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号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语言准确而又优美。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上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上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上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上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戴建业
2019年4月15日
剑桥铭邸枫雅居序建业读研究生时攻唐宋文学，并选孟郊诗作毕业论文，写成《孟诗论稿》一册。我读了很感兴趣，觉得既全面又细密，有助于了解和欣赏东野其人其诗。孟郊（东野）的诗，今存四百四十多首。他和贾岛齐名并称，影响中国后世诗歌，同是既深且远。历代诗歌流派的大浪洪峰，淘去了许多名诗人、大诗家的面影，但孟郊的声音和风貌是淘不掉的。他的诗格不必靠名句、巧对知识，他的气味、骨相是靠那瘦硬和沉潜的精魂使人一接近就知道的。诗家称“郊岛”，实际上，郊可摄岛。《长江集》有《投孟郊》一首，比郊为如来佛，直指心传，不从文字入（自“我知雪山子，谒彼偈句空”以下，“叙诘谁君师，讵言无吾宗。余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啜波肠易饱，揖险神难从”，不啻说，郊向自己传授心法）。据此可知孟郊是中唐诗坛一大派的领袖。韩愈名位高，文学成就方面较多，所以论中唐诗者推韩孟，以韩为首，而孟郊实开风气之先。再从唐代诗风流变看，唐诗大致重粉泽，应试及交际是它的根源。李、杜虽不由科举出身，亦难逃风气。经天宝之乱，元结感激，《箧中集》不录近体。孟郊承之，力背时流，唐诗始脱于试帖习气。韩愈响应，加以怪变（“险语破鬼胆”“百怪入我肠”），一时才士应和，卢仝、张籍、李贺、刘叉，加以郊、岛，蔚为大国。然郊、岛特立，奄有诸君。比而论之，退之尚有应酬语，如《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蒋抱玄评曰“意调大率浅露，殆信口为之耳”，是其一例。《送俱文珍》亦多见诋諆。此种正坐应酬，本不必以诗论。至于孟东野诗，论奇则“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胜玉川子长篇；论巧喻，则“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晓鹤》，字从东坡，题从集，东坡作《闻角》），殆过长吉。综观全集，摆落涂饰，直披心相，殆所谓“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下字避熟俗如蛇蝎，近启浪仙，远裔山谷。若疑其不能作直寻胜语，观与退之《莎栅联句》：冰溪时咽绝，风枥方轩举（韩愈）。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孟郊）。如赤手缚龙蛇，岂“苦吟”所能尽！到宋朝，苏子瞻崇敬退之，憎恶东野，断言“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读孟郊二首》之一）。又《祭柳子玉文》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白且置。说“郊寒”，意思恐怕是指孟郊诗骨多肉少。这好像论书法，东坡喜肥，反对少陵的“书贵瘦硬”论。亦如看花，何必海棠，“寒梅”亦是至上标格。——我们不必为东野担心，东坡自己在第二首中把话又说回来了：“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好了，我们且引铜斗歌来念一番，借此替东野恢复身价也好。这是《孟东野诗集》中的《送淡公十二首》的第三首，现依东坡诗意录五首如下：铜斗饮江酒，手拍铜斗歌。侬是拍浪儿，饮则拜浪婆。脚踏小舡头，独速无短莎（亦作“舞短莎”）。笑伊渔阳操，空恃文章多。闲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送淡公十二首》其三短蓑不怕雨，白鹭相争飞。短楫画菰蒲，斗作豪横归。笑伊水健儿，浪战求光辉。不如竹枝弓，射鸭无是非。——其四射鸭复射鸭，鸭惊菰蒲头。鸳鸯亦零落，彩色难相求。侬是清浪儿，每踏清浪游。笑伊乡贡郎，踏土称风流。如何丱角翁，至死不裹头。——其五师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怀。数年伊雒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庄，小女啼喈喈。我忧未相识，乳养难和谐。幸以片佛衣，诱之令看斋。斋中百福言，催促西归来。——其六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生空鷕气，非谏复非讥。脱枯挂寒枝，弃如一唾微。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十二这种诗，既放又拙，却无所谓“寒”。其他如此风采的不少，如《看花五首》，现录第二首：芍药谁为壻？人人不敢来。唯应诗待老，日日殷勤开。玉立无气力，春凝且徘徊。将何谢青春，痛饮一百杯。（第三句“诗待老”，明弘治刻本作“待诗老”。）读这种诗，便知东坡的“郊寒”之说太粗疏太随意。又如山水诗，显见是步趋谢客的，却仍是东野声口，也非“寒”。一千多年过去了，知东野的仍莫如退之，全面论孟诗及其人，无过《荐士》，诗长不抄，录《答孟郊》：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检退之于东野，多称字而不名，唯有两首诗称名——《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答孟郊》，注家疑诗无答意。我以为此是深知东野之人与诗后作。殆如誓言，故如此郑重。后四句，注多未尽诗意。如赵翼曰：“四语竟写挥拳相打矣，未免太俗。”（《瓯北诗话》卷三）瓯北不解韩诗，亦不知韩孟交谊之深厚，无足怪。按诗意，“弱拒”二句是说，世人喜软熟，故张臂迎之。“猛拿”是说性倔强者，则闲且袖手，不一援助。“见倒”二句，韩公自许。人欺东野纯正善良，必挤排去之，退之自言必扶持东野，众人嗔恨，我臂力尽，用口咬亦得。此如后世郑燮自刻一印曰：“徐青藤门下走狗”，又如英国赫胥黎自称“达尔文咬犬”之类。唐代社会及文学家似乎和明清文人很不同。建业的书第一章讲东野的精神世界，很得要领，其余各章，精彩的意见不时涌现，是东野千载下的知己。此聊为读后感耳，“序”云乎哉！曹慕樊
一九九二年岁杪引言中唐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派是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中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作为韩孟诗派奠基人的孟郊，在中唐诗坛上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这位不容忽视的诗人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无视了：虽然这几十年较权威的文学史都慷慨地给孟郊留有专节，既承认他是中唐一位“优秀的诗人”，也肯定“孟郊诗在文学史上影响是不小的”，但关于孟郊的研究论文竟然寥寥无几。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孟郊的诗论及其创作不像白居易那样极端地强调诗歌的功利目的，因而在以前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就难以为人们所注重。研究者对元白诗派尤其是白居易的过分热情，造成了对孟郊也包括韩孟诗派的相对冷淡。这种现象与近现代的孟诗研究正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1949年以前不少学者纷纷为孟诗作注，对孟诗的艺术价值进行认真的发掘和总结，接二连三地出版了陈延杰的《孟郊诗注》、夏敬观的《说孟》和《孟郊诗选》。闻一多先生更毫不掩饰地“扬孟抑白”，他一方面指出孟郊和白居易是各自诗派的主将：“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上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因为孟郊的诗充盈着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力”。如果我追寻一下更远的历史还会发现，孟郊以及韩孟关系一直是中唐以后人们十分热衷的话题，孟郊的诗名也像他生前的为人一样，博得了很多人由衷的赞叹，也受够了不少人的白眼。对于孟诗的毁与誉、褒与贬简直像针尖对麦芒，褒之者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贬之者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如果说历史上对孟诗得失的激烈争论激发了我学习孟诗的兴趣，那么，解放后对孟诗研究的相对冷落却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反面诱因。本文试图在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阐明孟郊对中唐诗坛的贡献，重新评价他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平议历史上关于孟诗有代表性的褒、贬意见，以求给予他与其诗歌成就相称的文学地位。本文的论旨是：孟郊不仅以他的诗歌理论，而且以他成功的诗歌创作为韩孟诗派的形成奠基了基础；由于他一生那倒霉的坎坷经历，使他对人生的体验达到了中唐其他诗人难以比并的深度；他抒发深挚的感情、诅咒炎凉的世态和指斥权贵的奸诈的诗歌，在内容上与元白新乐府、讽喻诗相互补充，使中唐诗歌更加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奇崛、冷峻、苦涩的诗歌风格和瘦硬而又丰腴、朴拙而又工巧的诗歌语言，与元白平易流走的诗风相互辉映，使百花竞放的中唐诗坛更加绚丽多姿；从他老年诗歌创作的杰出成就来讲，他是中唐一位十分重要的诗人，而他又比元和时代的其他重要诗人如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约长一二十岁，从他步入诗坛的时间讲，他又如韩愈所指出的那样，是李白、杜甫、元结到元和之间的一座桥梁。以上诸因素的总和历史地确定了孟郊在中唐诗坛上特殊的重要地位。围绕这一论旨本文的构思大致是这样：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论述孟郊的精神生活，鉴于他的大部分诗歌内容为哀生之嗟，本章着重分析他由嗟生到愤世的心灵历程，揭示他何以由人生痛苦的存在走进生命存在的深度；第二章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论述他对诗之真的认识，包括他关于诗之“真”内涵、从艺术上达到真的途径、他的诗论的渊源以及对韩孟诗派形成的重大意义；第三章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论述孟郊的艺术个性，同时对前人关于他艺术个性的评论提出个人不成熟的意见；第四章是从风格学的角度，论述他诗歌风格的特质与成因，辩驳前人对他诗风一些不实的指责；第五章阐述他诗歌语言的艺术特色，辨析前人对他诗歌语言的正反意见；第六章比较韩愈和孟郊诗风上的同异，兼论他们二人在诗歌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对形成韩孟诗派的决定作用；第七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他的言贫诗对中唐社会反映的历史广度和深度；第八章论述他的山水诗，并借此探讨中唐庶族地主阶级士人体验自然的一种新的情感态度；第九章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从纵横两个方面论述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是否完成了上面所提出的任务呢？笔者没有做出任何肯定回答的自信，这是因为：（一）勃兰兑斯曾经说过：“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孟郊诗歌不是与时代隔绝的孤立的艺术品，它与中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心理和审美情趣都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要准确地评价孟诗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价值，就得熟悉中唐社会那张“无边无际”的网，而我的历史、民俗、文学史知识则过分空疏；（二）孟郊一生的经历坎坷而又丰富，他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又结体古奥，连封建时代的文人也认为孟郊诗歌“精深高妙，诚未易窥”，以我这样一个阅历简单、感情粗浮、文学功底浅薄的青年，很难深刻地领会孟郊那种深沉真挚而又峭激苦涩的诗情，也难于把握他那种别具一格的奇崛诗风；（三）为了给自己的浅薄无能找一点借口，时间的有限和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假如说本文定然免不了隔靴搔痒的肤廓之谈和郢书燕说的笑话，那绝不是我个人在这里故作谦虚。第一章孟郊：
