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信息、猜想与反驳
禾在宇
一、前言
《春柳堂诗稿》（以下简称《诗稿》）因其中有写及曹雪芹、曹梦阮的诗而备受世人瞩目，研究者众，研究文章堪称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究其实质，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宜泉是谁？把研究定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我们已经先入为主的预设了一个结论，即有一个叫宜泉的人，不论他生活在哪个时代，不论他是不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朋友，他写了《诗稿》，是《诗稿》的唯一作者。我们的坚持与反对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诗稿》诗词的解读也是如此。对其中诗词有过研究的学者遑论赞成与质疑皆循此径。他们认为《诗稿》是一个完备的整体，有清晰的逻辑脉络，甚至以为有一条时间主线贯穿始终。有此成见他们都对《诗稿》体现出的人物身份错位，人物心态迥异，人生立场多变的混乱之处视而不见，以为这正表现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丰富与成长，他们的对立只在于以一个时代反对另一个时代，而对文本本身的矛盾不置一词不发一语，甚至有对关键性证据选择集体沉默之嫌。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时代除了对立还可以兼容，就看你怎么理解《诗稿》的编成。正视矛盾，正本溯源，笔者不揣鄙陋，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故得以发现《诗稿》中蕴含的信息丰富而惊人。这些信息推翻了我们赖以立论的基础，即宜泉写了《诗稿》，是《诗稿》的唯一作者这一先入为主的结论。信息向我们展示了《诗稿》构成的复杂性，它虽以个人专集之名刊行，其中有张兴廉宜泉的诗作，但《诗稿》诗作绝非一人完成，其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最长有可能在三百年以上。这昭示着“宜泉是谁？”这一问题的终结。今后我们将要回答的应该是“作者都有谁？”、“诗写了啥？”、“何以会如此？”这样的问题。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梳理出来《诗稿》与曹雪芹的真实关系，也才能确定《诗稿》记录的信息是否可以作为证明曹雪芹身世的确凿证据。本文即是在对《诗稿》诗词初步研究后，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尝试，不足之处恳请指教。
为方便研究，使读者诸君能快捷比对，本文将《诗稿》诗词进行了编号。《诗稿》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诗稿》录有五言排律43首，五言近体诗86首，七言近体诗67首，共计196首诗。编号原则为：五言排律因多为八韵故以8开头，五言近体诗以5开头，七言近体诗以7开头，后面是顺序号，横杠后面是诗词诗题所在的页码。比如704-089，是说七言近体诗的第四首《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一诗，该诗诗题在第89页上。以下引用《诗稿》中诗词皆如此，不再单独注明。
二、《春柳堂诗稿》的情况
1、《诗稿》影印本的底本藏于原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据王利器说此本应为杨钟羲旧藏，由其介绍杨氏后人卖给了国务院文化艺术局。但是此藏本无任何与杨钟羲有关的信息。杨钟羲名号甚多，藏书章也有多个，诸如“留垞”“芷晴审定”“芷晴考藏”“俨山簃”等，这个藏本没有杨氏藏书章，却有恩华的 “詠春所收” 藏书章。是不是因为杨钟羲的名头大而胡诌出来奇货可居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据王先生介绍这些书本来是杨氏后人要卖给他的，他也有能力收购但是他没要，后由他介绍给郑振铎收于国库。他是在杨家清点这批书时发现了《诗稿》的。【见王利器：《楼外寻梦记》，《文汇月刊》1982年第8期。】但杨氏藏书却无杨氏钤章，这是不是很奇怪呢？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可这的确为《诗稿》造假论提供了证据，此《诗稿》是否曾经杨钟羲收藏应打个问号。
2、吴恩裕在其所著《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的《懋斋诗抄稿本考》一文中说：
1954年…….竟然在写《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已故）家里发现大批乾、嘉之际的满洲人著作，其中还有许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等都在内。全部书籍二千八百余册，都由郑振铎先生见嘱代洽售与文化部，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如果这与王利器说的不是同一本，则北图至少藏有两本《诗稿》，那这另外一本哪里去了？如是同一本因其上有恩华藏章，我们只能说是王利器记错了，影印底本《诗稿》出自恩华与杨钟羲无关。
3、通过古籍普查登记查询可知《诗稿》除在国图外，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各有一藏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有一本，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有两本，因此暂知总共有七本存世。
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的两本《诗稿》，黄一农先生亲自验看过。其一封面贴有墨笔浮签，记曰：“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乙本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不选，华注。”【见上图。黄一农：《二重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428页】这是黄一农先生的识读。此注有两点值得讨论。首先，其中“不选”二字与“实无可选”之“选”和“汰去不录”之“不”写法明显有区别，字体大小也不协调，应可判定为两人所书。其次，黄先生识读为“乙本”之“乙”字当可商榷。愚以为此“乙”应识读为“七”。 识读为“乙本”与下面的话没有有效联系，实在不明其有何指。如果“乙本”是为藏书做的编号，能说明此人不止藏有一本《诗稿》，但同样是《诗稿》你总不能说编号甲本的就可选，乙本就无可选吧？除非《诗稿》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又差别很大，则“乙本”说法或可成立。但现在并未发现《诗稿》其他版本存在。识读为“七”是说此人应该藏有七本《诗稿》，所以标注为“七本”，后文的“实无可选”是针对《诗稿》本身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藏有七本《诗稿》，但《诗稿》中诗词水平太低，竟然选不出一首像样的，所以我不准备将《诗稿》录入我编辑的书中。明乎此，此浮签则应分识成两个注。某华注曰：“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七本。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华注”。某第二人注曰：“不选”。这样可能更为合理。
5、“华注”之“华”是不是恩华，只能猜测，没有定论。但恩华的确是自称“华”的，在《八旗艺文编目·跋》中他说自己“华之读书鲜，见闻隘”可资佐证。中科院藏本如也是恩华所藏，基本就可以判定“华注”之“华”是恩华，而恩华确曾收藏有多本《诗稿》，这能反证“七本”的识读是正确的。笔者就此曾向有关图书馆发邮件咨询，但没有得到回复。在此希望有能力者能担此任务，将此问题厘清。
6、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中科院的藏本才是王利器所说的杨钟羲藏本，而此本是恩华送给杨钟羲的，故有其“华注”贴条。杨、恩二人交谊匪浅，恩华在《八旗艺文编目·例言·第七条》中说：“杨子勤先生代定名《八旗艺文编目》。”恩华把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的定名权交给了杨钟羲，可见对其敬重，互赠藏书是在正常不过的了。那么这个“不选”之注就可能是杨钟羲所作，他可能认为《诗稿》没有可以选入《雪桥诗话》的内容。真相如何有待来者。
三、《诗稿》信息可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
1、关于张宜泉：
（1）、《诗稿》贵贤序有“宜泉先生久轻轩冕”、“张子介卿持伊先大父遗稿”之句；延茂序有“宜泉隐下僚”、“先生嫡孙张子介卿”之句，故断此人为张宜泉。
（2）、为《诗稿》作序、跋及刊印者贵贤、延茂、济澄、德贵皆为八旗满人或汉军，因此推测此张宜泉亦应为八旗满人或汉军的可能性很大。
（3）、通过《诗稿》自序可知其人有“家门不幸”之事，故“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
（4）、嘉庆、道光年间出版的八旗或汉人诗文总集皆无其踪影。特别是收入了自清初直至嘉庆初年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534位诗人的诗作共6000余首的《熙朝雅颂集》亦无其踪影。如若他是主要活动于乾隆朝的人物，这就与《诗稿》所表现出来的他交友广泛、唱和繁多的现象是有矛盾的。
2、关于兴廉宜泉：
（1）、关于兴廉的经历，张书才先生总结的最为简洁明了，特录如下：
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姓氏未详。内务府包衣汉人，隶镶黄旗包衣汉军（或称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旗籍，祖籍（先祖归旗前的原籍——户籍所在地）辽东铁岭。嘉庆五年（1800）出生，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文举人；道光十年前后考取笔贴式，十七年充玉牒馆清书誊录，“告成议叙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三年初选授福建邵武府光泽县知县，十月初十日抵任，旋以“赴任违限五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后经查明迟延原由，免降调，留省另行补用；道光二十八年由署漳平县知县补授侯官县知县，旋因“神光寺事件”革职，留省效力；咸丰八年（1858）补授台湾府鹿港同知，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享年六十六岁。【张书才：《此兴廉不是彼宜泉——<春柳堂诗稿>释疑之一》，《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
（2）、兴廉道光二十三年（1843）初选授福建光泽知县赴任违限，其原因张书才引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奏请以署漳平县知县兴廉补授侯官县知县折”已考清楚，“嗣查该员赴任迟延，系因留省查看及调办闱差所至”。【《宫中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第467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参见张书才《此兴廉不是彼宜泉——<春柳堂诗稿>释疑之一》（《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本人未阅原档，全部采用张书才所引录文字。】此点最为紧要，故特录出。
（3）、关于兴廉姓氏，文献多不记录。唯有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七《跋兴宜泉司马摹富春山图册》里说：
富春山图册，周芸皋观察凯所作也，旧存兴宜泉司马处，余爱玩赞叹，司马遂备临以赠，于原册形似兼神似，不仅优孟衣冠也。司马戴姓，名兴廉，汉军孝廉，官侯官县令，迁台湾理事司同知。工填词，善度曲，绘画特其馀技。与余同官闽峤，相视莫逆，今判袂已十七稔矣，天涯海角，鳞羽罕通。回忆当时酒阑灯炧，带醉酣歌，赏心读画，如前日事，此乐已杳不可得。展册重阅，为之怃然。【[清]李佐贤：《跋兴宜泉司马摹富春山图册》，《石泉书屋类稿》卷七，第21叶，同治十年（1871）刻本。】
李佐贤(1807—1876年)，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县左家庄人。关于“司马戴姓，名兴廉”网上曾有讨论认为断句应为“司马戴姓名兴廉”，“戴”取其字意“增益”引申为“加于上”。则“司马戴姓名兴廉”就可以理解为“司马冠（举）姓后名字叫兴廉”。认为他姓“兴”而不是姓“戴”。但“戴”字其他文献均未见有如此用法，故不取。仍以其姓戴为是。如其真以“兴”为姓，李佐贤完全可以有更明确的文字加以运用，如用“冠姓”一词，何必用“戴姓”一词来表达以造成歧义？李文中又说与之“同官闽峤，相视莫逆”，他总不会连兴廉的姓氏都搞错了吧？因此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是：兴廉姓戴。
3、张宜泉与兴廉宜泉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1）、把张宜泉与兴廉宜泉联系起来的是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以下简称《编目》）一书。它记载《诗稿》为汉军兴廉著。也就是说他认为兴廉是张兴廉，和张宜泉为同一人。这是目前仅见的把张宜泉与兴廉宜泉联系起来的记录，有唯一性。当然这也就是说：兴廉姓张。
（2）、有一个误解需要加以澄清。此误解欧阳键、樊志斌等先生均曾指出过，在此予以强调一下。世人多以为首先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杨钟羲，恩华是沿袭了杨氏的说法，其实这是误读王利器先生的文章所致。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说：
据蒙古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一八一九）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关于兴廉的简单介绍，是本之于杨钟羲。杨钟羲的《白山词介》卷三写道：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官侯官令，升鹿港同知，工画。【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1期，1955年7月3日。】
王文所引杨钟羲的《白山词介》根本没有提到过《诗稿》，它只介绍了兴廉。而且王先生有何证据说恩华关于兴廉的介绍来自于杨钟羲，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他引入杨钟羲可能是杨钟羲比恩华更有名望，因此他的介绍人们更愿意相信吧。王先生动机何在，我们不必过多揣测，但他如此行文却的确为后人理解造成了混乱。现在应该明确，将《诗稿》与兴廉相联系的是恩华而不是杨钟羲，虽然他很可能参与其中，甚至是始作俑者，但毕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4、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外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的内在逻辑：
反对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学者多对恩华的说法不屑一顾，但他们也都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来举证，他们只有一句话：恩华就是不可信！这样带有情绪化失去客观性的研究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有学者认可恩华《编目》的记录，认为是真实可信的，但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恩华《编目》的证明其实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
（1）、国图藏本《诗稿》有恩华“詠春所收”藏书章，它恭恭敬敬的盖在了《诗稿》正文第一页宜泉先生著五字的右边，印的底边与“著”字的底边完美的在一条直线上，看起来整齐而美观。这说明恩华对其收藏的《诗稿》是重视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大概率是读了《诗稿》的。而如果上面分析的“华注”被证实确为恩华所“注”，那就可以肯定他是读了《诗稿》的，否则他是如何得出实无可选的结论呢？既然他读了《诗稿》，那么不论他认为《诗稿》的诗词水平如何，他都应该了解《诗稿》里有一个曹雪芹。还有三个和曹霑很像的曹（上雨下沽，见下图。字典里没有这个字，因此打不出来，应是一个刻错了的字,一般认为是霑字，但也可能是别的字错刻而成的，所以以下皆用雨沽代替）。曹芹溪。
（2）、请看恩华《编目》子部稗说关于曹霑《红楼梦》的记录：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汉军曹霑著，高鹗补著。曹霑，字雪芹，又字芹圃，曹寅孙。【恩华：《八旗艺文编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他是了解《红楼梦》的，知道曹霑是曹雪芹，还知道他另有一个字是芹圃。其实即使他的书中没有记录曹雪芹，他也应该知道曹雪芹，因为民国时期曹雪芹早就名扬天下了。更何况他还记录在案，而其记录甚至能显示他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作过考证的。一般我们都说“高鹗续著”但他这里说“高鹗补著”，“补”与“续”是有不同的，如果不是作了一些研究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如何能采信“补著” 的提法而弃用“续著”的提法？以此可见他研究过《红楼梦》，熟悉曹霑、曹雪芹这些名字。
（3）、根据上文所引《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一八一九）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对兴廉是了解的，至少知道他是嘉庆己卯举人，知道他大概生活的时代，知道他大概的经历过往。并认为他就是《诗稿》署名的唯一作者张宜泉。
（4）、《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一诗，即使我们认定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它也不能构成判定时代的证据，因为这完全可以是诗作者追和前人之作。即如贺铸《青玉案》词一出，因其“梅子黄时雨”一句，百年间追和贺梅子者无数。其诗首联“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遊寄兴深。”仿佛是作者与曹雪芹亲临现场了，但也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化身曹雪芹亲临现场来还原当时的场景之意。这首诗可以不在当时、不在当场而作，作者可以和曹雪芹没有交集，不是同时的人，因此不能成为判定作者生活时代的证据，也就对恩华作出张宜泉是兴廉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这首诗的作者百分之百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后面将详加讨论。
（5）、《诗稿》515-053《怀曹芹溪》、733-105《题芹溪居士》、734-105《伤芹溪居士》可证作者与曹芹溪交往很深，确定曹芹溪就可以确定作者生活的时代。曹芹溪是谁可以对恩华的判断产生影响。
（6）、假如恩华不对曹芹溪进行考察，不关心曹芹溪是谁。说明恩华对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结论很有信心，证据充分不用再多作考证。
（7）、假如恩华对曹芹溪进行了考察，知道曹芹溪是谁，那他知道的曹芹溪一定不能是曹雪芹，因为他有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在，兴廉宜泉不可能与曹雪芹有交往，因此他知道的曹芹溪或者是支持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结论的，或者与这个结论不产生矛盾，不能否定这个结论。
