包括评估、训练、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等。目前正在英国攻读发育障碍项目。
嘉宾阿猎于2021年获得ADHD诊断。从2020年开始进行和神经多样性相关的科普自倡导活动。注册社会工作者（MSW, RSW）。长期开展精神健康、性教育和残障相关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