一个痛苦的存在——论孟郊的精神生活孟郊到老还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春风得意”，但他却潦倒困顿终生；他一辈子都在诅咒贫穷饥寒，可偏偏一辈子不得不与贫穷饥寒作伴。显然，他的精神生活难得潇洒豪迈，更谈不上雍容优雅，他来到人世像是特地为了体验不幸、痛苦、贫穷、凄凉，连不大喜欢他的苏轼也说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然而，痛苦的存在使他得以走进生命存在的深度，使他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深至的认识和体验；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使他把身心都倾注于精神创造，并最终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诗人。正是苦难和不幸玉成了他，伤心的眼泪凝成了他那诗的珍珠。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抒发自己精神的痛苦，而精神生活的痛苦又表现在他对悲惨人生的体验中，表现在他精神结构的情与理的分裂里，同时也表现在他精神的创造过程即“苦吟”中，因此，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本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一◇四十三岁那年孟郊第二次考进士下第，他一气之下自朔方南游湖楚，《下第东南行》说“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看样子好像要仿效屈原行吟泽畔以抒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却又毫不讲理地把屈原给数落了一通：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躇。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旅次湘沅有怀灵均》诗题虽为“有怀灵均”，但屈原在他眼里却一无是处：他那些“惊采绝艳”的骚辞，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贞亮”；那些“体物”之情“崎岖”激荡而又忧郁悲伤，有违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贬官便形诸“愠色”，也未免太狷狭浮躁了点儿，哪有一点儿贤哲与时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满面忧伤，愁思郁结，与那些坦荡无闷的圣贤相去何其遥远；一个人到泽畔行吟以洁其身，把忠君之节也弃而不顾，至于沉江自绝其性，更弃绝了对父母必须履行的孝道。总之，他露才扬己，不忠不孝，虽然名忝君子之场，其行不过是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个喜欢猜谤别人又常遭别人猜谤的“小人儒”，死后更是个无人吊悼的死鬼。孟郊这儿对屈原的责难，完全是跟着汉儒学舌，我们来看看班固的《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孟郊上面那首诗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换成了韵语，班固仅是不讲情理的指责，“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简直就是谩骂，班固尚且承认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而在孟郊眼里这只是炫耀自己情操“贞亮”的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苛酷的批评了，连宋代那些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学先生也没有这样非难过屈子，朱熹还撰有《楚辞集注》八卷，把屈原作为志行高洁的典范。令人费解的是孟郊自己也并不温柔敦厚，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中正和平过，他的情感更是一直在走极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卧病》）的是他，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也是他。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真正“春风得意”好像仅只登科后那一短暂的时光，他的一生屡屡被逼到人生绝境：“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商州客舍》）将他指责屈原的“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这句话，移以评他自己再切合不过了。他一生的悲剧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寒士的典型，而他个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为代价，体味了一个正直无依的寒士生存的艰难，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因而他的意义不在于修得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种近于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毕生用愤怒的调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的士林激起了广泛的回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元和诗坛时说：“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由于他诗风的别具一格，更由于他对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骂叫人拍手称快，他身边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他不是不满于屈原的“体物情崎岖”吗？“矫激”比“情崎岖”走得更远。我们在此绝不想反唇相讥，像孟郊指责屈原那样去指责孟郊的“矫激”，相反，倒是认为正是这种矫激给他的诗情带来了深沉和“锋棱”。对他非难屈原的心理动因的分析且挪到后文，眼下我们的焦点要集中于他矫激之情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上——他的矫激来自对举场昏浊的愤慨，来自对造成自己终生困顿的世道的不满，来自对“王门与侯门”的愤激。现存《孟郊集》中应进士之前的诗作很少。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带流浪，去长安应进士试他才得以深入社会，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而他人生一连串的悲剧也从应进士试开始。四十一岁那年，他觉得自己“才饱身自贵”（《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于是唱着“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满以为自己这只不轻举的白鹤，在“争浮沉”的“众鸟”中，一定会鹤立鸡群，旗开得胜。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他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副寒酸土气的模样：“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从孟郊拙于应酬的样子，韩愈知道他决不是出于“轩冕族”，可这位寒门孤士又自负才华，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就可平步“青云路”（《长安旅情》），所以“莫肯低华簪”去巴结公卿。这次考试落第的下场是可以预料的，但对孟郊来说却是次意外的打击，看到榜上无名后，他觉得痛苦羞辱极了：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万物根一气，如何相互倾。——《感兴》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此刻他没有想到“忠节宁见输”和“孝行焉能俱”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问题，现在他也想到自杀了，落第无论生还是死都是耻辱，但“死辱片时痛”而“生辱长年羞”（《夜感自遣》）。之所以没有去死，与其说是他缺乏自杀的勇气，还不如说是他对举场的丑恶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如说是对中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一诗说：“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离娄是传说中能视百步之外的目明者，子野是能听千里之外的耳聪者，诗中用来指代主考官。自己这次下第不是考官不公平，也不是他们缺乏鉴赏力，而是自己这块至宝或这曲至音，绝非凡眼能别凡耳能通的，要等到非常之人才能识我这非常之器。可怜的孟郊要再碰次钉子后，才明白离娄既不明子野也不聪。第二年，他又来到长安碰运气，可是仍然没有人识得他这块“至宝”，他又一次被拒绝于进士的大门之外，《再下第》说：“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久困举场使他面目枯槁，形容憔悴（见《下第东南行》），他悲痛得心如刀绞：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落第》不过他再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考官们是耳聪目明的离娄和子野了，他已看清举场的种种污秽，“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任凭你才凌屈宋、德齐古贤，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或靠山，如果不曲意逢迎权贵，等待你的结局肯定是“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下面一首写于他再下第之后，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痛苦的深度，也表现了他对上层社会认识的深度：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遑，譬如浸蘖泉，流苦已日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古人劝加飧，此飧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叹，碧落空茫茫。——《赠崔纯亮》几次进出考场，始而自负激动，继而绝望痛苦，接下来便是明白真相后的愤愤不平：“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空携一束书，去去谁相亲”（《大梁送柳淳先入关》），“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侵”（《古意赠梁补阙》），“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寓言》）。胡震享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因为他不是名场旁观者而是名场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名场种种丑恶现象的抨击就格外激切，因而成了失意于举场的寒士的代言人。