（8）、最大的可能是恩华对曹芹溪进行了考察，一开始是将曹芹溪与曹雪芹相联系的,我相信大多数了解曹雪芹的读者在读到《诗稿》曹芹溪的信息时都会把他们联系起来，但恩华最后得出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证明他否定了曹芹溪与曹雪芹的联系。这表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证据的可信度要远远大于曹芹溪是曹雪芹的名号相近的不必然证据的可信度。如果坚信《诗稿》作者唯一，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与曹芹溪是曹雪芹，两个结论必取其一，不可共存。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恩华的逻辑思路。上面已经列明，恩华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也了解兴廉，知道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那么如果他读到了张宜泉《诗稿》中的曹芹溪并认为他是曹雪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如何会把《诗稿》的作者张宜泉和嘉庆己卯举人兴廉联系起来呢？他应该跟我们现代人遇到此问题时所做出的反应一样，先拿曹雪芹来确定《诗稿》作者张宜泉生活的时代，然后再对比兴廉生活的时代，进而一票否决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可能。但现实是他没有给出我们认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是给出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这个我们现在看来不合逻辑的结论。他怎么会置这么明显的矛盾于不顾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难道仅仅因为宜泉二字的重合就匆忙得出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不但逻辑上说不通，在情理上也说不通，难道他的《编目》是不作一点考证的胡编乱造之作吗？他得出此结论，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有我们现代人现在所不知道的证据。他有在他看来确定无疑的证据证明兴廉是张宜泉，所以，他才会有此结论。正因为有此确凿的证据在，他才不会拿《诗稿》中的曹雪芹来反对兴廉是张宜泉，这个证据消解了曹雪芹这个证据，因为这个证据更加有证明力、说服力，他只能采信，所以他只能否定曹芹溪是曹雪芹。这难道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吗？此种情况最能证明恩华的证据可信。
（9）、如果我们认定“华注”之“华”是恩华，我们甚至能大致还原他考证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一个过程。如 “华注”是恩华所为，恩华并没有诗选之类的著作现世，他只有一本《编目》在世，那么很自然“注”中的“选”和“录”当然指的就是“选、录”入恩华自己所编辑的《编目》中，否则这个“选”和“录”又是何指呢？我们现在知道《诗稿》是被选录入了《编目》的，此注的出现正呈现了恩华起先原不打算将《诗稿》选入《编目》，后又改变看法决定选入的经过。恩华先读了《诗稿》序文，知道作者是张宜泉，但他不知张宜泉是何许人也，又因《诗稿》将五言八韵的试帖诗编辑在前，他在粗读之下当然以为这些都是试帖诗的水平。在清末民初科举已被彻底搞臭的情况下，与科举有关联的一切肯定不被重视，尽管恩华本身是个进士。而试帖诗又是有些文人本来就羞于启齿，愧于谈论的，并且也与其《编目》所冠书名“艺文”不符，因此他认为《诗稿》“实无可选”“拟汰去不录”入《编目》中，并写了“华注”一条。而后因某种机缘巧合他考证出张宜泉原来就是兴廉宜泉，而兴廉宜泉工诗词、能画、善倚声在八旗文人中并非无名之辈，他细读之下发现《诗稿》除了试帖诗还是有一些感时伤怀之作的，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选录。这个先汰去后录入的过程也说明恩华编辑《编目》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他在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问题上是小心谨慎的，是掌握了确实证据才作出的，不是一句“不可信”就能轻易否定掉的。
（10）、吴纪新在《八旗艺文编目·前言》中曾统计该书共录有1034位作者，其中有146人为恩华所不了解，故注明为俟考。这说明恩华对自己不知道的作者落笔是严谨的，不会无端地胡说八道，他有什么理由单对张宜泉妄下评判呢？
（11）、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恩华的朋友圈是如何与张子介卿的朋友圈交织在一起的。为恩华《编目》定名的杨钟羲称宗室爱新觉罗·盛昱为表兄，两人亦师亦友，盛昱编撰的《八旗文经》杨钟羲即参与其中。盛昱是宗室乡试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第一名解元【[清]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1页】。他与缪荃孙、沈曾植称谈故三友，缪荃孙是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据万维百科贵贤是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乡试举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贵贤大概率参加的是顺天乡试，所以盛昱与贵贤是同年，同拜在倭仁门下【《清秘述闻三种》722页】。若贵贤不是参加的顺天乡试，那也没有问题盛昱的密友缪荃孙与贵贤同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铁定是同年，是年其中一位主考官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清秘述闻三种》741页】，故二人同拜在崇绮门下。倭仁、崇绮与恩华同是蒙古八旗人，又应为恩华所熟知，因为年纪关系恩华不可能结交倭仁但认识崇绮还是有可能的。《八旗文经》的序文是张之洞所作，张之洞曾保举盛昱与杨钟羲。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探花，为恩华《编目》写序的宗室爱新觉罗·宝熙之父奎润亦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延茂也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故三人是同年。其中奎润与潘祖荫、翁同龢又是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顺天乡试主考官【《清秘述闻三种》760页】，而杨钟羲是此年举人，故奎润与潘祖荫、翁同龢又是杨钟羲的座师。而潘祖荫还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会试主考官之一【《清秘述闻三种》762页】，杨钟羲是此年进士，故潘祖荫是杨钟羲的双重座师。潘祖荫、陈介祺、李佐贤是共同的金石爱好者，互有研究心得的频繁交流，而此李佐贤正是兴廉的至交。根据万维百科济澂是光绪元年（1875）乙亥科举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如果济澂参加的是顺天乡试，这一年的其中一个主考官是崇绮【《清秘述闻三种》735页】，所以济澂与缪荃孙、贵贤同为崇绮门下。如其不是参加的顺天乡试，那他是光绪九年（1883）进士，这一年的一个主考官是张之万【《清秘述闻三种》760页】，所以他是张之万的门人，而张之万是张之洞的堂兄。两个朋友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纠缠在一起了，根据这个网络恩华如果想了解张宜泉、兴廉的底细很难吗？他用得着忽悠吗？现在你还要不负责任地说恩华的记录是胡说吗？我们现在揭示的仅仅是借助了一部《清秘述闻三种》在网上随便一查的结果，如果象黄一农院士那样作e考据，盛昱、杨钟羲、潘祖荫、恩华、奎润、宝熙、张之洞、张之万一定会与张子介卿、贵贤、延茂、济澄、德贵、兴廉、李佐贤更加深度地交织在一起。与其用e考据去强拉硬配得出一个虚妄的无可证明的张宜泉、曹雪芹的朋友圈，不如作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看看恩华一干人是怎样真实的与张子介卿一干人产生可靠而密切的联系的。盛昱、杨钟羲、恩华都热衷于旗人八卦，一生致力于为旗人艺文扬名，他们有此能力更有此资源，他们是将八卦当作事业来做的，是严肃认真地做事的人，他们的记录是可信的。据此我们要问一问那些否定恩华的人，你们的底气何来？证据何在？现在天平已经向支持恩华的一方倾斜，是该让否定者拿出反证的时刻了，如果没有还是乖乖地承认恩华的记录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说恩华的《编目》证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它是严肃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在没有实质性证据推翻它之前，是可以采信的。恩华必须先否定曹芹溪是曹雪芹，化解掉曹雪芹与兴廉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结论，而他得出了这个结论，说明他确实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掌握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的实质证据，从而否定了张宜泉可能生活在曹雪芹时代的直观认识，恩华的《编目》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提供了外在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外证。
5、《诗稿》诗词信息内证此宜泉正是彼兴廉的外在分析：
（1）、《诗稿》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有句曰：“名廉仲子操犹狭”。 此句用《孟子·滕文公下》陈仲子之典来说明他离母在外，下一句用匡章说他离开父亲。陈仲子，孟子已经定性他不廉，朱熹、范祖禹更斥之为：“无亲戚君臣上下，是无人伦也，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和自身有某种巧合，恐怕不会轻易拿来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此处应该是一语双关，既是说的陈仲子，又是说的自己名廉排行老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人名廉，或名某廉或名廉某，如果认为《诗稿》作者唯一，则根据序、跋其人又有字或号是宜泉。这当然也就与名兴廉字宜泉的鹿港同知产生了联系。当然若坚持原典原用，不认为作者名廉也没关系，请继续看以下的证据。
（2）、《诗稿》有五言排律43首，其中有41首是五言八韵排律，这些诗是严格按试帖诗的规则创作的。试帖诗要求一首诗只能用一韵，且只能是平声韵；第一句要破题，第二句必须承题，也就是这两句必须要把题目中的重要的字词意境表现出来，最好是把题目的字词直接用上；三、四、五、六、七句要诠题，足题，就是罗列词语铺陈解释题目；第八句结题，一般这句要指出题目用典的出处及哲理所在，这样考官就会知道你真的明白了题目的含义，就会给你高分。这41首诗全部都用平声韵，无一例外，一、二句都是在破题、承题，其他句也都符合要求。因此说这41首诗词全部都是按照试帖诗的规则来写的，这应该能得到共识吧？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这么热衷于试帖诗，他的目的何在？原因何在呢？如果说是为了备考，这能解释的了吗？你会把你高三写的作文留着结集出版吗？而且正常来说文人多以写试帖诗为耻，是羞于提及的，更不要说刊刻出版啦。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什么人能这样呢？很大概率是从事着与科举有关的工作的人才会这么做，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写试帖诗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以写试帖诗来怡悦性情并以此为乐。比如纪晓岚、梁章钜、张之洞都有写试帖诗的爱好，他们就都有担任地方学政（教育厅厅长）或乡试、会试主考官之职的经历。而上文已经提及兴廉到福建一报道就被分配“调办闱差”，并因此耽误了上任。这就说明他在去福建之前很大可能也是从事着“闱差”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到了福建才会因为熟悉这方面的工作而被临时调用“调办闱差”。而所谓“闱差”只听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正是与科举有关的工作。所以这些试帖诗能与兴廉“调办闱差”的经历比对上。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和设馆教徒的老师有关，老师给学生示范写试帖诗也完全合理。
（3）、41首试帖诗习作，其中有二首试帖诗比较奇怪，此二诗的题目没有出处，它们很大程度上与福建有联系，需要重点讨论一下。这二首诗是807-017《风过瓶梅笔砚香》、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我们知道试帖诗的诗题需要有明确的出处，不能随便编一句话就拿来做题目，创作者要根据题目源出的上下文展开铺陈与堆砌，最后结题也要回到这上面来，判断试帖诗好坏的依据也在于此。他的这些试帖诗其中38首的题目都能找到出处，但有三首诗的诗题没有明确的出处，其中就包括这二首，诗题不知出自哪里。那为什么会说可能与福建有联系呢？《风过瓶梅笔砚香》一题，没有作者，不知年代，网络搜索多以其为对联的一句，完整的联语是“雨余窗竹图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渔妇晓粧波作镜》一题，没有作者，不知年代，网络搜索多以其为诗钟的一句，完整的诗钟是“渔妇晓粧波作镜，牧童午睡草为毡”。所谓诗钟简单说就是对联，但它是限时对联，是文人比赛才思敏捷的一种游戏。比赛时先点一柱香，在香上系上丝线，线的另一头系一枚铜钱，底下放一个金属盘，香烧断丝线时，铜钱就会掉在金属盘里发出响声，此时参赛者就要交出诗作，因所发响声像钟声一样是为了报时，故称诗钟。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作以上简单介绍，因为这不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这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游戏活动，它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诗钟正是起于嘉庆，发扬于道、咸，盛行于闽地的一种文人娱乐活动。而此时此刻兴廉正宦游福建，寄居闽乡。我们说这两个诗题可能都来自于闽地诗钟，作者与福建有关联。
（4）、而其中《渔妇晓粧波作镜》一题，即使是有明确的出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选为正式科举诗题的。因为试帖诗在诗歌风格上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庄重典雅，禁止风花雪月，小说、戏曲中的词句都是不准引用的，不能香软浮艳，即姚文田所谓“闺房情好之词，里巷忧愁之作，不容一字阑入行间”。【[清]梁章钜：《制艺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514页。】而这里竟有如此香奁体的诗题出现，可见他写这些试帖诗并不完全是为了示范和备考而作的习作，应该有个人喜好在里边，是自娱自乐之作。如此说来这个作者是教书先生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你就是在误人子弟，作为老师写出这样的示范诗，师道尊严何在？细究起来，这里甚至还有一层冒犯在里面，如果张宜泉生活在曹雪芹的时代，正处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漩涡中心，他真的敢以此为试帖诗的题目来调侃挑战乾隆的权威吗？《诗稿》中还有试帖诗体现了战乱、伤怀、牢骚等内容，远远超出了乾隆时代的试帖诗以单纯颂圣为主的要求，后面将加以讨论。所以以此为试帖诗题目，即使是自娱自乐也还是发生在清中晚期比较合理。而像这样的诗题本身充满着画面感，应该是画家所特别钟爱的题材。《诗稿》519-055《詠鸟啼竹丛明月图》也说明作者精于鉴画。因此我们说这个作者不像是教书先生，个人又可能爱好画画，可能生活在清中晚期，偏爱《渔妇晓粧波作镜》这一题材，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首对科举来说完全没有参考意义的试帖诗。
（5）、生活于清中晚期的兴廉工诗善画，偏爱《渔妇晓粧波作镜》这一题材,曾以此为题画扇面，并在其上题词一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录有兴廉五首词，其《苏幕遮》一阕，题《题渔妇晓粧波作镜画扇》词曰：
鬓蝉鬆，钗凤亸 ，星眼朦胧，睡起娇无那。欲展菱花心意惰，蓦地东风，吹散萍千颗。浪纹平，云影堕，软碧玻璃，莫漫轻弹破。试罢晨妆移画舸。唼喋游鱼，尚趁残花朵。【[清]丁紹儀：《兴廉词五首》，《國朝詞綜補》卷三十， 第6叶，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僖序刻本。】
《诗稿》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诗曰：
晓镜渔家别，临粧面水波。安常梳有侯，习惯照无佗。似铸斑全没，非悬晕已磨。绿云连鬓捲，红雨拂眉过。鱼唼残脂腻，鸥沾污粉多。菱窗晨袖挽，荷槛早裙拖。笑戴垂竿笠，羞披举网蓑。圆灵良可跻，长愿接姮娥。
这两首诗、词韵字发音相同，只是声调不同。词用上声二十哿仄声韵，诗用下平五歌平声韵。虽不是用原韵，但也是用了最相近的韵了。这就很像是先作了一首，感觉未能尽兴，遂又再作了另一首。词作有“无那”“ 唼喋”这两个不常见的词，“无那”又出现于《诗稿》809-019《河出荣光》“余霭羡无那”一句中，而《渔妇晓粧波作镜》诗“鱼唼残脂腻”就立刻用上了“唼”字。词的点睛之笔“唼喋游鱼，尚趁残花朵。”与诗的出彩之句“鱼唼残脂腻，鸥沾污粉多。”其构思、意像、用词惊人的一致，都在以鱼游来以动破静，增加画面感。其他如“鬓”“云”“菱”等关键字也都使用重叠。因此我们说这两首诗、词，韵发同音，平声诗仄声词，审美情趣相同，情感意图一致，有互相参照、承接的关系，有很大可能是一人所作。
（6）、排律中还有一个诗题也值得一说。816-024《蜻蜓》，这样的题目其来源谁能说的清呢？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好题目。但无法判定来源还不是它的主要问题，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两个字的题目。试帖诗的写法有很大一方面是要围绕着诗题的文字大做文章，诗题的文字多限制就多，就不利于自由发挥，诗就不容易作好，因此对考官评判有利；诗题的文字少自己发挥的空间就大，诗作起来就相对容易，但是这对评判是不利的。出题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所以有清一代普通的乡试会试只有一次考题是两个字，在宗室考题中因为要求低倒是多见。这唯一的一次题目是“赋得《桂露》得圆字”。【《清秘述闻三种》757页】我们独家发现这个题目出的有故事，完全是主考官个人意愿的体现，前人未见述及。所谓桂露就是秋露，源自吴均《秋念》“箕风入桂露，璧月满瑶池。”一句。即使你不知道它的出处，你也知道这是秋天的故事，也差不多都能扯到月亮上来，因此很难考察出考生的真实水平。但这个考官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出这样的题目呢？原来他是在耍小聪明以此祝福自己。桂，八月桂花香，代表乡试举行的时间；露，主考官博迪苏，字露菴【《清秘述闻三种》756页】，所以露代表了他自己；圆是圆满。这无疑是“祝我博迪苏主持的这届乡试圆满”之意，考生们肉麻的对桂露的颂扬也尽为其所受用。可见此两字题目绝对是考官心血来潮，肆意妄为，独断专行的偶然性产物，故此前没有出现过，此后也再无可见。而《蜻蜓》与《桂露》这两个诗题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是秋天的景物，题咏蜻蜓的诗句多半要牵扯进秋露，这首《蜻蜓》就有“斜阳晓露时”这样的句子。《蜻蜓》有演绎《桂露》的意味在。这对于兴廉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他是肯定知道《桂露》这个诗题的，甚至可以是这个诗题命名的参与者。此《桂露》诗题出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福建乡试，这一年乡试时兴廉正在闽“留省查看及调办闱差”。他是完全有可能与同好拍马、献媚向博迪苏奉上此考题而被采纳的。因此说《蜻蜓》一题是受到了《桂露》的启发而来的。但《蜻蜓》一题还是过于简单儿戏了，这就像给大学生出了个小学生的题，作为一个试帖诗的资深爱好者，张宜泉应该不屑为之，但他又的确这么做了，这背后就应该另有原因。我想张宜泉以此为题是为了纪念这次唯一一次出现了两字诗题而自己又亲临现场了的乡试，所以取了与《桂露》有联系的《蜻蜓》一题，并借以抒发命运的不公。其尾联以“升高仍避患，拍网怕儿持。”来作结题，这与试帖诗多以欢乐祥和的颂圣句结题是不同的。“升高仍避患”之“仍”应为“为”或“乃”之误刻，全句为“升高为避患，拍网怕儿持。”有戏谑与抱怨之意，这似乎就是兴廉对因为调办闱差造成赴任违限而招致无来由的处分的不满之流露。蜻蜓好端端的在天上飞，宵小小儿张网以待，无妄之灾，从天而降。别人借《桂露》而中举，他却因之受伤害。此诗无疑是得“时”韵的，现实中他却不得时运，甚至是背时运。古人写蜻蜓的诗词有很多，而一般试帖诗又都要有所本来，这首诗的所本何来呢？因其结题一句我们认为它应该本之于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中的第二十一首，其前两句诗云：“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陈子昂感遇的是魏冉，他人之事，故用黄雀亦庄亦谐。张宜泉以“儿”代“黄雀”，因他感遇的是自己之事，所以他便“庄”“谐”不起来，只剩下“恨”与“骂”了。总之，《蜻蜓》一诗与兴廉更能产生紧密联系。
