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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前，清华大学大礼堂曾高悬一块内容为“寿与国同”的匾额，给很多校友深刻的印象。这不是一阙简单的颂词，在学校众多匾额、碑石、亭廊等风物中，它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历史意蕴。
清华利用美国庚子赔款退款建立，建校伊始，它就带有某种耻辱感。在美国通常称清华为“国耻学校”；清华人尤其有此强烈感受，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清华早期的学风是“知耻、好学、力行”，“知耻”排在第一位。从清华身上，集中地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深深的落后及由此带来的耻辱。
清华又与中华民国同庚，因此，它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清华学子自入校开始，终其一生，有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清华学校者，中华民国富强之原也。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须清华学校任之。竖五色旗于帕米尔之颠、太平洋之中，招四方来归者，亦须清华学校任之。故清华学校与中华民族有盛衰连带之关系，非他校所可同日而语也。”
于是，耻辱感与责任感，非常奇怪而又自然地集中在清华。
清华20周年纪念日三级级友送给清华“寿与国同”匾额，钱玄同先生书
【寿与国同】匾额
1931年，清华20周年校庆时，3级校友（1927年入学）送给母校一块由钱玄同先生书写的匾额——“寿与国同”。此匾悬挂于大礼堂内北面讲台对面墙上，与北面墙上清华大学校徽相对。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后更名玄同，字德潜，浙江省吴兴县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坚持抗日立场，“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合污，1939年病逝。这块匾额恢宏大气，它既是清华与民国同庚的自豪之情的表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何炳棣先生在给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这块匾象征着“清华和整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自始即是牢不可分的。事实上，从清华学堂这小小的一隅，最能看出一个内外积弱的古老国家，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线曙光”。
正是这种家国兴亡的厚重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在各种艰难困苦中，仍坚持弦歌不辍，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民族独立、祖国富强”。
学校将这块匾额高悬于大礼堂，给很多校友留下了很深印象。经济系1950届校友金武宣回忆:回忆学校，最先想起的地方是大礼堂及在其舞台上端悬有大匾“寿与国同”四个大字。
1950年校庆，郭沫若在大礼堂作报告。郭沫若肯定了清华大学的严谨学风，称赞清华人才辈出，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着对面的“寿与国同”，严肃地指出：清华是用庚子赔款的钱，在民国元年所建，那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已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因此，“寿与国同”的旧观念应该彻底摒弃，应该无限热爱我们的新中国。此后，“寿与国同”匾额便被摘下。
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它的前五任校长都出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治学理念、传统和精神也在新竹清华延续。1971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在庆祝60周年校庆时，在台湾的三级毕业生重新赠匾，材质为桧木，内容依然是“寿与国同”，这次请的是叶公超先生书写。
1971年，在台3级级友送给新竹清华大学“寿与国同”桧木巨匾，叶公超书写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广东省番禺人，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2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继入巴黎大学深造。曾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洋文学系，主讲西洋文学。后随国民党赴台，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叶公超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造诣为人推重。两岸清华，同根同源，却分属两地。一条浅浅的海峡，变成许多游子的乡愁。清华的命运，成为中国现状的真实反映。虽跨海分隔半世纪多，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来，两岸清华的校训、校歌等都一样，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在海外，两岸清华校友共同拥有同一个校友会。“清华”的号召力，超越了政治、地域的隔阂，“水木同源”成为众多清华校友心灵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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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校史馆
作者｜金富军
美编｜陈柳絮
校对｜陈巧云
编辑｜张舒怡 许子玮 李珍 苑洁
审核｜卢小兵 金富军
清华大学 2021-04-2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