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的子弟得以走上政治舞台，打破由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宰相于寒门”这一历史的要求，已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从前的世家大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只是表明世族开始走向衰微，它的淫威余焰没有完全消失，门户等级观念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当朝主政的寒族又逐渐蜕变为新贵。他们一方面通过门荫爬上高位，一方面操纵举场堵塞寒门子弟的仕进之路。越到后来举场的流弊越多，考官既以此来结党营私，举子因而也借此卖身投靠，才学的较量恶变为利害的权衡。《唐摭言》卷二载：“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一点也不足为怪：“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那种环境自然迫使大批举子出卖人格和灵魂，争相“驱使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有时考试是为了障人耳目，中举者的名单考前就内定了。《资治通鉴·唐纪五七》载：“长庆元年三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文中提到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公卿子弟，即使“无艺”也照样高中。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人，要么久困举场，如韩、孟；要么终生不第，如贾岛。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余年矣。”他为自己“曾不得名荐书”而苦恼，忍受着白眼和侮辱，一次次卑躬屈膝地逢迎公卿，“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地献媚权贵。他后来把自己比孟郊先中进士，一五一十地说成是比孟“奸黠”些的结果：“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贾岛是一个举场的牺牲品，“应怜独向名场苦，曾十余年浪过春”，“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这些诗句近乎凄惨的哀号。可见，孟郊在名场的委屈、辛酸和痛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每次登科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寒士都名落孙山，老死牖下。他的一曲《古兴》自然能在举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楚血未干衣，荆虹尚埋辉。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孟郊已是扬名全国的诗人，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游，也干谒了不少当朝权贵，还被迫打通了一些“关节”，又有许多友人为他揄扬举荐，这才好不容易登科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毫不遮掩地表现了他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同年春宴》也写于同时，它真切地反映了那些登科者共同的心声——“郁抑忽已尽，亲朋乐无涯”。有唐一代特看重进士，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官场上要数进士出身的牌子亮，所以他自己一扫昔日的“郁抑”，亲朋也为他弹冠相庆。然而，进士并没有真正改变他潦倒贫困的命运。他等了四年才弄到溧阳县尉这顶头衔，到任后又完全适应不了俗吏的生活，《溧阳秋霁》说：“星星满衰鬓，耿耿入秋怀。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饱泉亦恐醉，惕宦肃如斋。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龃龉回难谐。”他和身边的黠吏关系很僵。因此“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丛条，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驰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他晚年仍然过着依人作客寄食求衣的生活，他是在咀嚼贫穷和诅咒贫穷中挨过一生的。我国古代很少诗人对贫穷的感受比他更深切，因而他的言贫诗以其情感的真切和风格的奇峭而打动了历代读者。贫穷摧残了他的身体，也使他的精神生活忧郁而又灰暗。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的倾诉：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卧病》这是一个“拙讷”正直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写照：贫病交加，俯仰承颜。他一生四处漂泊求生，“十日理一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长安羁旅行》）。“贫寒”二字连用无疑有某种心理根据，贫穷的人对清寒格外敏感，苏轼以“寒”许郊虽含贬意，从诗境看却不无道理：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秋怀十五首》之二这种清寒瘦劲的诗境，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独特感受的结果，苦涩贫寒居然还这样富于诗意、这样耐人咀嚼回味，在唐诗中的确别具一格。由于他受够了贫寒孤单的煎熬，所以特别渴求和珍惜人间的温暖，如《答友人赠炭》：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绳子总是从细处断。倒霉的事都让孟郊撞上了，举场挫折、仕途坎坷和贫病折磨之外，晚年又接连遭受丧子之痛。十岁的大儿子病死，接着小儿子又一个个夭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夺走了他的一切寄托和安慰。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老来丧尽子息不光是一种情感惨痛，断子绝孙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折磨，他的许多悼子诗催人泪下，白头人哭黑头人实在凄惨：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悼幼子》此儿自见灾，花发多不谐，穷老收碎心，永夜抱破怀，声死更何言，意死不必喈。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杏殇九首》之八韩愈特作《孟东野失子》以质问苍天：“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一个正直而又富才华的诗人，竟然落得“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贾岛《哭孟郊》）的结局，这不是用一句“自古诗人多薄命”就能敷衍的，这种遭遇本身就是对世道的抗议。孟郊清楚这是末世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去问苍天而去责世道：“儿生月不明，儿死月始光。儿月两相夺，儿命果不长。如何此英英，亦为吊苍苍。甘为堕地尘，不为末世芳。”道尽了他对社会的愤怒与无奈。孟郊的不幸激起了世人的不平和同情：“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中国诗坛上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主将中，元稹晚年与宦官勾结，在朝廷过起宰相瘾来。白居易晚年也是官运亨通，《序洛诗》自称其时的诗歌创作“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他安然享受着“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的闲适生活。韩愈晚年官场上也有点左右逢源，早年的愤慨不平一变为降心顺俗，原先抵排释老那种纵横驰骋的气势也消磨殆尽，开始逐名利耽声色佞权贵，有意抗俗而以文为诗，一反平弱柔顺而奇险恣肆的诗歌很少出现了，兴趣转向那些细腻委婉的近体小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他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朝官的余裕与风雅，既然没有什么“不平”，自然也就不会再“鸣”了，为皇都妆点太平还来不及哩。这个社会把它的文人逼向人生的歧路口：要么与它同流合污，至少是与它周旋敷衍，这样就可以分得一杯羹；要么保持自己的节操和人格，因而就忍受终身落魄潦倒。半是没有碰上机遇，半是不肯趋炎附势，“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上达奚舍人》），一生沉沦不偶，他的晚年生活自然不如韩、白风雅：“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胜。鷕鷕伸至明，强强揽所凭。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劝药左右愚，言语如见憎。”（《秋怀十五首》之十三）他一辈子都是个寒士，因而一辈子为寒士鸣不平；他从来没有从上层社会分得红利，因而不可能与那个社会和解，一辈子都是那个社会的诅咒者。“君子不自蹇，鲁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鲁山道莫伸。天地气不足，鲁山食更贫”（《吊元鲁山十首》之三），这是悼人，也是自悲；是哭他人，也是骂时世。现在轮到别人指孟郊的脊梁骨了。苏辙对孟郊的愤激与哀鸣很有点看不惯，他在《诗病五事》中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当为‘即有碍’——引者注），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而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死，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这和孟郊当年指责屈原是从同一个角度，也是操同一个腔调，而且同样都不近情理。要是孟郊能听到这段指责，又能记取自己当年对屈原的非难，他是挺身替自己辩解呢，还是低头默认苏辙的批评？◇二◇恐怕孟郊也会茫然失措，默认既不忍而辩解又不能，因为指责屈原面“有愠色”、情“积忧愁”的孟郊，与自己“沉忧独无极，尘泪互盈襟”（《病客吟》）的孟郊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在孟郊的精神生活中，情与理远不是相互配合的手足兄弟，而是经常彼此拆台的对手和冤家。孟郊早年曾从名僧皎然游，后来又与不少僧人和道士交往，并同淡公、清远、悟空、献上人、无怀、智远等有诗唱和，愤激之余还扬言要去当隐士：“本末一相返，漂浮不还真。山野多馁士，市井无饥人。虎豹忌当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贪竞者，日与患害亲。颜貌岁岁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祸，取富不取贫。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君子隐石壁，道书为我邻。寝兴思其义，淡泊味始真。陶公自放归，尚平去有依。草木择地生，禽鸟顺性飞。”（《隐士》）“因思蜕骨人，化作飞桂仙。”（《终南山下作》）“愿逐神仙侣，飘然汗漫通。”（《游城南韩氏庄》）老来他还十分感伤地说：“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自惜》）行将就木了才开始惊觉儒教误身，因而和老妻一起读起佛经来：“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读经》）然而，他始终是个儒家信徒，在人生道路上跌碰了一生才“始惊儒教误”，这句诗本身就道出了他的主导思想。