（7）、说到黄雀黄雀便飞来了。《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锡佳章原韵》诗曰：
自道胸中未有奇，墨花零落上林枝。春残绮阁风飘日，雨歇琼楼月挂时。琴瑟横窗弹古调，松筠栽逕仰高姿。此情不问人知否，一任鳣堂鸟雀嗤。
这首诗说的是自己仅仅是个举人而未得中进士，因此被翰林院的黄雀进士老爷们看不起。“墨花零落上林枝”未中进士是肯定的了。唐时曲江园林即秦汉时上林苑，进士入取后要在其中的杏园赏花赴宴庆贺，所以上林一典多与高中进士相关，《诗稿》上林一词大多作如此解。墨花在上林零落，与进士无缘。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故称春闱，下一句再一次确定以春残来指称会试落榜。月挂，暗示月桂，月中有桂花树，八月桂花香，乡试在秋天进行，乡试榜称桂榜。月挂时，当然是上了桂榜；雨歇，但也就此歇住，中了举人止步不前。后四句说自己调琴赋诗都是自娱自乐，用不着你们学院派的进士来对我指手画脚，我还看不起你们那些凡尔赛体呐。此诗真实地表达了对进士的向往、羡慕、嫉妒、恨，与汉军孝廉兴廉的心态是相通的。它表明作者与兴廉一样只是个举人。
（8）、《诗稿》810-019《雨雪载途》一篇，篇名出自《诗经·小雅·出车》“今我来思，雨雪载途。”首句“雪野春旋凯，来思瑞满途”表明这是在春天，“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行营无定息，千里碎银瑜。”可见这是一个官吏在春天凯旋后对辗转征战途中的艰苦场景的回忆。通过刘广定先生的考证可知兴廉道光三十年（1850）因神光寺事件由侯官知县上革职，咸丰五年（1855）任邵武县丞，咸丰八年（1858）由闽县知县升任鹿港同知，世人不解他此前仕途坎坷为何于此时突然就走了官运。根据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三明市志》卷三十九军事 第七章 重大兵事 第一节 宋至清代重大兵事 六、太平军转战闽西北记录：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三十日，太平天国大将石达开部自江西泸溪(今资溪)经铁牛关入闽，占领光泽县，杀了知县蒋仁瑞。三月初六，太平天国大将杨辅清、杨义清和胡寿阶等部又从泸溪入云际关，攻占邵武府(今邵武县)。石达开部见友军已占邵武，便于三月十四日南下占领泰宁县，随后转入江西。入闽的太平军占领邵武后即兵分三路，入闽西北的是：杨义清部于石达开部转入江西后，南下占领泰宁；胡寿阶部会同闽广起义部队，于四月初七日攻占汀州府，同时与当地起义部队攻克清流、归化两县，四月中旬，胡寿阶部撤出汀州，连陷连城、武平两县，后受清兵和当地地主武装的攻击，于六月分别从宁化、武平退入江西。
此后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又曾入闽，但那是在秋、冬季与此诗不符不予讨论。太平军曾于咸丰七年（1857）三月初攻占邵武，三月下旬转兵南下撤离邵武。而根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宜泉兴廉词》一条载“岁乙卯，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岁乙卯是咸丰五年（1855），此时兴廉在邵武任县丞，如一年多后的咸丰七年（1857）初春他仍在任，则正好赶上此番战事，他率众迂回抵抗，把太平军三月下旬的主动撤离吹嘘成自己的春天凯旋并作诗以纪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说这是兴廉诗作，我们只需假设咸丰五年后的一年多时间他还在邵武就足够了，如果这是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写的诗，我们需要给他假设一个身份假设一场战争假设一段经历，要假设一切才能成立。谁更可能是不言而喻的。该诗有“绝域残花敛”“迟马踏琼酥”“日照关河远，烟消塞嶺孤”之句，说明这是在山区，马跑不起来，有的关隘傍着河流，有的要塞在嶺间矗立，这完全符合邵武一带的环境特征。邵武地处闽北山区，四周关隘、要塞遍布，邵武市金坑乡以西5公里的闽赣边界线上的黄土关即在富屯溪河边，而前引文中的铁牛关、云际关则都是嶺间要塞。诗中景致与邵武风光吻合无二，如历历在目。若兴廉真有此番带兵剿匪的经历，他的升任鹿港同知也就有了正当解释。刘广定引1980年出版的《台湾地理历史》的《官师志文职表》所示兴廉任的是“台湾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此职正与剿匪有关，因此他于咸丰七年春天在邵武剿匪有功而于咸丰八年荣升该职，名正言顺。兴廉可不可能以文职而被迫带兵剿匪并立功呢？答案是肯定的。刘广定所引丁曰健“剿灭台湾彰化内山北势氵南全股踞逆暨前曾屡著劳绩钦奉恩旨记奖兹复攻剿出力之文武员弁绅团人等相应分别并案择尤酌保”奏折曰：
鹿港同知兴廉，该员率勇带番屯堵截要路斩杀甚多。且该员前值戴逆窜陷彰化另股迫扰鹿港，乃能力保全境，筹济各路军火。在事日久，勤苦异常，今复劳绩昭著，洵属始终夺奋勉尤为出力之员。应予并案奖叙，拟请以海疆繁缺知府留闽遇缺即补。
兴廉由文举人而能“斩杀甚多”“力保全境”以是可知，他是以左宗棠为榜样要为天下举人正名的狠角色，《诗稿》531-060《闲兴四首其三》有云：“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他是素有此志的。而既然他升职去台湾后能因剿匪立功再升职，这不正好能说明他咸丰八年（1858）升职去台湾完全可能是因为咸丰七年（1857）春天的剿匪立功吗？因此兴廉写了这首《雨雪载途》纪念这次与太平军的征战是大概合理的。那为什么说这诗不是写于在台湾的剿匪之后呢？因此诗有“雪野春旋凯”“千里碎银瑜”，可见这是转战千里在飘雪的春天奏凯，不符合鹿港的气候、环境特征，而闽北山区邵武、蒲城、建宁、光泽等地三、四月仍下雪新闻时有报道，故对应咸丰七年（1857）兴廉在闽北关、嶺转战千里并于阳春三月雪中收复邵武完全没有问题。这诗是有可能比对上兴廉的身份与经历的。
（9）、《诗稿》732-104《为过友家陪饮诸宗室阻雪城西借宿恩三张秀书馆作》表明作者与宗室有诗酒交往。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宜泉兴廉词》一条曰：
岁乙卯，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见其册页中夹一小笺，题《宿慈救寺》调寄《鹧鹕天》云……款书“春园”二字，询之，知为宗室德崇作。以天潢贵胄而词意极澄淡，因亟录之。
此可表明兴廉与宗室有诗词往来。德崇来历未能查到。张宜泉、兴廉与宗室有交往这一点是相同的。
（10）、以上9点单独拿出来任何一点的确不能证明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你可以说是某种巧合，但是这么多因素同时交汇在两者身上，我们就无法再拿巧合来进行解释。《诗稿》作者中有名廉之人，宜泉就名兴廉；《诗稿》说明作者可能从事过科举工作，兴廉就在福建调办闱差；《诗稿》中的诗题可能来自福建诗钟，兴廉就正于诗钟在闽兴盛之时呆在福建；《诗稿》有詠画鉴画诗，兴廉即有“赏心读画”的记录；《诗稿》中有渔妇诗，兴廉便作渔妇词，字、词、意境重合；《诗稿》中有简单的二字诗题，兴廉就有参与命名唯一乡试二字诗题的经历；《诗稿》中有没中进士的举人对进士的羡慕嫉妒恨，兴廉就有举人没中进士的记录；《诗稿》中有雪中转战千里，春天凯旋，兴廉就可能在闽北剿匪，于季春三月雨雪中收复邵武。《诗稿》中有与宗室交往的记录，兴廉就有与德崇诗词往来的佳话。现有文献中关于兴廉的各方面记载全部都能在《诗稿》中找到对应，何其偶合乃尔？我们必须得承认张宜泉大概率就是兴廉宜泉，这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中肯的结论。
（11）、《诗稿》自序中有“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一语，论者多以此为证明张宜泉不可能是兴廉宜泉的最主要证据。以为“我皇上”只能指当朝皇帝而不能指以前的皇帝，而“丁丑礼部试”又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实事，所以“我皇上”当指乾隆，故此张宜泉应为乾隆时期的人物无疑。恕我直言，此论可笑至极，完全是掉在书袋中的书呆子言论。如果“我皇上”的宾语指的是世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它就可以用在非当今皇帝的身上，因为即使这样用也不会造成误会。用“我皇上”称呼当今皇帝是语言表达清晰的要求，并不是有官方的强行规定，这只是为避免造成不知所指的混乱局面而达成共识并做出约定的，它的界限应该在于所指为何事上，如果所指不是什么人所共知之事或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之事而一概用“我皇上”，那当然就会造成混乱，因此肯定不能乱用。而如果是人所共知或极其特殊的事情，这件事与人物有唯一必然的联系，我以为这当然就可以用，这是与语境有关的。比如说在乾隆朝你如果说“我皇上六次南巡”，我认为他一定是指当今皇帝乾隆而不会指康熙，他如果想说的是康熙，他自己就不会选择语言这么说，因为那会造成人们理解的混乱，从而错误理解他的话，因此在乾隆朝他不会以“我皇上”指向康熙来说南巡这件事，但是如果他说一件与当事人有必然联系的事，他就可以用此语来指代以前的皇帝。比如在雍正朝，他就可以说“我皇上六次南巡”这样的句子来指康熙，大家都能知道他指的一定是康熙而不可能是当今皇帝雍正，这不会造成任何误解，指向唯一，雍正一次南巡也没有，这如何不成立呢？当然这会对后人理解产生障碍，如果没有其它资料你当然不知其指是康熙还是乾隆，但这与雍正朝说这话的那个人无关，他是以自己的语境来说的，在他的语境下此语未有任何歧义。比如我说“我皇上平定三藩之乱”，我以为我在康熙及其后任何一朝都可以如此说，因为此事件与康熙有唯一必然联系，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歧义出现。因此，张宜泉是可以在乾隆或其后的任何一朝说“我皇上丁丑礼部试”这样的话的，因为它在清代是有唯一指向的，特别是对参加科举的人，它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能确定这个丁丑年指的不是1697年，不是1817年，而是1757年。所以硬性规定张宜泉不能在乾隆朝以外说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它不能成为否定兴廉的证据。
（12）、《诗稿》中有559-073《端阳》、708-091《秋晚散馆后喜董先生见访》、712-093《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717-096《散馆后晚窗客过未遇戏题有寄》、709-092《春仲孟二先生枉访时避横逆出门未及延款（原字为“疑”，应是误刻）因成寄谢》、744-111《四时閑兴其五》六首诗提到“馆”。其中前四首之“馆”可以确定是指的工作地点，后两首无法判断是指的工作地点还是自己家中的房舍，比如丁绍仪有《听秋声馆词话》，可见其有听秋声馆。论者多以这个工作地点之“馆”为官学或私塾之馆，然比照兴廉经历此馆应为玉牒馆。517-054《题李四兄书舍壁》一诗“清书慧性传”句下有注云：“谓其教繙设晓畅译清文”。玉牒馆会涉及汉文清文互译，这个李四兄应为其在玉牒馆的同事，故说他“教繙设”，繙设就是翻译。如果这是在官学应该说“教学生”为何会说“教繙设”？可见若李四兄也在馆，此馆为玉牒馆更合适。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有《玉牒馆点单薄》，其中或有兴廉、李四兄的蛛丝马迹，有条件接触的学人当可一探。
（13）、真正有可能否定兴廉说的是李佐贤的“司马戴姓名兴廉”一语，如不能对其作出合理解释，这才是一票否决的证据，戴兴廉如何能是张宜泉？恩华记载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如果兴廉不是张姓，他就应该行使这个一票否决权来反对之，上面分析的那么多条也都指向张宜泉是兴廉宜泉。兴廉姓张理由充分。李佐贤自许与兴廉莫逆，他的话岂能有假？兴廉姓戴言之凿凿。如何调合此矛盾？只能是脑洞大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录多不载其姓氏，显示兴廉对其姓氏可能有排斥心理，因此他不愿意或不能把姓氏告诉他人，而只愿意告知名、字。我们的脑洞就是：他原出于铁岭戴姓，很可能是在成人后过继给张姓汉军为嗣子，所以他羞于张姓，又愧于戴姓，只好尽可能不着姓氏，而他的后代子孙从小在张氏家族的庇护下生长就没有这个压力，能够大大方方的冠以张姓，故有其嫡孙张子介卿的记录。这只是大胆的假设，确实的证据没有，但有几个微弱的证据或可一取，或博一笑。
<1>、《诗稿》自序云：“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然而通观其诗“家门不幸”有之，“百无一就”有之，“书剑飘零”若按常规指漂泊在外，久游未归则在《诗稿》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因此他自己可能是赋予了“书剑飘零”更隐晦的含义。飘零本意就是花、叶从枝干上凋落，改姓离宗不也就是自己从原来的宗姓枝干上凋落了吗？他这是在遮遮掩掩委婉羞愧地说自己改姓这件事。心里有忌讳因此嘴上不能提这个字眼，不能明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看来兴廉亦如此。
<2>、《诗稿》自序没有署名，这是非常反常的，就算序文是打的草稿，本身就没有署名，但刊印的时候，你这个嫡孙为什么就不能给补上呢？我认为没有署名可能是一种折衷的办法。他的愿望可能是要恢复署原姓原名，他的家人觉得不妥，觉得会成为家族笑话，但又不能违背其意愿给他署上张姓张名，所以索性不予署名。
<3>、《诗稿》514-053《晴溪访友》有句曰：“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识者以为“载”应为“戴”之误，用的是王徽之访戴逵之典。《诗稿》805-016《雨及望时来》“戴薪休欲积”、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笑戴垂竿笠”戴字皆无误。而此诗上一句 “载酒兴悠悠” 就有载字，载、戴几乎紧挨在一起的两个字，可以直观对比，怎么会写错或认错呢？会不会这里并不是误刻，而是故意以“载”代“戴”呢？这个“戴”是戴姓之意，他因为改戴从张无颜面对戴姓，故代之不书。“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上句有张，下句藏戴，是不是幽默的在表达“我的戴姓如小船顺流移去，但我实在也不便冠着张姓堂皇而过”呢？
<4>、《诗稿》521-056《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二》、527-058《分居叹其一》、726-101《友人母丧未及往弔书寄誌慨》、744-111《四时閑兴其五》都提到了他十三岁丧父没多久母亲去世，因此有“孤哀何祸竟同予”之慨。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诗曰：
昔年王粲客清秋，岂是离亲任远游。戏彩当思春日报，温衾忍忘夜霜浮。名廉仲子操犹狭，责善匡章事未休。谁使高堂相念切，孤灯鸣雁不胜愁。
这是一首向王公先生世兄做自我检讨的诗，其中“名廉仲子操犹狭”一句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因为什么要检讨呢？因为远宦为官不得侍奉父母尽孝。其中竟然用了“责善匡章”这个典故，匡章是与父亲闹矛盾怕父亲生气才离家出走的，尾联更是用了“高堂”一语，他出远门做官，害的父母在家惦念。也就是说他不但父亲在而且是父母双全！请问这能是一个十三岁小儿写的诗吗？十三岁前他才能父在母全。王粲、匡章都是在外为官的人，十三岁的小儿有什么事业竟能用上这样的典故？那会不会是声讨王公先生世兄的，说的是王公先生世兄的家事呢？我们从语气、语态、语境上分析都得不到支持。这就是一首反省自己又在为自己稍作辩护的诗简。这首诗的信息和前面提到的诗所透露出的身世信息对立起来了，一会是父母双亡，一会又父母双全。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写的诗，那么过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解。双亡的是亲生父母，双全的是养父养母。他应该是在成年后过继给了张氏汉军旗人家族，过继前他是可以不在旗的，和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一样。
（1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了《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150册，其中第一、二册有鄂恒編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直省鄉試同年譜》这里应该有兴廉的资料。北京大學圖書館还藏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本《順天鄉試同年齒錄：（嘉慶己卯科）》也可参考。二书皆无缘一睹，在此希望得观此二书者能查找核实一下兴廉的信息。
（15）、必须指出：在清末民国的诗文集中特别是徐世昌编纂的大型诗歌总集《晚晴簃诗汇》中未著录兴廉或张宜泉的诗，有关诗话如《雪桥诗话》亦不见记录。杨钟羲曾将兴廉词选入其所撰《白山词介》，《雪桥诗话》却未记载兴廉诗及《诗稿》，当然这可能是在杨钟羲看来《诗稿》中未有可话之诗，因此不将其选入，但《晚晴簃诗汇》未将其选入似乎没有道理。虽然《晚晴簃诗汇》的编辑偏于保守，不将进步倾向的诗选入，比如不选梁启超的诗，可是兴廉和《诗稿》应该与此无涉。《雪桥诗话》完成于1922年，《晚晴簃诗汇》完成于1929年，恩华的《编目》完成于1937年左右，这是否能说明兴廉并无诗作，或者《诗稿》实际刊刻于1929年到1936年之间呢？在此存疑，以待来者。
据此我们来想象一下兴廉的身世经历，他原姓戴，生于1800年，铁岭人【[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第3-4叶，同治八年（1869）刻本。】，十三岁丧父，不久丧母，十九岁中举人，根据此点可知其母应丧于他十六岁前否则他不得参加考试，或者丧于十九岁后，分家单过舌耕糊口，应该是屡试不第，又纵饮多放只苦吟，生活潦倒，过继镶黄旗张姓汉军，得以在内务府官学工作，因曹雪芹也曾在官学工作，所以接触到曹雪芹遗留在官学为学生讲诗词的例作，并有奉和之作，又从事闱差，接触到历年各地童试乡试会试题目，参考这些题目作试帖诗自娱，1836年得以入职玉牒馆，1843年儿子已经成人后续有望，养父母因有孙子传承，同意他出外为官，此年参加福建乡试工作，1857年曾在闽北与太平军征战，1858年因战功升任鹿港捕盗同知，自赴闽后一生未再回北京。他因是成年改姓张，对张姓有排斥，引以为耻不轻易向人讲明。到福建后在好友中恢复自己的戴姓更不提张姓，因此有李佐贤之戴姓记录。1866年去世。1877年其子孙根据其遗物整理出《春柳堂诗稿》抄本在亲友间流传，济澄获睹，1889年嫡孙刊印《诗稿》。
四、《诗稿》信息可定：人物、地点、时间
1、可定的人物：夏子龄、姚文田、左宗棠、唐廷枢、奕欣、慈安、慈禧
（1）“风流千载问谁忘？”：《春柳堂诗稿》中的道光十六年（1836）会试会元夏子龄及姚文田
道光十六年（1836）恰逢只比道光皇帝小六岁的其嫡母史称孝和睿皇太后钮古禄氏的六十大寿。孝和睿皇太后因在道光接班嘉庆的问题上坚定的支持了他，所以其后半生始终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感激和尊重。这次皇太后花甲万寿，普天同庆，道光皇帝决定为其举行隆重的祝贺大典。此年丙申，本非辰、戌、丑、未会试之年，但作为大典其中的一个项目，特增开恩科一届。这届恩科让一个江阴学子迎来了他刚过而立之年的高光时刻，这一刻也成为了他的人生顶点。这个江阴学子便是此届恩科会试的会元夏子龄。两年前的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在踏进而立之年的门槛前他终于通过了乡试的考核成为了一名举人，但他好像没有参加随后举行的乙未（1835）科会试，而即便他参加了，最后也是名落孙山铩羽而归。这次恩科他信心满满，考前犹在与京城的朋友酣畅淋漓的诗酒相聚，在冷公家的一次雅会上，兴之所至他还将最近的诗作题写在了冷公的舍壁之上，更是惊艳了众人。这并非我们为夏子龄杜撰故事，而是《春柳堂诗稿》中关于他的真实记录。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拨开重重迷雾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了。
