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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前,清华大学大礼堂曾高悬一块内容为“寿与国同”的匾额,给很多校友深刻的印象。这不是一阙简单的颂词,在学校众多匾额、碑石、亭廊等风物中,它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历史意蕴。
清华利用美国庚子赔款退款建立,建校伊始,它就带有某种耻辱感。在美国通常称清华为“国耻学校”;清华人尤其有此强烈感受,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清华早期的学风是“知耻、好学、力行”,“知耻”排在第一位。从清华身上,集中地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深深的落后及由此带来的耻辱。
清华又与中华民国同庚,因此,它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清华学子自入校开始,终其一生,有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清华学校者,中华民国富强之原也。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须清华学校任之。竖五色旗于帕米尔之颠、太平洋之中,招四方来归者,亦须清华学校任之。故清华学校与中华民族有盛衰连带之关系,非他校所可同日而语也。”
于是,耻辱感与责任感,非常奇怪而又自然地集中在清华。
清华20周年纪念日三级级友送给清华“寿与国同”匾额,钱玄同先生书
【寿与国同】匾额
1931年,清华20周年校庆时,3级校友(1927年入学)送给母校一块由钱玄同先生书写的匾额——“寿与国同”。此匾悬挂于大礼堂内北面讲台对面墙上,与北面墙上清华大学校徽相对。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后更名玄同,字德潜,浙江省吴兴县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期间,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坚持抗日立场,“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合污,1939年病逝。这块匾额恢宏大气,它既是清华与民国同庚的自豪之情的表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何炳棣先生在给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这块匾象征着“清华和整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自始即是牢不可分的。事实上,从清华学堂这小小的一隅,最能看出一个内外积弱的古老国家,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线曙光”。
正是这种家国兴亡的厚重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在各种艰难困苦中,仍坚持弦歌不辍,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民族独立、祖国富强”。
学校将这块匾额高悬于大礼堂,给很多校友留下了很深印象。经济系1950届校友金武宣回忆:回忆学校,最先想起的地方是大礼堂及在其舞台上端悬有大匾“寿与国同”四个大字。
1950年校庆,郭沫若在大礼堂作报告。郭沫若肯定了清华大学的严谨学风,称赞清华人才辈出,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着对面的“寿与国同”,严肃地指出:清华是用庚子赔款的钱,在民国元年所建,那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已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因此,“寿与国同”的旧观念应该彻底摒弃,应该无限热爱我们的新中国。此后,“寿与国同”匾额便被摘下。
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它的前五任校长都出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治学理念、传统和精神也在新竹清华延续。1971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在庆祝60周年校庆时,在台湾的三级毕业生重新赠匾,材质为桧木,内容依然是“寿与国同”,这次请的是叶公超先生书写。
1971年,在台3级级友送给新竹清华大学“寿与国同”桧木巨匾,叶公超书写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广东省番禺人,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2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继入巴黎大学深造。曾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洋文学系,主讲西洋文学。后随国民党赴台,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叶公超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造诣为人推重。两岸清华,同根同源,却分属两地。一条浅浅的海峡,变成许多游子的乡愁。清华的命运,成为中国现状的真实反映。虽跨海分隔半世纪多,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来,两岸清华的校训、校歌等都一样,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在海外,两岸清华校友共同拥有同一个校友会。“清华”的号召力,超越了政治、地域的隔阂,“水木同源”成为众多清华校友心灵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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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校史馆
作者|金富军
美编|陈柳絮
校对|陈巧云
编辑|张舒怡 许子玮 李珍 苑洁
审核|卢小兵 金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