他和许多道士相过从，却认为神仙之事怪诞不经：“岂知黄庭客，仙骨生不成”（《伤哉行》），“蓬莱浮荡漾，非道相从难”（《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因神仙之事不合儒家之道，所以直接告诉道士“相从难”。对禅师更是敬而远之，《夏日谒智远禅师》一诗说：“吾师当几祖，说法云无空，禅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静鬼神去，身与草木同。因知护王国，满钵盛毒龙。斗薮尘埃衣，谒师见真宗。何必千万劫，瞬息去樊笼。盛夏火为日，一堂十月风。不得为弟子，名姓挂儒宫。”他明白地告诉对方，不愿跟他一起参禅礼佛，自己已“名姓挂儒宫”了。的确，儒家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他在《上常州卢使君书》中说：“道德仁义，天地之常也。将有人主张之乎。曰：贤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无其位，则周身言之可也。”他更常常在诗中谈仁说义：“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寒溪九首》之六），“尧圣不听汝，孔微亦有臣。谏书竟成章，古义终难陈”（《寒溪九首》之五）。他“无其位”自然不能将仁义“周天下而行”，但他多次表白要用它修身：“为于仁义得，未觉登陟劳。”（《立德新居十首》之四）他还声称要以仁义为指导自己创作的准绳：“驱驰竟何事，章句依深仁。”（《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刘言史《初下东周赠孟郊》也称赞孟郊的诗歌“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他甚至将儒家的某些思想推至极端，认为“君子耽古礼”应“如馋鱼吞钩”（《魏博田兴尚书听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诗》），他有少数诗像冬烘先生的枯燥说教。他有一首诗写被抛弃的女性，虽然也流露了对去妇的同情，但诗的重心不是控诉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幸，却干巴巴地宣扬从一而终的古训：“君心匣中镜，一破不复全。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安知御轮士，今日翻飞辕。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被清人选入《唐诗三百首》的《烈女操》更是陈腐可笑：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这简直是宋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滥觞。张籍《赠孟郊》一诗恭维他说：“君生衰俗间，立身如礼经”，岂知这正好暴露了孟郊的迂腐僵硬。波澜不惊或心静如井水的这种和平中正，是他所企慕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韩愈称他“杳然粹而清，可以镇浮燥”（《荐士》），这与其说是对孟郊人格的评价，毋宁说是道出了孟郊所追求的人生态度。屈原多次表白自己的才干和节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感情更是忧愤无端，不断地指斥朝廷小人，常将自己的高尚反衬权奸的卑劣。这些在儒者眼中都有损温柔敦厚之旨和中正和平之情，有此汉儒把屈原当作“王泽竭”时的“变风变雅”，孟郊也非议屈原“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甚至把他说成是“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见前）。然而，孟郊在理性上推崇的东西，在情感上又拒斥甚至厌恶它，他的情与理经常处于分裂之中。他刚才还在攻击屈原有伤温柔敦厚，自陷于不忠不孝，转而又歌颂起屈原来：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棱含冰浆。前古后古冰，与山气势强。闪怪千石形，异状安可量。有时春镜破，百道声飞扬。潜仙不足言，朗客无隐肠。为君倾海宇，日夕多文章。天下岂无缘，此山雪昂藏。烦君前致词，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声缘凤凰，凤兮何当来，消我孤直疮。——《答卢仝》这首诗赞美的东西正是前首诗否定的东西，此刻他又从个性和体验着眼主张不平则鸣，强调直气和狂狷，只要直气不亏就是“入水死”又何所妨？对社会和人生的痛苦体验使他的感情愤激忧伤，诗的调子急促苦涩，并发誓说“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晚雪吟》）。孟郊这种情与理的分裂，一方面说明儒家伦理和诗教在中唐社会的苍白，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唐社会的病态。一个走向衰微和解体的社会，必然要搅乱它的精英分子精神上的平衡，造成他们灵魂或人格的分裂。那个“世道”不仅使孟郊这种恪守仁义道德的寒士在现实生活中吃尽了苦头，也使他的灵魂饱经磨难。他屡屡招来器量褊窄和气度拘促之诮，这些批评大体上也符合实际，孟郊的心胸的确算不上宽广，为人也够不上豁达，精神更谈不上平衡，要是将他与盛唐诗人相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然而，病根仍植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天地气不足”（见前）。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孟郊一人，中唐诗人一般都不具备盛唐诗人那种开阔的胸襟、傲岸的气势和健全的人格。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激起了一代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那时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追求也趋于一致，因而他们积极地内在于自己的时代，具有高度的现实献身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对自己的才能更为自负。浪漫豪放的李白自不必说，他认为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全才：“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还称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就是富于现实感的杜甫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读一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就不难感受他那目空一切的气势。因为他们把自己与社会同一起来，以拯世济时为已任，所以盛唐诗人眼界宏阔，胸怀博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每个人都希望能进用于国家，连终身不仕的孟浩然也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王维也认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归来”。自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赍志以殁，有的举场失意，有的久沉下僚。不过，落第后最让他们难为情的是“耻作明时失路人”，最多也只委婉地叹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甚至落第了还认为时明主圣，只怨自己“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安慰落第者的诗歌也“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在盛唐几乎听不到晚唐落第者那种咬牙切齿的骂詈：“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孟郊，见前），“下弟子不耻，遗才人耻之”。盛唐人也有失意的纵声怒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表面上看它与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是说同一个东西，即人生的道路坎坷难行，但细读就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认为现实社会毕竟大道通天，而我个人却命途多舛；后者则尖锐地指出“出门即有碍”，祸根就在于“天地”本来不宽——社会严重地压抑摧残了寒土。盛唐诗人精神平衡，不管个人是达是穷，他们照样昂扬开朗，生活得潇洒豁达，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兴致浓厚地去品味生活，畅快地纵情山水。中唐社会江河日下，安史叛军赶走了唐玄宗，也惊醒了一代士人的美梦。乱后藩镇割据，权贵腐败，朝政日非，士人全无盛唐人那种时代的自豪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生不逢时，于是人们开始与社会疏离，不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是龟缩于自我的小天地之中。个体与社会分裂了，个体自身的精神结构也随之分裂。白居易是中唐最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之一，口口声声喊着诗歌要为君、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但他的新乐府基本上是诗人理性观念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社会的冷静的观察与思考，但见不到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诗中见不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再看看杜甫那些忧时念乱的诗歌，既是叹世同时也是忧生，时代和诗人相互同一和内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待到白居易大写感伤诗或闲适诗时，他又使自己从社会中抽身而逃，“世事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忘却人间事，似得枕上仙”。他的《琵琶行》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题材相近，有人认为写法上也脱胎于杜甫，但二者所抒发的情感却大不相同。白通过流落寒江的琵琶女，大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表达自己对谪官流放的愤懑；杜则是抒写因见到昔日梨园弟子的剑器舞姿而引起的今昔盛衰之感，诗人至死都“不肯忘情于世”，诗“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诗情富于巨大的历史深度，诗中情感与理性和谐均衡，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血肉相连。白居易那些凭理性写成的新乐府则缺乏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他的感伤诗、闲适诗又完全缩进了自我，理性与情感、个体与社会在白居易那儿是分裂的，难怪他缺乏杜甫那博大浑厚的气象。孟郊的这两种分裂更甚于白居易。科举对于盛唐文人来说，虽然有追求富贵利禄的一面，但更多是献身于社会和国家，是与“耻作明时失路人”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对于包括孟郊在内的中唐文人来说，则主要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主要是希望挤进上层社会，韩愈就坦率地说过艳羡那些“蒙采擢荐进”者的“光耀”。孟郊在《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坐主吕侍郎》中赤裸裸地说：“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拾。”他在洛阳依郑余庆时，对在长安做太祝的张籍羡慕不已，因为在长安能见皇帝，即使见不到皇帝，听到天子的“辚辚”车声也是幸福的，“未见天子面，不如双盲人。……有时独斋心，仿佛梦称臣。梦中称臣言，觉后真埃尘。东京有眼富，不如西京无眼贫。西京无眼犹有耳，隔墙时闻天子车辚辚”（《寄张籍》）。孟郊的诗情真挚，他从来不故作恬淡。