《诗稿》七言近体诗第二至第六首，五首诗与一个被称作夏公先生的人有关，可见此人在诗词作者的心目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今人苦于“夏公先生”这样的称谓太过宽泛笼统，都空自感叹无从下手去确定此人的身份。其实信息早已深藏于词句之中，只要我们能细致的挖掘准确的解读就能得到。为分析方便，现将这五首诗录出。《诗稿》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诗云：
四壁龙蛇四壁诗，读来方叹兴淋漓。君非姓卜文何著（昔卜子夏以文学著），我若名颠字亦奇（昔张旭 颠以善书称）。春煖江南花放早，风寒冀北雪消迟。为知素性能藏拙，秖向人前说项斯。
《诗稿》703-088《戏题寄夏公先生》诗云：
休言人世少知音，独擅豪情空士林。诗得岛驴青愈眼，文披袁镜锦车心。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
《诗稿》704-089《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云：
知君情笃爱才郎，今特来寻喜欲狂。篷屋乍沾饤饾气，龙门重裛桂花香。惊神泣鬼惭非匹，铁画银钩谢未遑，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
《诗稿》705-089《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诗云：
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容德下临莎逕窄，辉光纷绕华门长。异才误倒迎王屣，剪韭虚开款范觞。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
《诗稿》706-090《清泰轩观剧有感用夏先生赐诗韵》诗云：
身同傀儡笑登场，一曲春风燦齿芳。金鼓演全人世态，衣冠描尽古今长。遗隍几叹蕉藏鹿，避席谁怜魯举觞。对众呼儿频指点，贤愚应辨不须忘。
“春煖江南花放早，风寒冀北雪消迟。”可见这是一个江南人来到了北方。“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是说他的名声远播两广一带，桂江在广西，梅岭在广东。《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巻三十四》有康熙《两广总督赵宏灿陛见来京》一诗，其中有：“万里宣风梅岭表，三台拥节桂江边。”所以桂江、梅岭指两广是没有问题的。“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安徽凤阳县门台镇大、小青郢村古称上、下集贤村，传说是钟子期、俞伯牙相会之地。而安徽、江苏清代同属江南省，所以这还是在说此夏公先生是江南人，在本省一带更是粉丝众多。这五首诗，后三首用了夏公先生赐诗之韵，最后两首更是用的原韵，可见他对夏公先生的重视与喜爱是不言而喻的。五首诗用典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更用喜欲狂、惊神泣鬼这样的词语来描写对夏公先生枉访的感谢以及读其赐诗的感受。“异才误倒迎王屣”用了蔡邕顾不上穿好鞋就跑出来迎接王粲的典故，以建安七子的王粲来比喻夏公先生，而诗作者断不可能用异才、蔡邕这样的词来指代自己，根据上下文它也不可能是指代夏公先生的，所以这是说像蔡邕赏识王粲一样，有一个当世之异才欣赏夏公先生，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夏公先生一定不是一个布衣白丁，他应该是一个历史上能够留名的人物，有一定的事迹可以寻觅，江湖上当有关于哥的逸事传说。其次，《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诗繁复使用了饤饾、龙门、桂花、上林这样的词语，并反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典。这些词语和典故能够有的共同的指向就是科举考试得中进士。所谓饤饾应该指琼林宴上的看食、看席，所谓钉而不食之席,就是陈列在中间先不允许食用以显示宴席丰盛豪华之席也。“龙门重裛桂花香”是指八月桂花之乡试秋闱取得了好成绩得以进入会试，并又取得了好成绩。登龙门是中进士的专用词汇。而上林春信，马蹄之典又再次强化了此人中了进士的隐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句含有上林和马蹄的诗句“待报上林春信早，马蹄归去不须忙。”它反用了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意。什么人能“马蹄归去不须忙”呢？一定是这个人在会试中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已经稳中进士，因此殿试就应该能从容应对，无须忙乱。他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第一句就给出了答案：“春魁独占百花场，指日香飞压众芳。”乡试在八月举行，因此称秋闱，会试在二、三月间举行，因此称春闱。“春魁独占百花场”这个夏公先生拿了春闱会试的第一名会元，因此以“春魁独占”称之，恰当至极，也因此才会有尾联“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之得意忘形之语，如果不是拿了会元注定要载入史册，而本人借此沾光留下风流佳话，何得出此“风流千载”之言？经过第一首诗的铺陈，再合“风流千载”之语，“春魁独占”指向会试得中会元应该是具有唯一性的，除此不可能有它解，绝不能只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溢美之词。有了这个重要信息，再以文献记录来比对，这个江南的夏公先生终于露出了真容：他就是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会试会元夏子龄。根据法式善等著的《清秘述闻三种》的记录，有清一代有两位姓夏的会元，一位是这个夏子龄【《清秘述闻三种》736页】，一位是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会元夏增佑【《清秘述闻三种》968页】。因702-088《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一诗有诗注“昔卜子夏以文学著”，占卜、卜卦与年龄应该说有对应关系，这里用意可能是在巧妙的以卜子夏反过来对应出夏子龄之名。再考虑到《诗稿》序、跋皆有光绪己丑（1889）署年，故此处只取夏子龄而不取夏增佑。夏子龄，字祝三又字百初、伯初，籍贯江苏江阴，属于江南省人，与《诗稿》显示的夏公先生是江南人一致。夏子龄《清史稿》有传,《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下册·江阴市》记载他的生卒年为1806年-1870年，他有个孙子夏孙桐是晚清民国时著名学者和词人。《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中还祝愿夏公先生“指日香飞压众芳”在殿试中拿状元，但他在殿试中并未继续“压众芳”只得了二甲第三十八名。根据其诗意，此诗应写于会试放榜之后殿试放榜之前，因清代会试在三月十五日之前，放榜在四月十五日，殿试在四月二十一日，放榜在四月二十五日，故可确定该诗作时间应在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十六日到四月二十四日之间。
“春魁独占百花场”凭此一句我们说这个江南来的夏公先生是江阴人夏子龄，这个结论还有其他的证明吗？回答是肯定的，《诗稿》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再次证明，而且是更有力的证明。我们先来看夏子龄的两则史料，徐世昌编纂《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九载夏子龄诗话云：
百初十二岁随父登江楼，赋诗，有‘老渔人立江豚拜，知有元龙在上头’之句，座客惊异，谓他日必大魁天下。后果领袖南宫。
夏子龄生于1806年，十二岁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南宫指礼部及礼部会试，所谓“领袖南宫”就是“春魁独占百花场”得中礼部会试会元。郑振铎编《晚清文选》有缪荃荪《夏百初先生传》云：
先生幼慧，出应童子试，为学使姚文僖公所识拔，取古学，入邑庠。
姚文僖公即姚文田(1758年-1827年)，根据《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四·列传卷一百六十一·姚文田传》姚文田嘉庆二十四年（1819）督江苏学政，故可推知夏子龄于是年为姚文田所识拔，时年十四岁。这两则记录与《戏题寄夏公先生》的诗句：“诗得岛驴青愈眼，文披袁镜锦车心。”一一对应，一说诗词得世人青睐看重，一说文章得高人赏识指点。其中袁镜、锦车二词更又专为姚文田所撰拟，舍姚文田而无第二合适人选。何出此言呢？这就要看看袁镜、锦车到底作何解释了。此二词皆非成语，系诗作者自行拟就或赋予其新的含义。袁镜从字面尚能猜出个大概，应为袁天罡的镜子之意，袁天罡是李世民的御用风水师，传说擅“风鉴”，又撰有《易镜玄要》一书，已失传。“风鉴”、《易镜玄要》应是袁镜之镜的来历，鉴字本身就有镜子的含义，如“风月宝鉴”就是一面双面镜。此处袁镜应指袁天罡曾相杜淹，言其当以“文章显贵而名扬天下”之意。历史上识才辨才的伯乐典故有很多，此处却单单选择了袁天罡的冷门故事，那就只能说这必是与袁天罡有某种契合，有某种紧密的联系才会选用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个欣赏夏公先生的袁镜应该是与袁天罡一样具有皇家御用风水师身份的一个人，这应该是用袁镜一典的真实含义。相较袁镜，锦车一词解之需大费周章。典故有“锦车使”一词，应与此处锦车所指无关，若将车心连解，也不知当为何意，或解为当轴处中、自出机轴之意也是牵强。根据上下文此处锦车还应该与袁镜一样，指向是欣赏夏公先生的某个人，也就是说夏公先生的文章入了袁镜的法眼，赢得了锦车的芳心。袁镜是个风水师，锦车又是一个怎样的风流人物呢？我们先看《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第91页汪家熔《“传胪”的出典》一文所引1889年7月上海《万国公报》关于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游街的一段记录：
四月二十五日为大传胪之期……状元等既到，礼部堂官即饬隶役牵马三匹，停于棚外。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原文如此）。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两县令为榜眼、探花插金花，十字披红。
所谓大传胪之期即指殿试放榜之日，当然也就是状元游街的时间。关于此转引文字，《文史知识》1995年第2期第124页刊登了江苏如皋读者周思璋的辨析文章《对<“传胪”的出典>的一点意见》他写道：
据笔者所知，清制，状元及第照例均授翰林院修撰。修撰是正六品官，故上文有：“第一甲第一名某……引至左班正六品品级山跪”。清代官员帽顶是按品级区分的，六品应戴车渠顶。车渠一作“砗磲”，是一种比较大的海生贝壳类动物，其壳外黄内白，晶莹美观，可作器具或供观赏，是古代“七宝”之一。另外“石之次玉者”亦称车渠，见《广雅·释地》。可能因为这种介于玉石之间的石类，色泽有些像车渠壳而得名。清代六品官做帽顶的车渠是后一种，故俗称“礬石顶。”这一句引文应为：“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状元原来是以举人身份参加考试的，举人戴“萑顶”。这时换成车渠顶。
此文纠正了前文断句的错误，所谓“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原文如此）。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应断句为“京兆尹亲为状元换车渠顶，插金花，十字披红。”据此可知：清代状元直接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戴六品官帽，六品官帽是车渠顶，状元游街时要先将举人帽顶换成六品车渠帽顶并在六品车渠顶官帽上插金花，十字披红。如此，锦车有解，即着锦——插金花于状元所戴的车渠顶六品官帽之上，这是只有状元才能有的待遇，平常普通六品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帽顶着锦插金花的。故锦车应解为状元之意，而不是什么用锦缎装饰的车子之意，诗作者借用了锦车这一熟语，但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而这个新的内涵又是无比的贴切于它本应该要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思。在这里“锦车”一词不作如此解读是不可能有其他更妥当的解释的。所以这个倾心于夏公先生的锦车原来是一个状元。那么风水师、状元又与姚文田何干呢？请看《清史稿·姚文田传》：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
……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
……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
姚文田乾隆五十九年（1794）召试第一，嘉庆四年（1799）一甲一名进士，召试第一即由乾隆亲自考核而得了第一名，他不但是状元而且是双料状元，同时他还兼谙天文占验，并曾为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展示占验才能。状元加皇家御用风水师，与袁镜、锦车完美对应。二词应为诗作者为姚文田所量身打造，舍弃则再无法找到合适的第二人选，袁镜、锦车也不会有其它更符合的解释。故此赏识夏公先生之人物非姚文田莫属，姚亦前文所引“异才误倒迎王屣”之异才是也，状元风水师如何不是异才呢？姚文田的考证可为夏公先生是夏子龄再作一证，而且是独特的唯一性的证明，毕竟状元加皇家御用风水师的身份集于一身之人除了姚文田未见可能的其他人选。这个逻辑证明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晰明确的，作者以戏语“袁镜”、“锦车”暗喻了风水师、状元，再以这两个身份直指姚文田，作为当事人每读至此定然会会心一笑，而后迷者解开后也当拍案叫绝允称合作，毕竟姚文田外再寻他人恐难如愿，作者撰拟精当应予点赞。如此这个被姚文田所赏识的夏公先生不是夏子龄还能是何人？需要指出的是，锦车一词的破解是从姚文田的状元身份倒推出来的，我们先认定了姚文田，继而认定如果是姚文田则诗词用典必与其有关，进而最终找到了锦车与状元之间的隐喻关系。诗作者对这个词的发明的确是打破常规脑洞大开的，但它又是一个绝妙之想，有着轻快诙谐的调子，能很好的体现诗题所谓《戏题寄夏公先生》之“戏”字的真趣之所在，因此相较于“戏”而言又是一个有趣的发明，而尤为关键的是它还能为姚文田作出身临其境的完美的证明，有了这个证明，夏子龄的存在就又增加了一份可靠性。在这里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验证互为证明，《诗稿》中存在夏子龄、姚文田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还会有证明吗？回答依然是肯定的：“有！”《戏题寄夏公先生》：“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前面已经分析了这说的是夏公先生是江南人，名动两广一带。桂江所在的桂林平乐多山，梅岭本身就是山，安徽凤阳门台镇、府城镇钟子期故居、钟子期墓一带也是多山之地，俞伯牙的《高山流水》还是山。而两广在长江南，凤阳在长江北，故此四句正是反用苏轼《游金山寺》：“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苏轼说的是满眼青山遮蔽了望乡的目光，这里说的是在故乡一望，四海青山拱服，乡国暨阳城头望，江南江北拱青山。刘秉忠《鹧鸪天七首之六》所谓“四海青山拱一城”是也。四句诗与苏轼“江南江北青山多”暗合，一经指出会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以笔者之鲁钝没有启发我是万万不能联想到苏轼那里的。是什么启发了我呢？是证据。苏轼这句诗正是夏子龄必然参加了的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江南省乡试试帖诗的题目，原题是：赋得“江南江北青山多“得”秋“字（《清秘述闻三种》第625页）。夏子龄凭此得中举人，张宜泉拿来戏题，非常合情合理，否则还真不知道张宜泉这南一句北一句的有何道理。知道了这个诗题你当然就会想到，原来这四句是拟“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写就，四句未有一句带山却又句句是山，未提南北却又已出南北，四句“江南江北青山多”之意全现，其中还暗带了苏轼诗中的家乡，这是标准的试帖诗的写法。一旦作出了这样的解读再说它与“江南江北青山多”没有关系那就是困难的了。因此这是可以拿来当证据的，张宜泉知道这个与夏子龄有关的诗题，并依此意写了关于夏子龄的四句诗，“戏题”之意亦在其中。一切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却又仿佛是本该如此。他据此写了那四句诗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这个联想激发了我们更大的好奇心，这首诗无疑是写于会试之前的，而之前既然他能将乡试的诗题融入诗中，那之后呢？他会不会亦将会试的诗题在诗中重现从而为我们提供再四的证据呢？回答如故，依然还是肯定的：《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前已分析应写于会试放榜之后，其中有句曰：“容德下临莎逕窄，辉光纷绕华门长”、“从此瑶章承惠顾，风流千载问谁忘。”说的是大驾光临寒舍令其蓬荜生辉，瑶章承惠独领风骚之意。容德、惠顾，感德承惠，夏公先生之德广布之惠施行于宜泉先生之茅舍。此处暗含“布德行惠”一语，此语出自《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聘名士，礼贤者。”说的是季春之月青黄不接，此时应该开仓放粮，赈济乏绝，礼贤下士，让天子之德惠广布天下。这里面有名士贤者有德惠布行，张宜泉用于夏公先生也是应景。也许你会说这就是普通的客套话语又有何惊怪呢？当然有惊怪！因为它正是夏子龄夺魁会元的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会试试帖诗的题目：赋得“布德行惠”得“时”字（《清秘述闻三种》第636页）。张宜泉的两首关于夏公先生的诗可以分别解出夏子龄这个夏公先生分别参加了的乡试、会试试帖诗的题目来，时间又正可对应为会试前和会试后，世上恐难有如此巧合之事，这不能成为证据那又有什么能成为证据呢？
“桂江香动风还涉，梅岭花开雪尚寻。况自集贤村里过，那能不操伯牙琴。”这四句还有可能和夏子龄的字有关。这四句诗写了三个地方的人都来朝拜，按道理应该是写的地方越多越好，四句完全可以写四地，四方来聚，四海归一岂不是更显魅力？那为什么就只写三地呢？原来这是在围绕夏子龄的字“戏题”而作的文章。前面已知，夏子龄有字祝三，祝三，三祝，应出自《庄子·外篇·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成语总结为“华封三祝”，多寿、多富、多子美好祝愿之意。四句诗只写三地与“祝三”暗合，所以说他根据夏子龄字祝三而撰拟的这四句诗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它也符合诗题“戏题”之戏的要求，如此解更能体现诗词构思之巧妙，这应该也是一个证据。
证据继续！关于夏公先生的前四首诗，首首皆有与夏子龄有关的痕迹，从中还分明可以划出一个界限来，前两首写于中会元之前，对夏公先生是欣赏而克制，因为同为举人，身份是平等的，但兴廉是二十岁中举，夏子龄是二十九岁中举，他又比夏子龄年长几岁，无论那方面都是学长，再兼官职在身，相较之下还是略占上风的，故此时尚能以杨敬之自居自鸣得意的写出“只向人前说项斯”这样的句子并有“戏题”之作，甚至那句“诗得岛驴青愈眼”里的韩愈就是戏指自己亦未可知，总之这时他尚有可对夏公先生指点一二的些许自信在。后两首写于中会元之后，对夏公先生是倾心仰慕而无节制，此时身份已不同，夏公先生已中了进士还是会元，注定青史留名，将来中状元也有可能，而自己仍是个不入流的举人，哪里还有脸面自诩韩愈、杨敬之，故唯有“惭谢”“惭非匹”“谢未遑”“容德下临”而已矣。此时他再也不敢以学长自居了，诗中的自己卑微而渺小，唯有臣服麾下甘拜下风的自暴自弃在。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诗句能够真切感觉到的真实的情感的变化，如果不是夏公先生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作者何至如此呢？所以这个前后情感的变化也能证明夏公先生的确是中了会元的。作者以“春魁独占百花场”来指称在夏公先生身上发生的人生逆转，这个惊神泣鬼的逆转不指向会试会元还能指向什么呢？如是泛泛之语你又如何解释前后的情感变化呢？七字尽含会试得中会元所应有所有元素，迥异的情感所揭示的人生逆转事件，两相叠加再证夏公先生独中会试会元是不争的事实。而中了会元的夏公先生就只能是夏子龄。