有一年寒食他在河南济源县，春游时忽而嫉妒起长安落花来：“长安落花飞上天，南风引至三殿前。可怜春物亦朝谒，唯我孤吟渭水边。”（《济源寒食七首》之五）落第与登科纯以个人的穷通为怀，所以落第后沮丧失望，登科后马上就得意忘形，因而显得偏狭而局促，生活态度也不可能豁达坦荡。作为一个服膺儒学的信徒，孟郊一生都迫切希望入世，但他的气质和个性又不合于那个社会，恪守儒家仁义道德而耻于逢迎。“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这样，他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得头破血流，这位希望入世的诗人又时时忘不了骂世：“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拆辀不在道，覆舟不在河，须知一尺水，日夜增高波。叔孙毁仲尼，臧仓掩孟坷。兰艾不同香，自然难为和。”（《君子勿郁郁士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二首》之一）他精神生活中有一种强烈的迷古倾向，有时赞美“怀古风”（《劝善吟》）的少年，有时称扬“耽古礼”的君子（见前），他认为“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伤时》），因而主张为人应该“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今寒皑皑。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藓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秋怀十五首》之十四）。韩愈在《孟生诗》中描述他说：“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神往古代是由于灰心于现实，美化先贤是为了针砭当世。可见，这位“古貌又古心”的诗人与那个社会是何其隔膜和疏远。孟郊的精神生活充满痛苦和矛盾：他明明知道自己与上层社会格格不入，却又要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的身心都胶执于当世，却又恶狠狠地咒骂它；他本来就厌恶官场的虚伪应酬，却又急于希望通过科举得到官场的承认和上层的接纳；他沉浸于社会却又不能与社会和解，说真的，他甚至自己就无法与自己和解，他整个一生就是一个凄苦而又矛盾的存在，所以他的诗歌中怒张多于和谐。盛唐诗人是盛唐那个伟大时代养育出来的心智健全的肖子，到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并在各方面日益显露出来衰微的病态的时候，它在诗人精神上也失去了平衡，由父辈的雄强博大一变而为琐屑狭隘，由父辈的昂扬开朗一变而为内向退缩，于是精神也就显露出般般病态：轻俗、奇僻、苦涩、迂执、险怪……“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它的成员的灵魂分裂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的，因为这种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里。”无论是逃避自己的时代还是内在于自己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折光。孟郊精神生活中的分裂和痛苦，是中唐社会的病态在他精神上的缩影。◇三◇写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既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盛唐诗人多的是冲口而出的天才，多的是真力弥满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写诗看重一挥而就的天才，激赏“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逸才，崇尚“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豪迈。就像为人的潇洒豁达一样，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也伴随着畅快和愉悦。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人写诗都是率尔成章、全不着力，相反倒经常是“意匠惨淡经营中”，但他们是刻苦而非痛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刻苦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兴奋与自负。孟郊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心境也有深切的体认，“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送别崔寅亮下第》），盛唐诗人大概是那种“高歌”的“达士”，而他自己无疑属于“苦吟”的忧人，还是先听他的自述吧：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夜感自遣》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仇。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游。——《冬日》这是一种受罪遭难式的创作，精神既刻苦更痛苦。“心与身为仇”几乎是一种自我折磨，最后甚至因过分着力而折腾得了无兴味。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孟郊写诗的精神状态：“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他的“钩章棘句”是这样艰苦，简直像是要把心肝胃肾都掏出来似的。他之所以要呕出心来玩命似的写诗，是因为他要获得“诗成鬼神愁”的惊人效果，只有苦吟才能“入深得奇趣”（《石淙十首》之七），“铿奇”（《奉同朝贤送新罗使》）、“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奇险”是他苦吟的目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元白与韩孟，生当盛唐诗的高峰之后，为了不让李杜等人的光芒所掩，他们积极地为诗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元白朝平易通俗这个方向发展，韩孟往奇险这一方向探求。其实，韩孟等人既是在为诗寻找出路，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前程寻找出路呢？白居易、元稹都是少年得志，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七岁举制科，对策第一，白居易也是二十多岁进士及第。他们那些婉转动人的诗篇早已流传人口，一个是风流的元才子，一个为才高的白学士，因而他们用不着再炫博逞才地以奇惊人，作诗大可以坦然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了。盛唐文人仕进之路多门，许多人根本不进举场受罪，通过漫游和隐逸这些“终南捷径”，让当权者来征辟所谓“在野遗贤”，可到了中唐“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矣”，大家都不得不挤在科举这道窄门内，通过考试来冲破云雾见青天。当时从民间到朝廷都尚怪，韩愈在《谁氏子》中说“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吏部由于“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为了迎合世俗及考官的味口，韩愈有意在诗文中“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之于耳也”。写诗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非诗的动机，孟郊对此从来就不遮遮掩掩：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他的诗歌结体古奥，打破诗句的常格和开拓诗的新境，在结构和遣词上别出心裁，有个人审美趣味的原因，也有世俗的功利目的，况且审美趣味的形成也与时尚有关。由此可知，他诗思的痛苦是与入仕不得的痛苦连在一起的。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荣华富贵，他的一生没有尝到“文字利”（见前），反而因此“文字穷”，难怪他要大发牢骚了：“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抱山冷兢兢，终日悲颜颜。”（《懊恼》）由于诗歌没有使他达到现实的目的，他就把怨气发泄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相悲与相笑，累累其奈何”（《哭刘言史》），“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愤激之余他还发誓洗手不再写诗了：“终当罢文字，别著逍遥篇。”（《偷诗》）不过，他不可能不写诗。他对诗歌发牢骚泄怨气，可他的这些牢骚和怨气仍然要用诗来发泄，离开了诗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元稹的高官，没有白居易和韩愈的显位，没有高车大马，老来丧尽子息，甚至没有一点天伦之乐；他饱尝了人间的饥寒，受够了权贵的白眼。年过花甲的孟郊痛心地认识到：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吊卢殷十首》之三于是，他将全部身心都用在写诗上，“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越到老来诗越是成了他精神的唯一寄托，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不幸都通过诗倾吐出来。“倚诗为活计”（见前），苦吟成了他存在的方式，儿子死了后诗成了他最亲的伴侣：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斗蚁甚微细，病闻亦清冷。小大不自识，自然天性灵。——《老恨》上面我们指出过孟郊精神生活的这一矛盾：希望得到上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可又对这一社会极度厌恶。他写诗的动机也存在着相应的矛盾倾向：既想用诗来干世，同时又以诗来避世。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说他“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由于专心于苦吟诗篇，不屑于世俗名利的追逐，当别人在蝇营狗苟的时候，他却在诗国中流连忘返、从容自得，让世俗的名利都给别人拿去吧，我有诗就足够了。老来看清了诗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后，他多少有点自负地说：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出东门》在痛苦而又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诗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是他生命唯一的温暖和力量，尽管他有时对诗大发牢骚，但最终还是通过诗而肯定自己，也是通过诗而实现自身的。苦吟对他虽是一种精神的磨难，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安慰；他没能用诗获得世俗的利禄，却在诗国里享有千古令名；他没能在政坛上呼朋结党，却在诗坛上开宗立派。这是幸呢还是不幸？第二章气直·情真——论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虽然在孟郊身后，不少人对他的诗歌横挑鼻子竖挑眼，但从没有人怀疑过他诗歌的艺术真实性。一千多年来历史风雨的洗刷浸蚀，不少名噪一时的诗人、诗歌都销声匿迹了，而孟郊这位“生前品位低”的诗人的诗歌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件事本身便是他诗歌艺术真实性的最好证明。毫无疑问，每个有责任感的诗人都在创作中竭力追求真实性，但实际所达到的真实程度却千差万别，这除了与各人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和表现水平的高低不同有关外，诗人们对诗之真的不同理解同样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为诗人都是自觉地在一定的真实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作为韩孟诗派的奠基人，孟郊在理论上对诗之真的认识自然既有别于同辈又不同于前人。