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证据。写了《夏百初先生传》的缪荃荪正是前文我们探讨恩华、杨钟羲、盛昱的朋友圈时提到的为《诗稿》作序的贵贤的光绪二年（1876）同年缪荃孙。缪荃荪、缪荃孙为一人，此两名同时行世，不知道那个才是原貌。他与夏子龄同为江阴人。在这里恩华与杨钟羲、杨钟羲与盛昱、盛昱与缪荃荪、缪荃荪与夏子龄、缪荃荪与贵贤、贵贤与张宜泉、张宜泉与夏公先生真切的交织在了一起，朋友圈的交织重合是可以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张宜泉以“春魁独占百花场”相称的江南来的夏公先生是缪荃荪笔下的“丙申会试第一”的江阴同乡夏百初先生的，夏子龄与夏公先生大概率是同一人，而“春魁独占百花场”正是“丙申会试第一”之意。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恩华是完全有能力了解到张宜泉的底细的，他所谓的张宜泉是兴廉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我们相信这两个有诸多证据可以证明的结论总比我们盲目的相信张宜泉是曹雪芹的朋友这一只有疑点重重的孤证来证明的结论要老实厚道的多。
夏公先生的逸事都能与夏子龄的事迹对应上，都能为夏子龄作证，证据不但有而且充分，因此说夏公先生是夏子龄是可以确证的。
“春魁独占百花场”“文披袁镜锦车心”通过直接证据与旁证证实了夏子龄和姚文田的存在，这个认定为张宜泉是兴廉宜泉提供了时间证据，也为兴廉在去福建之前可能从事过与科举有关的工作提供了一定证据。同时，时间的确立等于打开了新的空间，为其他人物考证提供了有力支持。如果坚信《诗稿》作者唯一，夏子龄的出现还可以给张宜泉是曹雪芹的朋友这一结论以致命一击。张宜泉如果是曹雪芹的朋友，我们假定他在曹雪芹去世的1760年左右20岁，到1836年结识夏子龄至少已经90岁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是否可能写出那样的诗作，还在“对众呼儿频指点，贤愚应辨不须忘。”的教育幼小的儿子，对此已无需多论。有心者或可循夏子龄一线查证一下《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所说“冷公”是何许人也，网上搜索夏子龄诗未有涉及“冷公”者，夏子龄有《莞尔轩存稿》三卷家藏未刊印，其中或可有此“冷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其中诗集卷一、卷七多次出现一个名冷公调的人，卷七有《中秋夜访冷公调不遇》一诗。梅曾亮道光十二年（1832）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北京任职，其诗集卷六有遊白云观的诗作，卷八有与曾涤生学士唱和的诗作，可以推知卷七也是在京时期的作品，所以冷公调应为此期间北京一冷公，这与夏子龄在京的时间是可以重合的，因此此冷公调是一个冷公的人选。另外夏子龄的后人有可能是在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工作的夏志兰、夏武康，笔者未能与其取得联系，如能得以联系可以检索其家藏夏子龄《莞尔轩存稿》是否有与冷公或兴廉互动的诗作，则功莫大焉。
（2）、“瓦釜空悬避贺高”：《诗稿》中有个“万里江山眼底横”的“贺子之季高”方妙
《诗稿》724-100《书慰卜士段纯一》诗曰：
何不开怀作酒豪，见人未可首频搔。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秋露方滋连砌桂，春风始放上林桃。且从卜肆寻生活，莫遣愁思染鬓毛。
诗题有“书慰”二字，“慰”他什么呢？先看颈联“秋露方滋连砌桂，春风始放上林桃。”原来又是一个中了举人，没中进士的倒霉蛋。秋露、滋、桂前面已经分析了这就是隐指乡试秋闱高中，但这里有上林桃啊，为何说进士没中呢？因为中进士去上林赏花飨宴是在杏园，现在上林为你开的却是桃花，桃，逃也，这还上哪里中进士去？幽了卜士段纯一一默。幽默归幽默，会试落榜当然要慰问慰问。如何慰问？“何不开怀作酒豪，见人未可首频搔。”首先告诉你不要低三下四的见人畏首畏尾，要挺起腰杆堂堂正正的作人。“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这一句令人费解。“狐裘”一语首见于《诗经·秦风·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此秦人美其君之辞”可见这个穿锦衣狐裘的是国君，所以“狐裘已破”应该是用来形容国有战事、君主有难的意思，这个时候有利于建功立业扬名天下。瓦釜空悬似乎应该理解为范釜常寒，梁炊不熟的寒士清贫生活，或者《韩非子·十过》：“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的战乱中饥寒交迫的生活，但避贺是什么典故没有找到答案，又高在哪里呢？不得其解。只能说这好像是要表达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思。这样就是并列对应的关系。但这样理解终究感觉别扭，感觉文不对题，因为它根本与首联的豪气干云不搭调。仔细琢磨这句话，特别是已破的已，应能感觉到扬名速与避贺高说的是一件事，是有关联的，应该是一种递进关系，而不仅仅是并列关系。这里我们是否能权变一下，其下一句“连砌”与“上林”不是完美的对应关系，需要变通一下才可合榫，所以这里我们也采黛玉论诗之说，变通一下，将“避贺”“高”断成“避”“贺高”，那么就能得到一个顺意的解释，“贺高”连用可以产生非常符合诗题的效果。请戏说之：如果这诗是在安慰一个没中进士的举人，这两句又是在回答首句为什么有信心在人面前挺胸抬头的一个例证，那么“贺高”应指向一个人，他是谁是有条件的，他需要是一个没中进士的举人，还要取得大功绩，还要与贺、高二字关联。答案倒是真可以有一个：贺子之季高——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关爱有加的弟子左季高，左宗棠。贺氏兄弟是最先赏识左宗棠才华的人，初见即以国士待之。贺熙龄的诗多不见传，但吹捧左的名句“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当时世人皆知。所以用“贺高”是想表达不要看不起举人，要像贺氏兄弟一样在左宗棠甚至连举人都不是的时候就能慧眼识人，举人要是发力岂是你能看不起的？左宗棠就是一个这样的举人。那么这个颔联“狐裘已破扬名速，瓦釜空悬避贺高。”就是说：国家有难，不问出身，这正是大显身手扬名立万的时候，看看人家左季高，太平军听见他来了饭都来不及煮，留下锅碗瓢盆就跑了。以落榜生举人左宗棠来劝慰落榜生举人段纯一，妥妥的励志心灵鸡汤极致版。此诗似应写于咸丰八年（1858）之后，此年发生了樊燮以堂堂二品之尊拒绝给小举人左宗棠行礼，被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之事，并有了后来据说是郭嵩焘捉刀潘祖荫具名的奏折，其中一句“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震动朝野，算是给举人群体长了大脸，天下举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举人兴廉也拿来凑热闹。左宗棠同治二年（1863）任闽浙总督，台湾是其管辖区域，是兴廉的直接上司。此诗如若写的是左宗棠平捻保疆，其时兴廉已逝，则该诗非其所作。而若说该诗写于乾隆朝，乾隆朝找不到合适的“贺高”人选。更关键也没有“狐裘已破”国家危难这么严重紧急的事件发生，凭此一语乾隆恐怕要砍张宜泉的脑壳。“贺高”解为左宗棠虽有过度解读之嫌，但用来解狐裘已破扬名速却是非常切题的。而且他已经幽默的用桃来指他进士落榜，此处解为左宗棠保持了全诗轻快诙谐的整体风格。因为引入了左季高，整首诗就可以灵活起来，有了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先说要开心起来，因为有举人左季高成名立万做出了榜样，再说你和左季高一样是举人，因此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即流畅又有曲折，最得诗之三味。故虽不免被责牵强偏颇，仍录之以待方家指正，希望引出避贺的真实高明之解。若只能做出前面那样别扭的解释是不能服人的。笔者曾将此说就教于某专家，专家是张宜泉是曹雪芹的朋友的坚定支持者，绝对不允许任何探讨否定之词，故他以“扬名”“速”对“避贺”“高”才能符合律诗这两联词性要相对的法度，对“贺高”连解不屑一顾，对此特打油一绝以呵呵之：
君览红楼总应知，曹子颦儿曾论诗。但得些许灵趣在，遑说词性韵可失。
《诗稿》中的左季高，这个可以有。
（3）、《诗稿》760-120《和景星四兄初春郊游原韵》中“景星四兄”是谁？完全没有头绪。唯其中有“却缘陆贽暂偷安”一句，或可据此戏猜之。陆贽是大唐中兴名相，甚至被人评为唐朝第一相，苏轼认为他有“王佐”“帝师”之才。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游山玩水，慵懒偷安的典故。而此诗竟将陆贽用在了景星四兄身上，诗词典故是不可轻用的，平常之人谁能担当“陆贽”两字的分量？陆贽与偷安又根本没有联系，如何能用在一起？诗中如此用典，必是有极巧妙的契合之处。翻检有清一代字或号为景星的名人，有唐廷枢君与之神合。陆贽者，大唐朝廷之中枢也！诗中以陆贽暗喻唐廷枢当是极恰。唐廷枢（1832－1892年），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他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李鸿章以“中国可以没有李鸿章，而不可以没有唐廷枢。”誉之。但他是家中老二，四兄之称没有着落。而且若此为唐廷枢，则此诗必不为兴廉所写，因兴廉比唐大32岁不可能与之称兄道弟，是兴廉的嫡孙张介卿所写倒是有可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此虽无定论，但却可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诗稿》是否出自一人之手？
(4)、《诗稿》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其诗题分别出自宋代翁森《四时读书乐》之秋、冬篇。咸丰六年恭亲王奕欣（应为讠+斤，微博不能显示此字，故以欣代替，以下皆同不注）以翁森四首诗的每一句为题作《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32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25册，第128-130页】。其中奕欣《读书之乐何处寻》诗曰：
领略书斋味，研求岁月深。此中真可乐，何处许相寻。枕葄 该经史，涵茹综古今。无从探妙谛，只觉畅清襟。佳境曾谁访，尘缘莫我侵。追踨空想像，得意但披吟。自有天然趣，偏如静者心。梅花消息透，春信问园林。
奕欣《数点梅花天地心》诗曰：
消息通天地，寒梅已著花。此心端可见，数点候无差。北陆方含冻，南枝早吐葩。韶光憑漏洩，疏影任横斜。讲易神堪悟，吟诗兴欲赊。复亨推筮策，解坼启萌芽。草茁还看荔，灰飞更验葭。书斋春信到，乐意撷芳华。
《诗稿》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诗曰：
冬冷梅先放，奇花感复深。一枝横地气，数朵绽天心。蕊吐苞符象，葩垂覆载阴。否终香暗度，泰始韵高临。惯写迎春息，能传破腊音。姿清含太液，神异表华林。元化从松转，生机自竹侵。圣颜时荗对，应料惬宸襟。
奕欣的诗题“读书之乐何处寻”与“数点梅花天地心”是翁诗的上下句。“数点梅花天地心”曾被篡改为“数点梅花天地春”托名邵雍写入装神弄鬼的《梅花诗》（《邵雍谶语》）中。宜泉的“梅花”诗与奕欣的“读书”诗同韵，特别是首韵皆用“深”字，其用词、结构又几乎与奕欣的“梅花”诗相同。奕欣“吐葩”宜泉“蕊吐”，奕欣惜“韶光”宜泉“破腊音”，奕欣举“荔”“葭”宜泉对“松”“筠”，奕欣写“疏影”“神悟”宜泉著“姿清”“神异”，奕欣“讲易”“复亨推筮策”宜泉“否终”“ 泰始韵高临。”。说宜泉的“梅花”诗与奕欣的两首“梅花”“读书”诗没有联系是很难的。宜泉的结题句“圣颜时荗对，应料惬宸襟。”其中“荗”应为“茂”字误刻。语似隐隐含嘲讽之意。而更为诡异的是两人的两首“萧然”诗。奕欣《翛然万籁涵虚清》诗曰：
即目虚清境，翛然性素谙。四围光洞澈，万籁气高涵。地迥摇空翠，天澄净蔚蓝。凉风生水渚，疏雨洗山岚。雁唳侵晨早，蛩吟入夜酣。幽怀尘外赏，爽霭宇中含。对景甎移八，怡情径闢三。泬寥秋意满，书味好相参。
《诗稿》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诗曰：
一天繁籁动，秋入最能谙。有穷虚成叶，无私清自含。鏦铮该近远，凄切遍西南。楼笛吹还急，闺砧捣未堪。吟蝉依苑囿，鸣雁过江潭。凉雨枫间合，轻飙竹外探。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此日开书卷，陶然兴倍酣。
它们用的同韵，首韵一样又是用的同一个“谙”字，此“谙”并非常用字，两个人如果相隔百年写同题诗用了相同的韵已实属不易，首韵又用同一个不常用的字，这个几率能有多少？而诗中用词又有重叠对应关系，象“雁-雁”“蛩-蝉”“凉-幽”“轻-爽”“酣-酣”不一而足。接连两首诗都有这个状况发生，这个几率又能是多少？因此说宜泉的诗完全是针对奕欣的诗而来，是和的奕欣之诗。但他的和诗不是吹捧而是嘲讽戏谑！奕欣的诗根据他的自序作于咸丰六年（1856），其诗稿刊刻也在此年。而这一年六月太平军首次攻破江南大营，同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面对如此危局，堂堂天潢贵胄的恭亲王还在悠哉游哉的写闲诗，这让我们的宜泉司马大为光火，他拍案而起，又落寞坐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还是写首诗来消消气吧。“鏦铮该近远，凄切遍西南。楼笛吹还急，闺砧捣未堪。”这不是太平军起于西南，征夫白骨闺砧泪是什么？如说这是借以泛指读到史书中的战争，为何独用“西南”一语？难道历朝战争都发生在西南吗？所以它指向的就是当下。“吟蝉依苑囿，鸣雁过江潭。”小人把持朝政在苑囿，忠士被排挤在远方。“凉雨枫间合，轻飙竹外探。”风花雪月依旧。“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崽卖爷田心不疼。“此日开书卷，陶然兴倍酣。”国破战犹酣，何能有此兴？与奕欣之“入夜酣”“泬寥秋意满，书味好相参。”对读讥讽之意甚明。读书诗中没来由的卷入一场战争，岂不怪哉？这与“萧然万籁含虚清”根本不搭调，它除了是在奚落、挖苦奕欣还能是什么？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是写不出来这样的诗的。这只能是在疾风劲雨中飘摇的咸、同时代的场景。而这个剧本兴廉宜泉来写是合适的，它的主角是奕欣。
（5）、《诗稿》825-030《万户捣衣声》“关心敲欲碎，塞眼响将穿。”亦为当时有战事的描写。“那如钟磬奏”“清秋不自怜”同有嘲讽之意在。为试帖诗起这样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李白这首《子夜吴歌·秋》的结句是“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弘历在世，你若公然把试帖诗结题于此，说不定能成就你乾隆朝文字狱第一大案的名声。因此这题还是出在咸、同之际用以批评奕欣比较合适。
（6）、《诗稿》823-029《叶落知秋》“何处凤凰枝，偏能善记时。”以杜甫《秋兴八首》之八“碧梧栖老凤凰枝”开篇，以《秋兴八首》之四“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为韵，告诉你这是一个“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的故事，全是“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之讥。后二韵“感人潘安赋，悲生杜甫诗。由来如欲问？上苑最先知。”结题扣回杜甫“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上，所谓“最先知”实为“知不知时”之问，大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刺。讥刺放在哪个时代都可合适，但是杜甫诗中所感怀的安史之乱的经历却不是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乾隆朝找不出来一个安禄山，只有洪天王才能代替史思明。因此这诗的肉食者还得咸丰、奕欣来当。
（7）、《诗稿》还有几首诗可能与奕欣有联系。824-029《七月流火》得“流”字，以“秋”字结韵。奕欣于咸丰七年（1857）曾以《诗经·七月》的每一句为题作五律《豳风詠》一集，第一首《七月流火》亦为“流”字韵，以“秋”字结。【《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36页】奕欣热衷于这一主题是不是“流”与其鬼子六之“六”相偕呢？列此一乐。《诗稿》有818-025《树杪百重泉》得“泉”字、833-036《冬嶺秀孤松》得“松”字二诗，奕欣同治六年（1867）刊刻《正谊书屋试帖诗存》二卷，卷一为五言八韵诗，卷二为五言六韵诗。卷二有《树杪百重泉》得“泉”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68页】、《冬嶺秀孤松》得“青”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70页】。其中《树杪百重泉》一诗，二人诗作有用字遣词造句语意重合的现象。张宜泉《树杪百重泉》五言八韵，诗曰：
杂树山边植，长流乳窦悬。每经一夜雨，斗泻百重泉。吼木声清矣，奔林势猛然。珠跳藏盖急，玉漱抵巢偏。叠溅松涛合，层飞柳浪连。枝枝云练净，叶叶雪花鲜。觱沸纷疏圃，凄泠乱灌田。切休疑剖竹，圣泽本从天。
奕欣《树杪百重泉》得泉字五言六韵，诗曰：
山中逢雨后，快泻百重泉。远势峰头挂，奔流树杪悬。溅珠声不断，曳练影相连。涛拟松崖近，溪如竹坞穿。浪花飞雪磴，瀑布落云巅。雅兴棲岩挹，诗应访辋川。
奕欣同治六年（1867）刊刻《正谊书屋试帖诗存》，根据其自序“偶检曩时窗课得试帖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148页】可知这些诗大概写于其父道光在世之时，即1850年前后。而《树杪百重泉》得泉字一题又见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乡试【《清秘述闻三种》739页】，此年主考官潘斯濂，此时的四川学政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清秘述闻三种》809页】此诗题出自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一诗，梓州即今四川三台县，这是王维写给李使君李叔明入蜀赴任的送别诗，四川拿来做乡试题堪称应景。张宜泉、奕欣诗题何来不得而知，但两人写有同题诗并有用词重合现象却是一个实际情况。
（8）、《诗稿》有701-087《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一诗用上平一东韵，奕欣同治元年《赓献集》其中有七律《恭和御制嘉平朔日阐福寺瞻礼元韵》一诗亦为上平一东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5册93页】，以此可知咸丰帝亦有同韵诗写及阐福寺，惜未能找到咸丰帝诗集，有得者或可参考。嘉平朔日是十二月一日。
（9）、如果我们承认《诗稿》中有个奕欣在，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更为大胆的猜测了。《诗稿》822-028《美花多映竹》此诗明褒暗讽语带机锋，应该是在讥刺慈安、慈禧联合奕欣发动“辛酉政变”施行两宫皇太后垂帘干政的。其诗曰：
竹林幽赏地，花气乱飘扬。妙映初争美，繁多渐斗香。拂云娇助势，洗雨劲凌芳。笑面娱高节，虚心惜艳粧。带葩双倚径，连笋半穿墙。灿烂淇川远，荧煌嶰谷长。到来堪悦怿，行处更彷徨。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所谓“竹”谐音“主”，朝堂主政顾命八大臣之谓也，花当然就是后宫的皇太后了。“竹林幽赏地，花气乱飘扬。”政幽（忧）花乱。“妙映初争美，繁多渐斗香。拂云娇助势，洗雨劲凌芳。”一开始以肃顺为主的八大臣占上风，可以以“竹”“凌芳”坚决否定垂帘听政之议。“笑面娱高节，虚心惜艳粧。带葩双倚径，连笋半穿墙。”以弱示众，博得同情，叔嫂勾结，沆瀣一气，靠旁门左道而登堂入室，将君子之竹压于墙下，终行两宫垂帘之政。“灿烂淇川远”用了《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一典,虽为“美武公之德也”但武公乃杀兄篡国，得位不正却也是事实。“荧煌嶰谷长”传说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以制乐器，定十二律。故此二句应是在劝说慈安、慈禧不要再干政，甚至篡位，一切事要依律而行。“到来堪悦怿，行处更彷徨”如果这样做了只会得到一时之快，但往后又如何走下去呢？“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此句看似在扣题，因诗题来自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其二“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实则是在警告，飞觞就是传递酒杯，可以理解为传位，此是说莫要贪恋权柄而不还政，现在不是唐朝，你如何做武则天？而且杜甫之诗末韵“谁能共公子，薄暮欲俱还。”还是归结到一个“还”字。反对垂帘听政奉劝两宫还政于朝的意味明确。看来兴廉是肃顺的粉丝，他是站在权臣派一边的。若此诗作于乾隆朝，则“于今不是唐”一句突兀而不得其解，难道是在劝乾隆这个太上皇还政于嘉庆吗？可是乾隆也不得称为映竹之花吧！
（10）、黄一农先生曾发现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大致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编排的。我们发现这些可能与奕欣有关的诗有被集中编排的倾向， 822-028《美花多映竹》、823-029《叶落知秋》、824-029《七月流火》、825-030《万户捣衣声》、826-031《萧然万籁含虚清》五首相连在秋编，833-036《冬岭秀孤松》、834-036《数点梅花天地心》两首相连在冬编。为什么与奕欣同题的诗会被编排在一起？这能是巧合吗？肯定不是，这明显是刻意而为。《诗稿》中有个奕欣是能确定的。
（11）《诗稿》755-117《和龙二府<在滇游螳螂川赠空谷先生>原韵》诗曰：
紫府瑶台有是夫，道来方见景多殊。云封空谷驚车盖，花满晴川忆画图。昔博才名留雁塔，今销丹汞出仙炉。宦遊何幸逢高士，一曲阳春兴不孤。
诗中的龙二府是《诗稿》中明写官职最大的一个人，因此世人于此用力最勤，猜之不懈，而又互不相认，热闹非常。经进一步挖掘资料我认为欧阳键先生所主张的龙瑞图是最可能的人选。诗中有“云封空谷惊车盖”这样的句子，如果空谷先生是某人的一个号，则这句诗无疑对空谷先生是多有不敬的，所以我们以为这个空谷先生并非一个人的名号，而是空谷幽兰隐者的代指，指的是螳螂川空谷中的一位无名隐士世外高人。既然如此，这首和诗的作者不是当事者当然就不能了解他的底细，所以我们认为“昔博才名留雁塔，今销丹汞出仙炉。”说的是龙二府而不是空谷先生。“名留雁塔”按照胡铁岩先生的分析这是指的中了进士，这个结论是对的，欧阳键先生因为龙瑞图不是进士而认为这句诗说的是空谷先生是不妥当的。龙瑞图虽然不是正式的进士但是却也可以算一个进士。《成都文物》杂志2006年第4期总第93期刊载了四川博物馆研究员李复华先生的《清同治<天锡纯嘏>匾文小考-兼谈汉前养老礼制》一文，介绍了龙瑞图以云南知府的身份为其三叔祖百岁大寿题《天锡纯嘏》匾额的情况，其中关于龙瑞图他写到：
据《龙氏族谱》记载，龙氏（龙瑞图）系“六十八世孙，字嵩廷，道光乙酉（1825）科举人，甲辰（1844）科大挑二等，任剑州学正，历任云南盐道库大使、禄丰、浪穹（今洱源县）等知县，武定州知州，云南知府，奏留云南补用道。”
所谓“大挑”即累计三次会试未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的一种科举补充制度，一般六年组织一次。根据这个制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大挑中选即约略相当于中进士。就此我们也就能明白“昔博才名留雁塔”这句诗的真正含义了。一科进士好几百人，谁能在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后还对中进士一事念念不忘拿来说事呢？一般来说是两种人，一种是考的极好的比如中了状元、榜眼、探花或会元的，一种是科举之路异常艰辛非常不容易的。符合前一种情况的，有清一代只有龙汝言、龙启瑞两位状元，但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与二府或云南的联系，所以我们认为此处这句诗说的是后一种情况。而这与龙瑞图的经历吻合。我们现在不知道龙瑞图中举人用了多长时间，他道光乙酉（1825）中举人到甲辰（1844）才勉勉强强算是中了个进士，这期间共举行了九科会试，他参加了几届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大挑的规则他最少得参加三次会试才有资格中选，只由举人到勉强算中进士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这样的科举之路不可谓不艰辛，因此以“昔博才名留雁塔”来总结说明这段经历的不容易是合适的。至于“今销丹汞出仙炉”理解为此时此刻一时兴起与高士在空谷炼丹修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一定非要理解为辞官修道。龙二府的原诗中可能就有写与高士销炼丹汞谈玄论道的句子，所以和诗这样写是正常的。而若将此句理解为是采办铜斤则不免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感，即便如此它也可与龙瑞图的身份相契合，他的云南知府应非实授，候补知府、补用道干一些盐道、采办铜斤的临时差事正可谓得其位。比对龙瑞图，我们甚至还能说“云封空谷驚车盖，花满晴川忆画图。”应为一语双关，其中的“空谷”“晴川”应确有实指而并非泛泛之语。龙瑞图大挑中选二等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会试，其试帖诗诗题即《白驹空谷》得“人”字（见《清秘述闻三种》P661页），以“云封空谷驚车盖”来说明他终于在此科得中是非常切题的，这同时也能说明这首和诗的作者是较为熟悉龙瑞图的，可能和他一同参加过甲辰科会试，所以才会念兹在兹信手拈来。而李复华文中还说龙瑞图籍贯四川崇宁，这又可能是“晴川”一语的实指，暗示他是四川人。所以这联诗一方面看似写的是螳螂川的谷与川，一方面实际写的却是龙瑞图的科举与籍贯，把他的人生经历巧妙的融入到句子当中去了，是典型的一矢双穿，一箭双雕。这样，“云封空谷驚车盖”与“昔博才名留雁塔”又能产生前后呼应的互动关系，如是，方不负该诗诗后“工于制局”之点评，否则这谋篇布局之嘉的批语又从何而来呢？总之，这首诗中的龙二府与龙瑞图合体是最合情合理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诗稿》中暗藏的历史人物，夏子龄、姚文田应可确定无误。左宗棠、唐廷枢为有一定道理的戏猜。而作者与奕欣有众多交集应是实情，慈禧则为在此之上的演绎。龙瑞图则是对欧阳健主张的一些补充考证。通过他所结交与评价的人物可知，他对科举中进士一事始终热情高涨，对自己没能得中常耿耿于怀。他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讲求正统，站队于顾命八大臣一方，对奕欣颇有微词不以为然，明确反对他和两宫皇太后搞的政变，是一个守旧思想浓厚之人。
2、可定地点：福建诏安梅岭、洛阳、长安、陕西佳县、福建汀江
（1）、《诗稿》841-041《殉节诗十二韵》中有“凤萧梅岭弄”“声价倍江东”之句。梅岭是哪里？欧阳键先生指出福建有三个梅岭，他倾向于是闽侯之梅岭。笔者认为指的是福建诏安梅岭镇，网上搜素诏安境内现在还存有八座贞节牌坊，可见其殉节风之烈，黄姓在当地也是大姓，所谓江东应指旁边潮州韩江之东，诏安正在其东面。兴廉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到福建至咸丰八年（1858）去台湾， 15年间在福建历任各缺。有文献记录的就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光泽县令，道光二十八年（1848）前署漳平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侯官知县，第二年遭革职，咸丰五年（1855）任邵武县丞，咸丰八年前任闽县知县。而根据李佐贤“回忆当时酒阑灯炧，带醉酣歌，赏心读画，如前日事”的记录，他与李佐贤有过交集，李佐贤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咸丰二年（1852）任汀江知府，兴廉又应在汀江郡下干过差事。如此看来他在福建是那里有缺即到那里，到诏安补缺也是可能的。
（2）、《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丝鸡虚饯腊，粉荔失迎年。”其中“丝鸡”“粉荔”张书才考证为洛阳风俗否定了其与福建的联系，但是这却明确的指出了作者和洛阳的联系。生活在京城的张宜泉为什么对洛阳的风味情有独钟？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诗的作者是洛阳人。
（3）、《诗稿》553-070《长安城阻风》一般认为是以长安代京城来指北京。但其中有“斑衣土点红”一句说明是红土，北京周围没有红土，而西安骊山东南地区是有红土的。所以此长安应该实指西安，这诗说的是西安的沙尘暴。
（4）、《诗稿》584-084《白云观即事》一诗，此诗初看之下多以为是北京的白云观，但细究之下其与北京白云观根本不相合。北京的白云观无山无水，又怎可能在白云边？其实这是陕西佳县黄河之滨白云山上的白云观。与佳县白云观情况比对，该诗堪称精华浓缩版的佳县白云观简介，为直观显示特制表格如下：
白云观即事 佳县白云观网上文字介绍
蕊珠真胜地， 传说修建白云山道观时，常有白云飘浮上空，笼罩全山，李玉风感而灵之（道遥在白云边。 家以白云为帝乡仙境），遂将嵯峨岭改为白云山，庙观名为白云观。
山近青牛路， 白云山地主牛登第（原河北省任邱县县丞）慷慨献地三百余垧。
河连赤鲤泉。 黄河之滨，山上可望黄河大峡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终南山道人李玉 风辗转来到境内。当时瘟疫流行，百姓整户整村死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李玉风广施方药，妙手回春，很快扑灭了瘟疫。百姓感激不尽，遂尊其为真人 神仙。
松腴饶殿鼎， 天启年间（1624年－1625年），建东岳大殿；道士李守鹄从山西石楼山募化松 树苗三百余株栽于白云山上，至今存活16株。另一原因在于黄河两岸晋、陕之 地多为黄土秃山，唯此白云山林木茂盛青松掩映。
芝彩结楼筵。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九重阳节藏经阁西南梁挺生一茎三花灵芝草，故 又称藏经阁为瑞芝阁。
说有飞升术，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皇帝朱翊钧给白云山赐御制《道藏》4726卷，
轻难与世传。 敕封真人洞为“白云洞”。此《道藏》全国仅七部。
这是陕西佳县白云山上的白云观应无异议。此白云观清朝也有大规模扩建重修之举。但此诗所描写均为明朝初建之时的情况，无一句一词说到清朝的扩建重修，因此怀疑此诗应为明朝人作于明亡前。
（5）、《诗稿》757-118《和穆县令九日题糕诗原韵》有“谁识诗人宴汉皋”句。汉皋何指也有争议。如果认为这是兴廉所作，还应从福建寻找。李佐贤为知府的汀州有汀江，其下游即为广东潮汕之韩江，会不会他本来写的是韩皋，其孙不识韩皋何意，故改为汉皋，或者其本来即以汉皋戏称韩皋汀皋。若如此，从汀州去寻找穆县令、段纯一或有收获。也可在《清代乡试文献集成》中寻找段纯一。
（6）、《诗稿》738-107《九日雨中探韵》因其中有“滕王阁”“戏马台”有人以此证明作者去过南昌和徐州，这是理解错误，此为用典，非是实指，不能用来证明地点。其诗曰：
溟濛凉雨洒重阳，节物惊心未易量。黄菊纵教能插鬓，白衣岂得劝飞觞。滕王阁上风常冷，戏马台前草已荒。权对儿童言路滑，指看鸣雁过潇湘。
“黄菊纵教能插鬓”这应该是说自己年纪小刚过了束发之年，束发之前的儿童是披发的因此无法黄菊插鬓。束发指的是15-20岁之间。“白衣岂得劝飞觞”还没有功名，被人瞧不起。后四句连用四典来说明白衣可以劝飞觞。“滕王阁上风常冷” 据《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项下记载：“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伯屿惊为天人，故此句是说年纪小不是问题。“戏马台前草已荒”项羽建的戏马台长满荒草。项羽出身豪门贵族，刘邦是白丁布衣，贵族被白衣打败，故此句是说白衣也不是问题。“权对儿童言路滑”怀疑此为解缙“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之典，笑骂指责他不得劝飞觞的人是一群小儿、丑牛。“指看鸣雁过潇湘” 大雁在天上飞排列成人字形，因此这是在说我是天人而你们不过是一群地上丑牛。另外此句应化自温庭筠《瑶瑟怨》“雁声远过潇湘去”一句，故此可能是在说自己象温八叉一样八叉手而成此八韵，你们又怎能看不起我？如果这是兴廉写的，他19岁中举已非白衣，所以这是他15-19岁之间写的诗。而这诗排在七言诗的中间，这就排除了诗词编年的可能性。《诗稿》排序有时几首是有规律的但总体是混乱的，绝不是严格按时间来排列的。此诗也不能证明任何地点。
白云观所确定的陕西佳县和粉荔、丝鸡所确定的洛阳是明确的；西安是建立在佳县之上的合理解释，既然有在陕西活动的痕迹，西安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诏安、汀江是以兴廉的经历为依据的推测。
3、可定时间：明末-清末
（1）、五言排律试帖诗诗题与清朝乡试诗题有联系，胡铁岩先生作过研究，但他作的不全面，他只关注了顺天府的乡试诗题，而没有关注其他省份的诗题。现制表如下：
诗题 乡试题 年代 省份 页码
801-013春色满皇州 得春字 唐代乡试题 得州字、得新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03-014蓬瀛不可望 得浮字 赋得蓬瀛不可望得秋字 乾隆五十一年（1786） 顺天 272
809-019河出荣光 得河字 唐代乡试题 河出荣光 得光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三
赋得荣光出河得荣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 河南 268
赋得荣光出河得光字 嘉庆十二年（1807） 顺天 543
818-025树杪百重泉 得泉字 赋得树杪百重泉得泉字 光绪元年（1875） 四川 739
824-029七月流火 得流字 唐代乡试题 得流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一
827-031天香云外飘 得天字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晴字 乾隆四十八年（1785） 贵州 271
赋得天香云外飘得香字 道光元年（1821） 云南 592
828-032鹤鸣于九皋 得鸣字 唐代乡试题 鹤鸣九皋 得皋字 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华 卷一百八十五
赋得鹤鸣九皋得声字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山西 251
赋得鹤鸣九皋得皋字 嘉庆五年（1800） 云南 530
829-033秋月如圭 得圆字 赋得秋月如圭得秋字 乾隆五十七年（1792） 云南 294
832-035壁彩对参差 得看字 李商隐《赋得月照水池》，毛奇龄将其选入《唐人试帖》，冯浩认为 它不是试帖诗。但月照水池是唐试帖诗的题目。四库全书版 文苑英 华卷一百八十一
843-044四时殊气 得阳字 赋得四时殊气得阳字 乾隆五十四年（1789） 顺天 284
其中页码是指在中华书局1982年版，法式善等著《清秘述闻三种》一书中的页码。《树杪百重泉》一题前面已分析过，它与乡试同题，但应与乡试无关。此外，《河出荣光》与唐代诗题相同，而清代诗题为《荣光出河》；《鹤鸣于九皋》与唐代、清代《鹤鸣九皋》皆有所不同。而且其所得之字大多与乡试诗题所得之字不同韵。据此我们无法判断这些题目是否一定参考自乡试，它们不能作为断定时间的证据。《四时殊气》一题放在试帖诗的最后应该有总结之意，提醒人们他的试帖诗是按照春夏秋冬排序的。而且这诗题是乾隆亲自出的，故也可表不“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云尔。
（2）、《诗稿》543-066《过马跡桥弔古》，张书才先生已有考证马跡桥就是马驹桥。其诗曰：“古桥呼马跡，有庙建何年？”此庙应为桥南之碧霞元君庙。[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载：“碧霞元君庙在城外东南弘仁桥，成化时建。弘仁桥元时呼为马驹桥。”明成化为1464-1487年。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载：
（天顺七年四月）己巳（农历癸未年四月初十，公历1463年4月28日）。新建弘仁桥成，桥在南海子东墙外。旧名马驹桥，水自城西南经南海子出。岁以木为桥，水涨即冲去，往来者病涉。上悯之，欲建石桥，遂发内帑银数万两，顾工匠民夫为之。因命内阁臣李贤、陈文、彭时等往观焉。贤言工程浩大，顾民夫莫若用军士，一月人与银一两，彼亦乐为之矣，不惟军士得济，抑且力齐而工易完，上从之。既而文武大臣亦皆感激出俸银以为助。桥成，改名：弘仁。命贤为碑记。
根据以上记录可知马驹桥1463年改建石桥并更名弘仁桥，并命李贤在桥侧立石碑记录其事，1464年后建碧霞元君庙。桥虽改名弘仁，但民间仍习惯以马驹桥呼之。官方记录为弘仁桥，民间称为马驹桥，马驹桥一名没有了官方正式的支持可能是其被讹称为马跡桥的原因。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此桥、庙被重修，并在桥南东、西两侧立碑，上刻乾隆亲撰的《御制重修马驹桥碑记》《御制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桥被正式恢复马驹桥原名。马驹桥残碑现存通州西海子公园葫芦湖边。《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二十第二十九叶有《启跸幸南苑》一诗，其中“兹以落成礼碧霞”一句有诗注云：“重修马驹桥、碧霞元君庙蒇工，择于十二日亲致瓣香庆落”，同卷第三十二叶有《马驹桥、碧霞元君庙落成，是日瞻礼有作》一诗，《四集》卷二十之诗为乾隆三十九年三月诗作。查乾隆实录卷九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甲子（十一日），上幸南苑行围……..是日，驻跸旧衙门行宫，翼日如之。”据此可知马驹桥、碧霞元君庙重修落成典礼在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公元1774年4月22日）举行。因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后，马驹桥桥头有歇山重檐黄琉璃瓦顶御碑亭，里面是刻有《御制重修马驹桥碑记》的青石碑，能作诗的文人不可能再有马跡桥之误，因此这绝非兴廉的作品。它应该写于李贤所立弘仁桥石碑被毁坏之后，碧霞元君庙萧条之时。该诗既然称弔古，应该是做过一番考察才落笔的，但这里仍记为马跡桥，可见此时此地该地名未能统一规范的痕迹很明显。故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清初刚入关顺治或康熙早年，地名称呼混乱未固定时。
（3）、《诗稿》544-066《晚投彩屿村》，亦从张书才，彩屿应为采育。[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载：“采育，乃古安次县采魏里也。明初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旧而名之也。”这也就是说官方名之为“采魏里”“蕃育署”，老百姓不买账合新旧名呼之为采育。百度采育镇可知康熙二十三年（1684）官方确定釆育之名延续至今，但百度未给出此条的文献出处，故暂从之，待考确认。由此可知这首诗和上首诗出现了同样的背景问题，都有官方命名不被民间所用，最后遵从民间称呼而改定的情况。接连两首诗出现相同问题，这证明我们上边的推测应该是正确的，即此二诗应作于清初刚入关，顺治或康熙早年，地名称呼混乱未固定之时，而不应是康熙中后期地名规范完善之后。
（4）、《诗稿》554-071《晓过浑河渡》“春晓浑河涨，茫茫水势饶。鳌翻山岳涌，蜃落市楼消。”浑河应是永定河，诗中描写的景观是永定河过了卢沟桥进入下游京南东安、固安诸县才会有的，历史上永定河水患主要发生在这里。而紧接着下一首诗就是555-071《固安县城隍庙观剧》，因此我们猜测这个浑河渡就是现在大兴机场西南，北京动物园正南的大兴区榆垡镇十里铺村古渡口，现在河上建有永定河大桥，过了大桥就进入固安境内。诗中最后所写“澄清闻有日，舟子倡新谣”应该指的是浑河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根据康熙实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庚午（二月二十五，1698年4月5日）“浑河，著原任河道总督于成龙往察”“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详勘绘图议奏”。三月丁丑（三月初二，1698年4月12日）上谕于成龙等“惟挑浚淤沙、河之两岸、掘五六尺深阔、令水得畅流、当不至于涨溢矣”，三月辛卯（三月十六，1698年4月26日）于成龙奏报“作速办理、六月内可以完工”，七月癸巳（七月二十一，1698年8月26日）治理完工，康熙“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也就是说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一日浑河改称永定河，此诗题《晓过浑河渡》，说明写于改名之前或改名之后不太久。当然如果一味好古，追求诗意的苍凉雄浑，即使已改称永定河多年而仍坚持呼为浑河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主要取“澄清闻有日”一句为证。此句说明浑河以前没有被彻底的治理过，没有可称作浑河清的时候出现过，这是第一次，那就只能指向康熙的这次治理，如果是康熙以后的治理他就应该说“澄清再有日”而不应用闻所未闻之“闻”。所以我们说这首诗写于这次治理之前，具体当在此年二月底到三月初于成龙往察浑河之后，这样他才能有所“闻”，又应在三月中下旬开工之前，这样他才能只是“闻”而未见。此诗可定时间康熙三十七年（1698），兴廉出生的102年前。