只要将他有关这方面的零缣寸楮稍加爬梳，他诗歌的真实观就会显示出清晰的轮廓来。◇一◇贞元九年，孟郊第二次下第漫游洞庭湖时写的《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诗的序文，可以视为他诗论的总纲：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当正而不正者，心气之伪也。贤与伪见于文章。一直之词，衰代多祸。贤无曲词。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由于这是一首诗前的序文而不是探索诗歌艺术规律的论著，所以概念的使用难免有些不规范。序中的“文章”主要是指诗歌，有如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中的“文章”。序文中的“心气”指的是什么呢？《诗经·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告子下》并将“心”和“志”连用：“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显然，“心”即“志”，也就是思想意志。《孟子·公孙丑上》又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夫志，气之帅也”的话。赵歧用“直怒之矣”解“求于气”，杨伯峻把“志，气之帅也”的“气”释为“意气”，按赵、杨的解释，“气”明显含有情感方面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也论述到“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范文澜注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据此可知，“气”就是情感意气。孟郊的“心气”也就是情和志。上文中“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的观点，是前人“诗言志”和“诗缘情”说的综合和统一。在孟郊看来，属于感性的“情”和偏于理性的“志”在诗歌中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相互补充地表现于诗歌之中的。为什么孟郊认为诗歌只是“贤人”的“心气”而非一般人的“心气”呢？他对这个定义作了如下的解释：因为感情欢快时诗歌的情调就显得舒畅平正，感情抑郁时诗歌的情调就激怨不平（即“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当正不正者，心气之伪也”，当一个诗人不吐真情而装腔作势的时候，他的诗歌仅是他情志的虚假表现而不是真实的反映。“一直之词，衰代多祸”，在黑暗腐朽或文网森严的时代，说直话、抒真情要招祸殃，一般诗人不敢也不愿冒这个风险。唯有“贤无曲词”——那些刚正不阿的诗人，不顾一己的安危，不怕贫贱屈辱，不惧灭顶之灾，才敢于面对现实抒发自己的真情。他们那些用心血写成的诗歌，才是他们意志、情感、人格的结晶。这样，诗歌中的“直”与“曲”、真情与伪饰就成了贤和佞的分野，而他诗论的核心就可以归结为去“曲”取“直”、弃伪存真的诗歌真实观。孟郊的一生矢志不渝地实践了他这一观点。当时残酷的现实是“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懊恼》），所谓“恶诗”就是没有灵魂骨气的佞人献媚邀宠的诗歌。借诗歌献媚的“诗人”个个都青云直上了，而不愿以阿谀为能事的诗人，即使写了优秀的诗篇，也仍然终身潦倒穷困。孟郊蔑视没有心肝的虚伪之徒，羞与此辈为伍。元和三年，他应河南尹郑余庆之招，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在他多难的一生中，此时要算是比较舒适的了。然而，他并不为了保全物质生活的安逸就丧失了人格，在《晚雪吟》中严正地表白：“古耳有未通，新词有潜韶。甘为酒伶摈，坐耻歌女娇！”现存五百多首诗绝大部分充分体现了他“真”和“直”的要求，是他整个人格的忠实写照。在他的诗集中，不仅写愁的诗能催人泪下，言欢的诗也能令人解颐。由于诗人言愁则柔肠寸断、情如刃伤，言欢则喜形于色、溢于言表，不符合封建时代所要求文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矜持不露的做人标准，讥者因此而称孟郊不能自致“远大”，受到“非能自持”的诟病就是很自然的了。孟郊诗中披豁天真、剖露肝胆，忧乐之情沛然从肺腑溢出，既不搔首弄姿也不矫揉造作，可谓“直”而且“真”了。“直”与“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所奉的圭臬，也是他持以评价他人诗歌的准绳。他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使他误解了屈原之死，致有不满之词，但他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始终是折服的，在《答卢仝》中说：“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他由衷地赞扬屈原在骚辞中真切地表现出的刚正无私的品德、指责权奸的勇气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直气”。他为屈原正道直行而招祸鸣不平：“昧者理芳草，蒿兰同一锄。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诬。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谟。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此志谅难保，此情竟何如。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躇。”（《湘弦怨》）孟郊还常常念起陶渊明，《过彭泽》一诗表示了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和怀念：“扬帆过彭泽，舟人讶叹息。不见种柳人，霜风空寂历。”陶诗最主要的特色是真淳，《诗品》卷中说他“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的诗歌真实地表现了他的人品和情操，是孟郊所要求的“直”和“真”的典范，这大概就是陶渊明之所以为他敬服的主要原因。◇二◇要真正了解孟郊的诗歌真实观，就绝不能不对他诗歌真实观的内涵稍作分析。他的“直”和“真”具有哪些内涵呢？概言之，就是诗人感情的真挚性和诗歌的真实性的统一。首先，它强调诗人主观感情的真挚，要求诗人“方凭指下弦，写出心中言”（《抒情因上郎中二十叔……》），认为“潜仙不足言，朗客无隐肠”（《寄卢仝》）。要求情感真挚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易经》中就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命题，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也强调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孟郊的“写出心中言”“朗客无隐肠”就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性情。”黑格尔更是认为：“抒情诗人本来一般地在倾泻自己的衷曲。”抒情诗除具备一般文学的共同特征外，还有它自身所独具的特性：一般它不是以描摹客观现实见长，而是以抒发主观情感标美。因此，抒情主体情感的真挚性就成了一首诗是否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关键。诚如孟郊所言，“贤与伪见于文章”。假如一个诗人在诗中“心气”作伪，“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他的诗必然只能是为孟郊所疾恶的“恶诗”。因此，他十分痛恨用诗来玩弄“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的虚伪情感（《择友》），认为应该喜则大笑，悲则大叫。与韩愈的“不平则鸣”相应，他主张无拘束地抒发个人的抑郁之情：“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晚雪吟》）韩愈送他的那篇著名序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命题，但他的“不平不但指愤郁，也包括乐在内”。在孟郊眼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人心不正、烽火不绝的衰代，自己又困顿穷饿，所以他更鲜明地提出了“奏尽郁抑谣”的主张。他称自己“一生空鷕气”（《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幽竹啸鬼神，楚铁生虬龙。忠生多异感，运郁由邪衷”（《秋怀十五首》之十），因而要通过自己坎坷的道路，鸣胸中和时代的不平。当时一个姓郭的朋友对他说“俗窄难尔容”，好心地劝他以后“少吟诗”，他回答说因胸中“烦恼不可欺”，“从他笑为矫，矫善亦可宗”（《劝善吟》）。他对众人的讥笑嘲讽不屑一顾（《懊恼》），在《答卢仝》中说“烦君前致词，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声缘凤凰。凤兮何当来，消我孤直疮”。为了讨好要贵、迎合世俗而把自己内心的悲痛、抑郁和不平掩饰起来，像“歌女”、优伶一样强颜承欢买笑（见前），这不是一个有骨气的正直诗人所当为。“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赠崔纯亮》）像项羽、贾谊这样的古代英雄志士“当其失意时”也涕泪满襟，真实地坦露自己内心的忧怨、悲伤，何况是处在“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同上）的悲愤之中的诗人呢？掩饰感情会带来诗情的虚假。他既十分仰慕又有所保留的伟大诗人屈原就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愤怒，班固《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李白也说“哀怨起骚人”。因为屈原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不幸息息相关，所以，他通过抒发个人的忧愁、怨愤和不平就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的不幸。孟郊决心以屈原为楷模，发誓将“明明胸中言，愿写为高崇”（《秋怀十五首》之十）。其次，孟郊的诗歌真实观还强调诗歌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地说，就是诗歌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和人生。他不仅仅认为“文不以质胜，则文为弃矣”（《又上养生书》），一般地强调诗歌内容的真实，而且对诗歌提出了“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的更高要求（《读张碧集》）。在抒情诗中，真挚地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与真实反映客观社会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相互排斥甚至矛盾的现象呢？这取决于抒情主体情感的崇高与低下。在情感低下、为人卑劣的诗人那里发泄个人卑污的情感就意味着对客观社会的歪曲，而在一个伟大或优秀的抒情诗人身上，忠于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忠于客观现实是统一的（完全或部分），主体的“真情”与客观的“真相”在他诗中能相互融合。抒情诗所抒发的对象——抒情主体的情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国古代文论早就进行过探讨，并且有的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从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到锺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直到刘勰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都一致认为自然界的四时交迭、万物纷纭和人生的休戚别离是诗人动情的原因，孟郊则进一步强调时代的盛衰变化、政治的治乱兴亡对诗人情感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由于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不只是个体心灵的产物，更是时代与政治的温度计，所以，他提出诗歌应该继承“风雅”传统，通过情感抒发来反映社会和人生。