（5）、《诗稿》574-080《通州道上》末句云：“一鞭残照里，得意马蹄轻。”通州有贡院，是为附近27个州县举办童试的地方。此诗马蹄轻之语与科举有关，怀疑这是去通州参加童试的途中所作。此句又或与梁恭辰有关系。其《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载：
乾隆己酉科会试，诗题《草色遥看近却无》，吾乡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诗中有“一鞭残照里”句，主司指为引用《西厢记》语，斥不录。其实此孝廉并不记得是《西厢记》语，特平日风流自赏，口吻自与暗合。暗合尚受其累，况沉溺于是书者耶？
诗句有对照此事反取其意的味道。梁恭辰(1814年-1887年),字敬叔,福建福州人。其《北东园笔录》最早有同治五年(1866)刊本。若诗句本之于此，则该诗写于兴廉逝后。
（6）、586-085《过柳巷村五显财神庙》柳巷村即今北京丰台区六里桥村，此五显财神庙当时就位于现今的六里桥立交桥之下，现在桥西南辅路两边有两棵被保护下来的古槐树即为庙中遗存。雍正于九年（1731）下旨修广宁门（现广安门）至小井村石道，并于同年七月立碑於小井村石道之畔。此碑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雍正御制《广宁门新修石道碑文》曰：
……广宁门其必由之路。门外通逵，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憫之，乃命奉宸苑相度修治，自广宁门至小井村，长一千五百丈，皆填窪为高，砌以巨石，其广两丈。凡费户部帑金八万两。
可见这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雍正修此路之目的绝非他所说的“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朕甚憫之”，他是“憫”自己才修的这条道。雍正八年他的泰陵开建，此为必经之路，如何不修？石道过柳巷村处建有白石桥，因桥距广宁门六里，遂称六里桥，柳巷村亦因此改名六里桥村，具体何时改名应不会距雍正九年（1731）太晚。此石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并延长至大井村，在大井村建乾隆御制碑亭，后又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大井村处路中立木制牌坊，乾隆四十年（1775）再改木牌坊为三个门洞形制的石牌坊。但此诗有云：“荒村留古迹，僻巷露真形。”石道建成，傍村而过，前面不远处即相继建有两座御碑亭，路中还有十几米高的石牌坊，一个当时最高等级的高速公路加持的村子，全国能有那个村子可比？因此此村无论何名似已不便称呼为“荒村”“僻巷”，所以此诗不应写于雍正九年之后，更不应写于乾隆之后，而应写于雍正九年之前，即雍正所谓“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既降，潦水停注，行旅经涉，淹蹇泥淖之中。”之时才可相应。
（7）、《诗稿》748-113《过法王寺壁臻禅师旧居》，根据网上介绍北京法王寺即广通寺，位于北京北下关高梁桥附近，该寺为元代法王寺别院，元至初年本刹住持贵吉祥所建，是三藏法师默克沙实哩的宏法道场。嘉靖三十八年（1559），由内官监太监田用和御门圈太监梁经出资重修法王寺，并改名为广通寺。据此，如此诗是写的北京法王寺，则该诗应写于1559年之前。
（8）、《诗稿》749-114《南苑即景》有“三宫冷落宸游少，惟见长杨引路频。”一句，既为即景当是实际景物的再现。《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九十五第二十五叶有乾隆六十年（1795）弘历写的《题团河行馆》一诗，其首句“行宫旧三处，此处实新增。”下有诗注，其注云：
苑中新旧衙门二，皆明时中官提督之衙。至南门行宫则建自康熙五十二年。此处行宫因乾隆四十二年疏拓团河之水，构筑数宇于旁，乃予所新增也。
此注已将南苑乾隆时有四个行宫讲解清楚。所谓“新旧衙门二”指的是小红门西南处的旧衙门行宫，因在南苑东部故又称“东宫”。《清稗类钞·宫苑·南苑》载：“国初作东西二宫。”【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一册，第175页。】《康熙起居注》也载：“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午门出正阳门，幸南苑，驻跸东宫。”和位于镇国寺门五里处的新衙门行宫，因在南苑西部故又称“西宫”。此二宫“皆明时中官提督之衙”。南门行宫又称“南宫”，位于南大红门内，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团河行宫乾隆亲自佐证建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苑即景》说“三宫冷落宸游少”可见此时团河行宫尚未建。故此诗应写于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间。“宸游少”又说明有连续几年未去的现象。查《康熙实录》可知康熙几乎每年必去南苑，其薨逝前数日还在南苑行猎，因此以“宸游少”来说康熙是不合适的。而根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只有雍正七年五月有幸南苑的记录，乾隆也有二次间隔四、五年未幸的记录。因此此诗应写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的雍正或乾隆某个时期。
（9）、《诗稿》750-114《西宫即事》，上面已经分析了，西宫即南苑新衙门行宫。诗中说“凄凉宫殿野烟浮，深锁朱扉永日幽。”已非康乾气象，而根据《清实录》嘉庆、道光皆有多次幸南苑的记录，道光皇帝最后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二十七年（1847）连续两年幸南苑，因此这也不是嘉、道时期的景象。“西绕荒村飞乳燕”竟然用了“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典故，新衙门行宫西是潘家庙村，即《诗稿》562-074《晓发潘家庙》之村也，彼时的潘家庙还是”市喧红日上，村曙冷烟轻。”的一派繁华，氤氲着“南苑随人远”“瑞气绕神京”的祥和气氛，此时则是“拾薪子尽蓬头惯，荷蒉人多赤脚流。”的末世荒凉。“东连官厩听鸣驺”西宫东南原来有马圈，是养少量御马的场所，不可能让马的嘶鸣影响到西宫皇帝的休息，咸、同时因战争需要马圈辟为官厩开始大量养军马，因此才能有“听鸣驺”之语，此时南苑宫殿才能称是“深锁朱扉永日幽”的状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来文·牲畜管理2908包》记载了大量养军马的事实：“自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合计喂养军需马61927匹。”因此此诗应作于咸丰后期到同治时期，而此时兴廉正在福建、台湾官场沉浮，他没有机会来“西宫”“即事”。此《西宫即事》紧排于《南苑即景》之后，景物、时代明显不同，象是刻意编排用以对比的。
（10）、《诗稿》751-115《一亩泉口占》满篇恬静田园风光，应为与《南苑即景》同时之作。一亩泉为南苑两大水源之一，发源于南苑西北隅，即新衙门行宫之北，聚成小龙河后在苑东南汇入凤河。其中“萦折故留看去态”一句，应该说的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疏浚苑内河流，将凤河下游的河道改为“之”字形走势。《钦定四库全书》版《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五第三十二叶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作《南红门外作》一诗，其诗注载：“又以旧河势直，恐其一泻无遗，令作之字形，使其曲折而下。”如此诗与《南苑即景》同时，则应排除写于雍正之时，可更进一步确定两诗写于乾隆三十七年（1771）开始疏浚河道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团河行宫落成之间。
通过对《诗稿》信息所确定的人物、地点、时间的分析考证，按照最保守的估算，以《过马跡桥弔古》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到《书慰卜士段纯一》的左宗棠活动的时代，时间跨度接近100年；如以《晓过浑河渡》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始计算，则在150年以上；若放宽至《过法王寺壁臻禅师旧居》《白云观即事》的明代，则在300年以上。如果按作者来说，817-024《渔妇晓粧波作镜》是兴廉的作品，而543-066《过马跡桥弔古》、750-114《西宫即事》不可能是兴廉的作品； 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是一个名字中有廉字的人写的，而740-108《四时閑兴》八首是一个名字与阮籍有关的人写的，宜泉或廉字都找不到与阮籍的联系。以此可知《诗稿》并非按时间编排，它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若干个作者在至少百年以上的时间内作品的汇集。
五、《诗稿》信息显示：身份、家世多样
1、身份多变：
（1）、《诗稿》512-052《再叠前韵》诗云：“小臣忻圣化，经过不辞频。”自称“小臣”。
（2）、《诗稿》529-059《闲兴四首其一》诗注：“以舌耕糊口”。世人皆以为此可证作者是一个教书先生，但《诗稿》中多次出现卜士及有关词汇如袁镜等，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是一个算命先生，“舌耕糊口”对于算命先生来说也是合适的。
（3）、《诗稿》738-107《九日雨中探韵》诗云：“白衣岂得劝飞觞”。白衣无功名，举人都不是。
（4）、《诗稿》740-108《四时闲兴其一》诗云：“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陆沦”应该说的是陆通沦伏，佯狂不仕。陆通，字接舆。楚狂是也。
（5）、《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赐佳章原韵》前面分析过，是个未中进士的举人的唠唠叨叨。
我们可以说他先为白衣，后来中举舌耕糊口，然后谋得一官半职，但接舆沦伏不仕却是解不通的，身份多变证明此非一人。
2、关于母亲：
（1）、《诗稿》520-055《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一》诗云：“母老还多病，知年弥觉高。”有老母在堂，难称早逝。
（2）、《诗稿》744-111《四时闲兴其五》诗注：“赖 母扶育成人亦不幸早逝”母早逝。
（3）、《诗稿》527-058《分居叹其一》诗注父、母前未空格阙字示敬。
（4）、《诗稿》726-101《友人母丧未及往弔书寄誌慨》诗注父、母前未阙字示敬。
（5）、《诗稿》744-111《四时闲兴其五》诗注如上母前空格阙字示敬。
母亲的情况不同，对母亲表示的尊敬程度也不同。难以归为一人。
3、关于大兄：
（1）、《诗稿》527-058《分居叹其一》“嫂兄拚弃弟”《诗稿》528-058《分居叹其二》“墙阋犹在昨，釜泣必於今。”兄弟不睦，感情冷淡。
（2）、《诗稿》571-078《抚先兄墓自悼》诗云：“特往先兄告，於今有此儿。”黄一农先生认为是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先兄的墓前祭告，这是不对的。此句是回答上句“坟填知是我，纸化问为谁？”的，是说长兄为父，以儿侍兄的意思。因为其兄无儿无女留下，所以他来充当兄长的儿子前来祭奠。这又表现的兄弟和睦，感情真挚。
这能是同一对兄弟吗？
4、关于子女：
（1）、《诗稿》533-061《哭子女并丧》诗注：“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存下的是“一啼娘”女儿。他只有一子出痘丧亡。而下面有他又生子及与儿子互动的诗作，请问：在此情况下他为何不修改这个“仅存一焉”的诗注？这不是在咒自己和他的儿子吗？即便他自己不改，他的嫡孙张子介卿也应该改，因为这个诗注等于不承认他的父亲是张宜泉的儿子，这不成了家族笑话吗？
（2）、《诗稿》539-064《喜生子》有“忽闻儿一哭，便觉喜非常。”“掌珠终作吉，怀燕始为祥。”“门楣自此光”。《诗稿》五言诗若为编年，此诗在《哭子女并丧》之后，则是其第二次生子，但根据上述所引诗句，这完全是第一次得子之后的喜悦心情的表露，难以解释为再生子之后的感受。诗中“怀燕”用了唐代宰相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而有孕生张说的典故，这是不是也能暗示作者姓张呢？
（3）、《诗稿》572-079《书春儿远持莲蓬藕见贻走笔以示》用了“怀桔”“莲子”“幽谷”等词语典故，特别是幽谷应指芝兰生于幽谷而独芳的君子，说明春儿是儿子并且孝顺。但下首诗573-079《见老妻病起作》马上就有“女喜归宁早，儿嫌侍药迟”埋怨儿子不孝。这是同一个儿子吗？而不论孝与不孝这都不应指尚在争食的小儿。
（4）、《诗稿》578-081《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有云：“夷齐曾重义”用的是伯夷叔齐之典，可见禧儿与其弟是兄弟而不是姐弟。这里他有两个争食的小儿。若作者为一人且五言诗编年，他的儿子先大后小，难以解释。
关于禧儿我们无法断言他是谁，但是有个巧合列此与诸君参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词综补续编》录有丁绍仪长婿胡鑑所撰《外舅丁先生述略》一文，其中载丁绍仪有三子三女，长子丁承禧。丁绍仪在其书中多次亲切地将此长子丁承禧呼为禧儿，其他二子则象这首诗一样不被提及一字。如《听秋声馆词话》序有“积久成帙，禧儿请付手民（雕版工，刊刻出版之意）”、《东瀛识略》自序有“戊辰（同治七年，公历1868年）夏，禧儿承乏（暂任）噶玛兰（现台湾宜兰），将行，因检录数条畀之。”、《东瀛识略》自序后有补记“书刊未半，资已不敷，禧儿又以邻封及民捐事横罹降秩，心情烦劣”。《宜蘭市志‧歷史建築篇》第264頁载“同治7年(1868)通判丁承禧再度重修,並依八卦方位,名定東為震平門,西為兌安門,南為離順門,北為坎興門。”可知“禧儿承乏噶玛兰”是指出任噶玛兰厅通判，宜兰昭应宫有《澤周海甸》匾额即为其所书。“禧儿又以邻封及民捐事横罹降秩”似指同治七年（1868）发生的英、德两国民众视宜兰南澳为无政府地带，噶玛兰厅通判丁承禧制止无效，在该地带强行建立小殖民地的事件，此事详见万维百科“大南澳事件”一条。《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马廷萱词》一条下还记载“岁乙卯（咸丰五年，公历1855年），余权汀州丞…….. 越十年甲子（同治三年，公历1864年），大儿承禧亦权汀丞，在两罹兵燹後。”。以上可知，丁绍仪有子禧儿，喜爱异常，经常在文中提及而对其他二子不着一字，父子二人同期与兴廉宜泉活动于闽、台，丁绍仪与兴廉有词律交往，这首诗会不会是兴廉与丁绍仪互索诗、词的结果呢？由于证据不足，此仅为猜测，诸君自行领会。
关于儿子的混乱记载不支持这是同一个作者，更不支持五言近体诗编年。
5、关于籍贯：
（1）、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卷二中说兴廉是铁岭人。《诗稿》序、跋提到宜泉时均不举姓，符合八旗称名不称姓的习惯规定。
（2）、《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粉荔”“丝鸡”的描述说明作者是洛阳人。
（3）、《诗稿》558-072《晚岁》“土牛初荐腊”指的是“鞭春牛”习俗，全国皆有，福建亦然，多由州、县官主持。
身份、家世多样不支持是同一个作者。
六、《诗稿》信息透露：张子介卿是谁？
1、平阙是汉语书写时，当有表示敬意的需要时，将敬意所涉及的人、事、物平头另起一行，或在同一行中空阙若干字格的做法。《诗稿》贵贤、延茂序均多次提到宜泉、先生但两序分别只有一次在提到时平出，提到张子介卿时也不予空格阙字处理。但贵贤序有“命余为序，余见之如晤故人”一句，其中两个“余”字皆缩小一号并写在旁边，这也是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而延茂序有“问序于余，余既喜…”一句，其中两个“余”字皆正常书写不变。《诗稿》济澂跋严格遵守平阙，提到宜泉、先生必平出，提到介卿空格阙字，并有“命列名卷末”一句。这也许能说明贵贤、济澂年纪应小于张子介卿，故二人有用“命”一字，延茂年纪则大于张子介卿，所以用“问”一字。黄一农《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春柳堂诗稿>新考》一文引《清代官员履历全编》一书说贵贤生于咸丰三年（1853），他是光绪二年（1876）进士；延茂生年不详，但他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所以生于1845年前是合理的；济澂生年未有明确记录，万维百科记录他生于1852年，但未给出处，他是光绪九年（1883）进士，比对贵贤他生于1853年后是合理的。故张子介卿大概生于1845-1853年之间。
2、《诗稿》579-082《五十自警》诗曰：
天命知还未，蹉跎五十春。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玉液觞称旧，银丝面挑新。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
前两联说自己五十岁了学问没有，官没当好，钱没赚着。我们重点讨论下两联。“玉液觞称旧，银丝面挑新。”应该是“旧曾玉液称觞，新来银丝挑面。”所谓“银丝挑面”指的是满族生育风俗“食喜面”【潘倩菲：《实用中国风俗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21页。】，生子三日为新生儿洗浴，食面条祝贺。银丝，细也，谐音喜也。“称觞”是举杯祝酒的意思。这联是说我们家早曾有生育之喜，现在又有新的生育之喜。他这里用“称觞”来说前面的生育情况，是喜庆的用词，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前面的孩子不应该死掉了，到写诗时还应该活着。而“称觞”“挑面”连用，再结合“挑面”肯定是后面说的“有子”，那也就是说这是两个男孩。如果这两个男孩都是作者的儿子，他后又写“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完全不顾及另一子的心理感受，这让那个“称觞”之子情何以堪呢？如果这个指的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孙子，就不存在这样的尴尬。子，取男子通称、嘉称解，好男儿之意。这两联说原先称觞我有了儿子，现在挑面又有了孙子，我给他起名麟，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男儿。兴廉生于1800年，麟儿生于他五十岁的1849年，与上一条推测张子介卿的生年契合。
3、麟、介有对应关系。麟，有鳞甲，鳞片；介，鳞介，介甲，披鳞带甲。麒麟又为瑞兽，代表杰出人物德才兼备；介，又为耿介，《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喻尧舜之光大圣明也。介可完美诠释麟之德。
故张麟，字介卿，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戴兴廉宜泉之嫡孙也。光绪15年（1889）为其先大父刊刻《诗稿》。
七、《诗稿》信息提示：曹雨沽是谁？
《诗稿》733-105《题芹溪居士》诗注提到“姓曹名（雨沽）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按正常理解他梦的应该是阮籍，故曹（雨沽）与阮籍产生联系。曹（雨沽）是谁是确定《诗稿》价值的根本。曹（雨沽）是曹雪芹则《诗稿》有唯一证明曹雪芹字梦阮的文献价值；若不是曹雪芹则《诗稿》价值大打折扣，甚或不会再有人关注。
在对曹（雨沽）分析前我们得先厘清一个事实：