他在《读张碧集》中写道：“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唐才子传》说张碧对李白倾慕到连名字都要模仿着太白。他的诗散佚严重，《全唐诗》中仅存十六首，现在难窥全豹。在现存的诗篇中，除《农父》一首外，几乎没有一首当得起孟郊这一推崇备至的评价。从孟郊对张碧评价的内容看，他肯定的无疑是《农父》那一类诗歌，而绝非他的另外那些仅学到了李白的“一杯一咏，必见清风”的闲适之作。从“下笔证兴亡”这一要求出发，他高扬“风雅”传统和建安风骨，随着李白、杜甫、元结等诗人的相继谢世，大历后的诗坛一片寂寥，诗人的注意力从社会的大千世界移向了个人的狭小天地，诗歌几乎成了送往迎来、歌筵酒席和吟花弄月的消遣品。和稍晚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痛恨诗崩坏”一样，孟郊面对诗坛的状况发出了“自悲风雅老”（《自惜》）的喟叹，立志要起而振之，使诗歌重新走上面向社会和人生这一道路。现实风云的激荡使他们激动不已，他满怀信心地说要“独立占古风”（《送卢虔端公守复州》），写出“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送友人》）来，他十分推崇建安诗歌，在《赠竟陵卢使君虔别》中，为能读到卢虔充满现实内容、具有建安风骨的诗歌深感欣喜，高兴地称赞卢虔诗歌：“顿得竟陵守，时闻建安吟。”又在《上包祭洒》中称赞包祭洒的诗说：“琼音独听时，尘韵固不同。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时闻五君咏，再举七子风。”陈子昂、李白、杜甫和元结都以建安诗歌为效法的榜样，这是由于建安诗人在天下分崩、血流漂杵的年代没有像大历时的诗人那样，远离时代的旋涡去写作闲适宁静、寂寞冷落的纤弱诗歌，恰恰相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反而使他们的诗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从“下笔证兴亡”这一要求出发，和韩愈一样，孟郊坚定地捍卫了李白和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因诗坛的沉寂而时常叹惋“可惜李杜死”（《戏赠无本二首》之一），可见他对李、杜的崇敬和服膺。时人还没有真正认识李、杜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对他们的光辉诗篇多所贬抑。就是稍后以“惟歌生民病”自励的诗人白居易对李、杜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作了大可商榷的评价：“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而已。孟郊在《懊恼》中不无懊恼地说：“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抱山冷殑殑，终日悲颜颜。好诗更相嫉，剑戟生牙关。前贤死已久，犹在咀嚼间。”李白死于宝应元年，杜甫死于大历五年，距孟郊作此诗时已几十年了，所以诗称“前贤死已久”。这首诗当然不能说是针对白居易而发的，不过联系韩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看，孟郊该诗绝非泛泛之词，当时确有一股诋毁李、杜的歪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孟郊的“下笔证兴亡”二者的主张如此相似，为什么在对李、杜评价上二人又相差如此之远呢？看来把孟郊与白居易对诗歌真实性的主张作一比较，对于进一步弄清孟郊诗歌真实观的特征也许不是多余的。白居易给诗歌下过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它标志着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所把握的深度。白居易既然认识到了情为诗之根，李白的诗歌都是他感情的真挚流露，他为什么还对他的诗歌多有微词呢？霍松林的《“根情、苗华、华声、实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定义》一文揭开了个中秘密：“白居易所说的‘根情’的‘情’指的是‘系于政’的‘民情’，从这样的‘情’根上结出‘风雅比兴’之‘实’，也是自明之理。”白居易论述情的地方很多，在《与元九书》中指出：“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诗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采诗官》也说：“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这说明霍对“根情”的“情”的解释是可靠的。白居易认为诗歌主要应该传达的是物情而不是诗人的个人感情，他更多地注意到了诗人之情与人民之情的区别而忽略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李白的诗恰恰是以抒发自己的情怀为主，所以在白居易那里就只能得到“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的评价。他固然也认识到了“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成于歌诗矣”的道理，但他把这种“有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者”称为感伤诗或闲适诗，这类诗虽为“时之所重”，但为他自己所“轻”，宜乎李、杜那些言情、言病、言悲的诗不为他所看重了。特别是他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就是要“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针对某一客观事物而作，并且做到“核实”，即与具体事实相符才算是有现实内容，才算是达到了真的要求。持此以绳，杜甫也只有三四十首才合格，至于李白那些抒发个人豪放或愤激之情的诗歌，压根儿就没有落实于一时一事，与白居易关于诗歌真实性的要求就离得更远了。孟郊则认为，“天地人胸臆”（《赠郑夫子鲂》），令人感激奋发，诗人将这些为现实所激起的诗情真而非伪地抒发出来，就能起到“下笔证兴亡”的作用。由于诗人的“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诗人将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时代精神表现在诗中，人们通过这种物化了的感情，就可以观察到时代的治乱兴亡。孟郊“下笔证兴亡”的“证”是对孔子“诗可以观”说的肯定。“孔子认为诗可以‘观’并不是强调诗可以对于某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详尽描写，而是强调去‘观’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社会国家的人们的道德感情和心理状态。”如果诗歌仅仅去描写外部的诸般事件、记录制度的各种变迁，而不去抒写诗人自己为时代所决定的情感、心理的丰富复杂性和细微特征，那么诗歌就不能反映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下笔证兴亡”也就不可能实现了。白居易显然忽略了抒情诗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它能在更丰富的程度上把抒情主体的内心生活及客观存在的特殊细节都统摄于情感和精神的形式中。它“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实在面貌，而是事物的实际情况对主体心情的影响，即内心的经历和对所观照的内心活动的感想”。这个严重的疏忽使他在强调诗歌的内容时走向了要求诗歌“一吟悲一事”的极端。上面的分析使人们明白了：白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孟的“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是两个同中有异的命题。强调诗歌要反映时代的兴衰是其所同，但在反映的真实标准和反映的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孟郊强调的是直抒胸臆，重在忠实于抒情主体内在情感的真挚抒发，诗人“下笔证兴亡”的社会作用是通过抒真情来实现的；白居易强调的是直写时事，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和弊端，重在忠实于外在的现实，诗歌“补察时政”的作用是通过对一时一事的揭发来完成的。◇三◇只要我们不斤斤计较他关于诗歌真实性论述那散漫的外部形态，从内在的逻辑上看，他对诗歌真的内涵作了具体而比较深刻的规定，而且还从艺术手段上指出了达到真的途径。相应于他诗歌真实性内涵所规定的诗人情感的真挚性与诗歌内容的真实性，求真的途径必然要创作主体人格的诚实高尚和诗歌表现手段的精巧入微。一方面，要诗情真挚而不虚伪，诗人的人格就得诚实和高尚，或者说，只有诗人人格的诚实才能确保诗歌情感的肫挚。即使处于人生旅途中十分失意的时候，他仍然坚定地回答自己的朋友说：松柏死不变，千年色青青。志士贫更坚，守道无异营，每弹潇湘瑟，独抱风波声。中有失意吟，知者泪满缨。何以报知者，永存坚与贞。——《答郭郎中》他在《上张徐州》中向上司表白：“顾已诚拙讷，干名已蹉跎。……一不改方圆，破质为琢磨。”他谈到一个诗人应保持操守的地方很多：“愿存坚贞节，勿为霜霰欺。”（《答友人》）“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赠韩郎中愈》）“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赠崔纯亮》）他一生憎恨庸俗和圆滑，主张诗人应该具有爱憎分明的精神和独立不移的品质，在《哭李观》中他沉痛地说：“我有出俗韵，劳君疾恶肠。知音既已矣，微言谁能彰。”他明明知道“万俗皆走圆”，可他自己仍然坚持“一身犹学方”。（《上达奚舍人》）即使在登科后“高歌摇春风，醉舞摧花枝”（《同年春晏》）的时刻，在人生道路上短暂的顺境中，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同上）。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孟郊创作中能做到“诗从肺腑出”，是他诚挚的人格在艺术的反映。另一方面，要使诗歌能起到“下笔证兴亡”的作用，也就是要能真实反映时代的精神，在艺术上就必须达到“文章得其微”（《赠郑夫子鲂》）的高度：要能通过对对象外在审美特征的把握，进而深刻地认识并准确地反映出对象所包含的内在意蕴，并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也即刘勰所谓“拟容取心”，必须指出的是，取“直”去“曲”是就孟郊对情感的抒发态度而言，绝非他对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要求，在抒情态度上他强调朗言无隐，在表现技巧上却力求曲达幽微。细分析起来，“文章得其微”包括如下几个层次：（一）要求诗人对对象细致入微地考察。孟郊多次指出体验生活的重要性，他自己常“一步复一步，出行千里幽。为取山水意，故作寂寞游”（《游枋口二首》之一），“赏异忽已远。探奇诚淹留”（《越中山水》）。仅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是不可能有什么收获的，因为“乃知寻常鉴，照影不照神”（《献汉南樊尚书》），只有像“破松见贞心，裂竹看直文”（《章仇将军良弃功守贫》）般地深入观察，进行“扣寂兼探真”（《与二三友秋宵会话清上人院》）的活动，才既能把握对象的感性形态特征，又能体会出蕴含于其中的精微妙理。这样，诗人就可能对所表现的对象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体验，并能引起自己内在情感的共鸣。（二）在深入观察和深刻体验的基础上再进行严格的取舍和巧妙的构思，即“物象由我裁”（《赠郑夫子鲂》）。诗歌是一种最精粹的文学体裁，诗中任何游离、浮泛的意象都会使诗归于失败，客观世界万象纷纭，不是每一对象都能打动诗人，诗人也不能对任何物象都有同样程度的深刻体验，因而进入诗中的意象就应该是经过严格筛滤后最能表达情思的。这种取舍剪裁的过程就是黑格尔所谓替“内心世界找到一种适合的外在显现”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孟郊和白居易的看法又相左了。白主张反映现实的诗歌应该“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深信也”。他的本意是要使诗歌起到警世的作用，可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自身的艺术特性，将诗等同于历史实录，没有注意到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加工，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何况真正的诗歌与某一具体的事件、物象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核而实”，进入诗中的事件、物象总带有诗人的情感和倾向，在诗中绝不可能出现科学意义上的那种客观实在性，诗中的任何事件或物象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变形或变意的特点。相比之下，孟郊的“物象由我裁”更符合诗歌艺术的特征。陆游说：“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显然是孟郊“物象由我裁”的发挥。胡应麟同样认为诗歌创作在“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三）要达到“文章得其微”，诗歌语言就必须奇崛而不平庸、雅正而不艳俗、简净而不芜杂。他认为只有“章句作雅正”才能“江山亦鲜明”（《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创作应“业峻谢烦芜，文高追古昔”（《游韦七洞庭别业》），因而他常称赞别人的诗歌“吟哦无滓韵，言语多古肠”（《吊卢殷十首》之七）。他鄙薄语言华靡无力的徐陵、庾信，盛赞“骨气奇高”的曹植和“真骨凌霜”的刘桢：“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赠苏州韦郎中使君》）他在《夜忧》中呼吁“何当再霖雨，洗濯生华鲜”，他理想的诗歌语言是“素质如削玉，清词若倾河”（《送别崔寅亮下第》）。削去繁华、汰尽烦靡的结果就是他所自负的“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二首》之一）。他又强调诗歌语言要“铿奇”（《奉同朝贤送新罗使》），要“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应该达到“入深得奇趣”（《石淙》）的要求。这又与白居易“不务文字奇”的主张相违。不过，他一方面要求诗语奇巧工新，一方面又要求大巧若朴，必须“高意合天制，自然状无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孟郊关于诗歌语言的主张也有其局限性，就是片面要求语言的“古雅”而看不到格律的形成是诗歌发展中的一种进步（见《送卢虔端公守复州》），导致他一味推崇古拙拗峭，有时不注意音调的和谐，使少数诗歌流于佶屈聱牙，在他诗集中简直找不到像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那样圆润流动的作品。最后，他强调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是“文章得其微”的重要保证，因此，在诗歌的文字表达过程中应该“苦吟”。他曾自述创作情形说：“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唯有苦吟才能通幽达微，唯有苦吟才能得其“真奥”。朱熹说：“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朱熹这句颇为不敬的话除去前面不合乎实际的一半，后半句倒是卓有见地地道出了孟郊深虑覃思的特点。对孟郊的“苦吟”说后来虽有人深致不满，可是持苦吟说者和苦吟诗人代不乏人。唐代孟郊的崇拜者贾岛就是以苦吟闻名的。南宋词人姜白石说：“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直到清代的袁枚还认为：“疾行善步，两不能全。暴长之物，其亡忽焉。……唯精之思，屈曲超迈。”兴到之语、率尔而成之作，往往因艺术上显得粗糙，像“暴长之物”一样生命力不强。不过，孟郊并不一概反对妙手天成的“万有随手奔”（《戏赠无本二首》之二）式的创作，他赞扬宋玉和李白说：“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赠郑夫子鲂》）“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看来，孟郊是主张“苦吟”与出口成诵要根据各人创作特点而唯才所安，只是为了矫正浮浅卑俗之病，他才更强调不懈的深思和不断的苦吟。◇四◇当我们匆匆浏览了一遍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后，还得追溯一下他这种认识形成的渊源。任何一种观点的形成“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孟郊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只要把他的《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诗的序文与《毛诗序》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孟郊诗歌的真实观与儒家诗学的承继关系。《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孟郊也认为：“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二者在诗与政合这一点上灵犀相通。不过，同时他又说过“至乐无宫徵，至声遗讴歌”（《上张徐州》），此论自然容易使人想起《老子》的“大音希声”来，可见老庄思想对他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易经·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与《庄子·渔父》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该说同是孟郊真实观中情感真挚说的嚆矢。孟郊的“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的抒发忧愤的主张更是孔子“诗可以怨”和司马迁“发愤”说的发展。分析孟郊诗歌真实观形成的原因，如果只注意先秦两汉儒道两家给予他的影响，而不提他的同乡前辈“诗僧”皎然，那就像一个遗传学家只知道隐性遗传而不知道显性遗传一样的荒唐。皎然俗姓谢，《唐才子传》称他是谢灵运的十世孙，约开元八年生于湖州，卒于贞元间，长孟郊三十多岁。孟郊五十八岁时在洛阳有《送陆畅归湖州因凭吊故人皎然塔陆羽坟》：“渺渺霅寺前，白萍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孤咏玉凄恻，远思景蒙笼。杼山砖塔禅，竟陵广宵翁。绕彼草木声，仿佛闻余聪。因君寄数句，遍为书其丛。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诗中提到的“竟陵翁”陆羽，以嗜茶和著《茶经》赢得身后的令名，然存诗既少又无诗论流传，本文就略而不论了。皎然现存有《杼山集》和《诗式》等著作。从孟郊的“追吟当时说”诗句看，他早年在故乡时曾亲受过皎然关于诗歌的指教是无疑的。孟郊的诗歌真实观中还能见到《诗式》的影响。孟郊主张诗人的情感应真而不伪，“直”而非“曲”，皎然在驳斥“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论调时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孟郊尚奇尚险，《诗式·诗有六至》的前二至是“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孟郊在行将就木时写的《送淡公十二首》之八中回忆说：“江南寺中邑，平地生胜山。开元吴语僧，律韵高且闲。妙乐溪岸平，桂榜复往还。……风味我遥忆，新奇师独攀。”由此可见“新奇”是皎然诗论和诗歌的一大特点，而深得“新奇”之秘的正是孟郊。但孟郊并不是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一下前人的议论，而是创造性地从前人已有的认识出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关于诗歌真实性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真实性的强调比他的前辈更为具体明确上，也能从他丰富了诗歌真实观内涵的理论贡献中得到说明。强调情真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皎然也只是强调要“直于情性”，孟郊不只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点，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下笔证兴亡”的命题，就是说他既主张诗人情感的真挚性又强调反映客观社会的真实性，使真情和真相得到统一，这就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真实思想的内容。他诗歌真实观的形成借鉴了前人的认识成果，但它形成的真正根源却深藏在孟郊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里，从本质上看，它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产物。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藩镇割据和内忧外患使统治阶级对自己的统治丧失了信心。于是，统治阶级撕去了遮在残酷统治上面的伪装，踢开了有碍自己贪欲实现的封建伦理观念中一切积极的方面。人与人之间只有奸诈和欺凌，缺乏信任、坦率和真诚。孟郊对这种现象曾予以深刻的揭露：“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若是效真人，坚心如铁石。不谄亦不欺，不奢复不溺。”（《择友》）他憎恶上层社会的奸伪和世态的炎凉，想改变而无力，想逃避又不能。这样，在他诗中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对真朴的渴求和赞美：潜歌归去来，事外风景真。——《长安羁旅行》本末一相返，漂浮不还真。——《隐士》对君何所得，归去觉情真。——《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众木尽摇落，始见竹色真。——《献汉南樊尚书》人朴情虑肃，境闲视听空。——《蓝溪元居士草堂》他甚至向往传说中古代那种原始的真朴生活，由于他认为“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所以他提出要保持古人的操守：“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秋怀十五首》之十四）劝人们回到古代虽未免迂阔，但用真朴来对抗社会现实的虚伪倒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对社会要求风俗淳厚，对个人要求诚实无欺，必然导向对诗歌要求“直”与“真”。孟郊诗歌真实观内容的时代特征也极为鲜明。他登上诗坛的时候，人们已逐渐从皎然那时对战乱的惊愕、恐惧中清醒过来，社会经济由乱后的萧条慢慢走向繁荣，诗人们不再像大历的诗人那样逃避社会，他们有勇气面对现实，为社会的统一和中兴创造条件。孟郊“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这种颇有生气的精神面貌就是当时时代的一种折光。因此，他的诗歌真实观比他的前辈皎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他也不像大历诗人、诗论家那样只注意诗人主观世界高情远韵的抒发，而是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强调个人感情与时代精神的联系，真挚地抒发个人与时代相通的悲愤忧伤之情，特别是他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它虽与稍后元、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相同，但又没有像他们那样把诗歌的功利目的强调到极端。从时间上看，它结束了大历前后所流行的抒发个人幽情孤绪的消极主张，成为元和时期要求诗歌积极反映现实的先声，是大历到元和之间的中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经过韩愈的发挥和丰富，他对诗之真的认识就成了韩孟诗派的理论基础。
德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2021-11-2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