《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前面已经说过该诗的作者百分之百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何以见得呢？见得于诗注！这首诗诗后有诗注，因都在诗后可能人们把它与评语混为一谈，但很明显它和评语是有意用文字双行排列与单行排列加以区分并用空格隔开的，诗注为双行排列紧接诗后在前，空出两格后是左侧单行排列的评语“曲而能达淡而弥旨”。此情况并非孤例，《诗稿》717-096《散馆后晚窗客过未遇戏题有寄》其后诗注、评语与此完全相同，而它紧接在诗后双行排列的文字“时馆中有秋海棠数盆，故云”是诗注无疑，故可确定此处亦为诗注无误。其诗注正能说明这是若干年后读到了曹雪芹的废寺诗而写的和作。其诗注云：“放翁诗：烟林藏寺有钟来”，因其诗最后一句为“有谁曳杖过烟林”这个诗注很可能被人理解为是给“烟林”加的注，但“烟林”一词并非出自陆游，一般认为首出自刘禹锡“莎岸见长亭，烟林隔丽谯。”。所以引陆游诗给“烟林”加注是没道理的。这个诗注只能是给“有谁”所指代的曹雪芹及全诗加的。我们不能单从所引这一句上去理解其用意，这一句虽有烟林，有寺与烟林、废寺相对，但是最生动的“有钟来”没有着落，一处废寺哪里来的钟声？钟声悠远绵长的恬静与废寺蛩唱蝉鸣的荒凉也根本不合。就是说此处他不是用的烟林本意，否则他会引刘禹锡的诗来作诗注，此处他是用了陆游给烟林所赋予的新的含义，所以引了该句作诗注的。陆游此句不是为了制造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氛围与意境的，它是为了表达陆游其时其地的一种状态，是为下一句作铺垫，为下一句突出全诗的主题服务的。陆游诗题为《罗江驿翠望亭读宋景文公诗》，“烟林”后一句是“宋公出牧曾题壁，锦段虽残试剪裁。”这才是陆诗要表达的核心主题。宋景文公是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的“红杏尚书”宋祁，他在1053-1059年知益州（四川成都），因此可以到罗江（今四川德阳市罗江区）题壁。而陆游进川是1169年后，有其《入蜀记》为证，根据陆诗中“闰岁春迟未见梅”一句可知此年春天有闰月，1173年闰正月大，故此诗写于1173年春天。可见陆游是至少114年后读到了宋祁的题壁残诗而作了“烟林”一诗的。所谓“烟林藏寺有钟来”妙就妙在以当下实景写了当下实情，寺、诗谐音,以闻寺钟而不得见其寺来喻陆游其时其地读宋祁题壁诗而不得见宋祁其人。实景是烟林掩映，实情则是跨越百年的时间的遮蔽，可见此处的烟林绝不能只解为当下空间的实景，而要解为遥远时间阻隔了的实情。[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说陆游：“大抵才具无多，意境不远，唯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信然。钱钟书认为他是为了安插佳联才敷衍全篇八句，故评其七律“绝无章法，只堪摘句”此句于此诗堪可验证矣。了解了陆诗烟林的含义，这个诗注就能正确解读了，“有谁曳杖过烟林”曹雪芹掩映在时光的烟林中款款而来，它就是在暗指作者如陆放翁读宋祁题壁诗而作烟林诗一样，是在百年后读到曹雪芹题废寺诗而写了奉和之作的。陆游有《罗江驿翠望亭读宋景文公诗》，而今我有《西郊废寺读曹公雪芹诗》；陆游“烟林藏寺有钟来”他是“烟林藏芹有诗来”；寺钟跨过空间在某个春天悠扬传来，宋诗穿越时间在断壁上不期而至；雪芹在百年前悠远的烟林中曳杖而过，他的诗在经过时光洗礼的残垣中悄然显现；陆游表达了虽不识宋公但神交当下的心情，此作者则表达了虽未晤雪芹真容但可作百年知音的情怀。他读了雪芹其诗而不得见雪芹其人，明白无误。否则单就这句诗来说与他的诗场景不合，他引来何用？如果是曹雪芹的朋友写的奉和之作，此注就更无道理可讲，亲近之人如何会用百年神交的典故？亲近之人又发什么读其诗不识其人之慨？这个诗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作者和曹雪芹百分百不是同时代人，他们相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可能。这诗不但不能成为作者与曹雪芹相交的证据，反而恰恰是作者与曹雪芹无关的证据，作者是曹雪芹百年后的一个死忠粉，仅此而已。
厘清了此事实我们就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如果认为该诗和写关于曹梦阮诗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因此诗作者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之人，所以此曹梦阮和曹雪芹必不是同一人。其二，如果认为此处的曹梦阮和此处的曹雪芹是同一个人，同上理则写曹雪芹的作者和写曹梦阮的作者必不是同一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选择都以曹雪芹是写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为前提，曹雪芹另有其人的可能性很小，试想谁能为了一个不知何人的百年前的曹雪芹而费如此笔墨写一篇和诗？因此此处的曹雪芹就是写了《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的情况我们不予讨论。综上，我们如果认为曹梦阮是曹雪芹，必然要选择写曹雪芹的作者和写曹梦阮的作者并非同一人而是各有其人。因此讨论写曹梦阮的诗和讨论写曹雪芹的诗要分开单独进行，不能混为一谈相互引证。
曹雪芹已讨论，下面再独立讨论一下曹梦阮：
1、《诗稿》还有两处提到阮籍：
（1）、《诗稿》567-076《别田舍主人》“兵厨相谢罢”，“兵厨”一典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5》“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因其“相谢”一语，我们认为这是说的作者感谢田舍主人，若反过来自云田舍主人相谢自己是不恰当的。因此作者与阮籍有关联。
（2）、《诗稿》747-112《四时閑兴其八》“才输阮籍愧称兵”阮籍因曾任上条所说步兵校尉，故史称阮步兵。此句说“愧称兵”可知作者与阮籍也有关联。
2、二诗如为一人所作，作者可以与阮籍有两种关联：
（1）、作者与阮籍一样当过类似步兵校尉的官职。因此可以拿步兵校尉厨中的酒招待客人，并感觉自己无阮籍之才妄履阮籍之职。
（2）、作者的名、字中有与阮籍的名、字、号、称呼有关的字，并不一定只和“兵”字有关，诗中只是以“兵”字代替阮籍。他以“兵厨”代指阮籍的酒，进而戏指自己的酒用以招待田舍主人，并感觉自己无阮籍之才妄称阮籍之字。
3、《别田舍主人》与《四时閑兴八首》立意、旨趣完全不同，前者在“知得皇恩重，何由补自惭。”后者在“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一个在感谢皇恩，仕途光明，一个已经沦伏归隐，无意仕途。因此我们说作者是二个人，二人刚好分别对应了与阮籍的两种联系：
（1）、《别田舍主人》作者是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般说来是掌上林苑屯兵的官，这能说明为什么《诗稿》中有那么多与南苑有关的诗，南苑即清之上林苑是也。如果兴廉宜泉是此诗作者，则兴廉在南苑任过职。
（2）、《四时閑兴八首》作者名、字用了与阮籍相关的字而自称“兵”，兴廉宜泉四字及春柳堂中找不到与阮籍有关的字，故可知此作者定非兴廉宜泉。作者是谁不知道，但曹梦阮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曹梦阮有是这个作者的可能。
4、《题芹溪居士》诗注（见上图）中“姓曹名（雨沽）字梦阮” （雨沽）是一个不存在的刻错了的字。
（1）、一种猜测将此（雨沽）解为霑，那么诗注就是“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因曹雪芹有曹霑、芹溪之名，故认为此曹霑即为写《红楼梦》的曹雪芹。
（2）、一种猜测虽也将（雨沽）解为霑，但认为此曹霑与曹雪芹无关，只是重名重号而已。
（3）、还有一种猜测是胡铁岩先生提出，认为（雨沽）应为雨沽之误，因此此人是曹雨沽。
（4）、上述三种情况解释不了霑、雨沽与梦阮或阮籍之间建立不起来联系的问题，这不符合古人一般取名、字，名、字要互释的规范。根据名、字互释的规则，我们找到一个䨒字也有可能是（雨沽）的本字。我们先来看一个明代王宠写的草书羽字（见下图），如果把它放在雨字头下面，字又写的小一点，䨒又不是常见字，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将此羽认作沽字，从而得到一个（雨沽）字的。而关键更在于此䨒字可以完美对应出梦阮和芹溪。䨒在《康熙字典》中有两个解，一是通“羽”字；一是水声之意。䨒通羽，项羽，名籍字羽，可知籍有羽毛之意。这样䨒就与阮籍产生联系，名䨒字梦阮，完全吻合。而䨒若取水声之意，又与潺潺溪流产生联系，与芹溪完美对应。所以此人姓曹名䨒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有了严格的对应关系。而通过解读我们还发现涉及曹芹溪的三首诗竟然都可以找到与羽毛有关的意象。515-053《怀曹芹溪》“封书畀雁迟”雁为羽也，用“畀雁迟”来说明见不到曹䨒此羽是形象的；733-105《题芹溪居士》“野心应被白云留”虽然是用陶弘景“白云心“之典，但用来暗示羽毛也是非常合适，曹䨒与白云齐飞，隐逸共野心一处；734-105《伤芹溪居士》“谢草池边晓露香”“池草”谢灵运可引出“凤毛”谢超宗，“凤毛”又是羽也。这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的文字游戏呢？曹（雨沽）是曹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和上面三种一样都只能是猜测。
四种说法都建立在对一个错字（雨沽）的猜测之上。《诗稿》错字比比皆是，有些还很离谱，如552-070《答良乡县酒家》诗评“机轴“错为”机柚”，566-076《南各庄晓望》“牧童”错为“牧穜”，709-092《春仲孟二先生枉访时避横逆出门未及延疑因成寄谢》诗题“延疑”应为“延款”之误。可见（雨沽）也不必非是霑之误，有错为䨒、雨沽或其它字的可能。猜测就需要其他的文献来佐证，四种猜测都没有其他的文献来佐证，那就使得猜测终归是猜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独信第一种而排斥其他三种或更多种。
5、如果我们倾向于认定曹（雨沽）是曹雪芹，则《诗稿》中有曹雪芹的朋友某人写的诗，那我们无妨再向前走一步，根据本节第3（2）条的讨论，曹梦阮符合《四时闲兴八首》作者的条件，那就是说这八首诗是曹雪芹写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兴廉办理过闱差就有可能与官学打过交道，曹雪芹有在官学的记录，他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诗作留在官学的资料中，这些诗作被兴廉发现并抄录下来，等到其家人为其编辑《诗稿》之时，因其已经去世，无法进行核实，所以将大量兴廉抄录的诗作当作兴廉之作混入其中，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再来看这八首诗有没有与曹雪芹相联系的蛛丝马迹：
（1）、《诗稿》740-109《四时閑兴其一》“既甘朝市身无分，笑倚东风学陆沦。”不知身份，沦伏不仕与现有文献中的曹雪芹形象相吻合。
（2）、《诗稿》742-110《四时閑兴其三》“百代兴亡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不禁使我们想起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回前诗；“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两者都把多样的表现归结为一个道理上，如出一辙。
（3）、《诗稿》744-111《四时閑兴其五》“云封萱草”可不可以是一语双关？其一、以云封雾锁代表母早逝。其二、云为云上，取天子施惠赐宴之意。“云上封萱草”康熙三十八年“帝书‘萱瑞堂’赐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37页。】曹家。
（4）、《诗稿》744-111《四时閑兴其五》以“秦鹿失”“楚弓遗”来言“家业无存”“功名未就”，虽然它是幽默地借助了谐音梗，以“鹿”谐音“禄”以“弓”谐音“功”，但我们不免还是要问一问，什么样的家业功名能用上“秦鹿”“楚弓”来比喻？似乎还是说曹家近六十年经营江宁织造贪污受贿所得才合适。
（5）、《诗稿》745-111《四时閑兴其六》“傲骨那堪同菊瘦”《石头记》第三十八回有十二首菊花诗，可见二者都是爱菊之人。
（6）、《诗稿》746-112《四时閑兴其七》“卖尽颠狂忘尽劳”“诗到工时机自熟，酒从醉后饮逾豪。”“心思不教穷愁累”“任他邻树北风号”是不是敦敏所说的“可知野鹤在鸡群”“ 燕市悲歌酒易醺”“新仇旧恨知多少？一醉毷騊白眼斜。”
当然这一切也是猜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思路，不要以定论待之。
6、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曹（雨沽）和曹雪芹无关而是另有其人，他又住在西郊，那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西郊一带活动的曹雪芹到底是谁？这个曹梦阮有着“庐结西郊”的明确记录，那他会不会因为有号芹溪而被讹传为曹雪芹曹芹溪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人们为了给自己的家乡增色，把不相关的人硬是赋予一个名人的身份以求引起世人瞩目，这是屡见不鲜的，钟子期、俞伯牙就在安徽凤阳、湖北武汉都有故居和墓地，真假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大书特书的曹雪芹在西郊的故事，其主角如果是这个与曹雪芹无关的曹梦阮，那就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事情啦！这个曹梦阮的确应该好好的老老实实的研究研究，尤其是他在西郊的故事。
7、734-105《伤芹溪居士》有“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一句，有好事者认为“白雪歌残梦正长”是作者写了《红楼梦》的暗示。此解读不妥。这句无疑是对应诗注“又善诗画”的，“北风图冷”对画，“白雪歌残”对诗。而且“白雪”用的是“阳春白雪”之典，是无论如何不能对“下里巴人”的小说的，所以这句话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个曹梦阮是没有写过通俗小说的，他的创作都是高逼格的典雅之作。故这句诗反倒成了曹梦阮不是曹雪芹的证据。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雨沽）可以不是霑之误，是霑之误也不一定就是曹雪芹，一切均为猜测。曹雪芹字梦阮没有任何其他文献的佐证，因其唯一性，你说它证明了曹雪芹的字是梦阮，我也可以说字梦阮恰恰证明了此曹霑不是曹雪芹，这是一个死循环。对于《诗稿》本身而言，本文已证实了张宜泉是兴廉宜泉，不可能是曹雪芹的朋友，如果兴廉是《诗稿》唯一作者，则曹梦阮必不是曹雪芹。但同时本文也考证了《诗稿》并非一人所写，应该有多个作者，而且正有乾隆时期的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可以有一个曹雪芹的朋友写了三首怀念曹芹溪的诗并被编入《诗稿》，曹梦阮有是曹雪芹的可能。这把我们推入了一个尴尬境地，曹（雨沽）是曹雪芹既不能被《诗稿》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取舍全在于我们的直觉情感天平倾向于那一方而已。
猜！猜！猜！对于“曹（雨沽）是谁？”这样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你猜！
八、《诗稿》信息明确：严格避玄烨讳宽松避旻寧讳
胡铁岩先生认为《诗稿》避道光旻寧讳，这个意见是对的，但这个避讳执行的并不严格，而《诗稿》严格执行的是避玄烨讳。
1、《诗稿》未发现与胤禛二字相关需要避讳的字。故不讨论雍正。
2、《诗稿》828-032《鹤鸣于九皋》“讵比鹢孚泓”胡铁岩已指出过此处“泓”未避弘历讳，故《诗稿》不避乾隆讳。
3、《诗稿》749-114《南苑即景》“南苑炎蒸夏景匀”“炎”未避颙琰讳，故《诗稿》不避嘉庆讳。
4、《诗稿》523-057《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其四》“宁敢比琼琚”、《诗稿》737-107《同刘桂岩冬夜联句》“割席宁教学管郎”根据胡铁岩先生的观点此二处宁字避讳了。《诗稿》810-019《雨雪载途》“氵寜车沾屑汁”根据黄一农先生观点“氵寜“未避旻宁讳，故《诗稿》避道光讳执行的并不严格。
5、《诗稿》824-029《七月流火》“佇看凉夜转”“佇”未避奕詝讳，故《诗稿》不避咸丰讳。《诗稿》538-063《闲奕》有奕字，但奕字无需避讳。
6、《诗稿》未发现载淳的淳字。故不讨论同治。
7、《诗稿》未发现载湉的湉字。故不讨论光绪。淳、湉都是单独避讳这一个字，其它相似偏旁等以及载字皆不用避讳。
8、《诗稿》502-047《暮春郊游四首次仰山韵其二》有“高丘古木皴”句。《诗稿》722-099《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其四》有“丘壑连村多磊落”句。丘字直书不避圣人讳。据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除了四书五经可以直书丘字而外，其他出现丘字应改为邱避孔子讳，并且改读音为期。道光《永州府志》卷18《金石略》、光绪《零陵县志》卷14《金石》、光绪《湖南通志》卷264《艺文·金石》皆将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刻为《钴鉧潭西小邱记》，此可证雍正后丘字是需要严格避讳的。
9、《诗稿》严格避康熙讳。
（1）、《诗稿》832-035《壁彩对参差》“晶莹明尽炫”“炫”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2）、《诗稿》537-063《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其四》“元鹤唳犹闻”“元鹤”应为“玄鹤”。“玄”改“元”避玄烨讳。
（3）、《诗稿》539-064《喜生子》“絃弧定四方”“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4）、《诗稿》707-091《读史有感》“铜雀台空絃管音”“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5）、《诗稿》742-110《四时閑兴其三》“琴即无絃亦不妨”“絃”缺末笔一点避玄烨讳。
（6）、《诗稿》760-120《和景星四兄初春郊游原韵》“非是谢元常自放”“谢元”应为“谢玄”“玄”改“元”避玄烨讳。
出现这种情况是时代发展政治环境宽松的结果，而不是有什么隐秘在其中，以避讳来判断《诗稿》的写作时间是不成立的，以此来判定《诗稿》的出版时间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同文书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光绪时期石印出版的《康熙字典》与《诗稿》出现的避讳情况完全相同。乾隆、道光时翻刻《康熙字典》也是要严格避后来皇帝讳的,因为字典的避讳问题乾隆时甚至出了王锡侯《字贯》案，牵连至上百人。我查了四库全书版《康熙字典》、道光七年版《康熙字典》、道光十一年王引之校改版《康熙字典》等，这些字典都是严格避后来皇帝之讳的，比如其中弘、泓均缺末笔显示。而此同文书局版《康熙字典》除了与康熙武英殿版《康熙字典》一样严格避玄烨讳外，其他胤、禛、弘、曆、颙、琰、旻、寧也一样原字直书，只是在页眉上此字所在之列的上方书“敬避”二字以作提醒，而詝、淳、湉连“敬避”二字之提醒都没有，一律不缺笔的原字直书，其它泓、濘、炎等发音偏旁近似的字也一样处理，既不缺笔也不作提醒。这也就是说至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避讳可以只执行到道光，咸丰以下不必执行，而即使执行康熙而外也仅仅执行涉及皇帝名字的单独的那些字，其它关联字则也不必执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诗稿》的避讳问题，它严格避玄烨之讳，关联字也严格执行，之后皇帝名字用字只涉及道光旻宁之寧，故也加以避讳处理，而其它关联用字如泓、炎、濘等均不执行避讳。它与同时代出版的同文书局《康熙字典》采用了相同的避讳方式，说明了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避讳特征，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稿》的确可能刊刻于其所标注的光绪己丑年的公元1889年左右。但如果以其来讨论《诗稿》的写作时间则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它不能体现原作者是如何避讳的，只能体现刊刻出版时是如何避讳的。
九、猜想与反驳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说《诗稿》托名张宜泉，兴廉宜泉就是这个张宜泉，他是作者之一是大概率可确定的，但《诗稿》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是大概率可以确定的。只是这些其他的作者到底都有谁，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我们能做的只有猜想与反驳。
1、因为诗词艺术创作的主观随意性，我们对诗词的解读就可能不是作者的原意重现。比如《晓过浑河渡》虽然它和写固安的诗放在一起，固安就在浑河边，那我们也不能说它就一定是后来改称永定河的浑河，辽宁也有浑河；即便它是，我们也不能说他用了浑河一语那么这首诗就一定写在改称永定河之前，他追求古韵就可以坚持用浑河而不用永定河；我们根据“澄清闻有日”一句判定它写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浑河改称永定河之前，这也是基于我们认为作者对浑河有足够的了解，并追求用词准确才得出的。浑河其后也有多次治理，如果他对浑河并不了解又或者他也并不想追求用词准确，那他在其后的任何一次治理前吟出这句“澄清闻有日”是不是也可以呢？又比如《南苑即景》“三宫冷落宸游少”他可不可以用“三宫“来泛指南苑的四个宫殿呢？又或者皇帝真的是总去四个宫殿里的某一个宫殿，而不去其他三个宫殿呢？这些都构成了对我们的解读能不能获得明确信息的挑战。好在我们还是得到了几个明确的信息的：
（1）、《诗稿》543-066《过马跡桥弔古》写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前。
（2）、《诗稿》704-089《喜夏公先生枉访宠赐瑶章因成惭谢》的夏公是道光十六年（1836）会试会元夏子龄。
（3）、《诗稿》724-100《书慰卜士段纯一》中的“贺高”是左季高，左宗棠。
（4）、《诗稿》731-103《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作者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人。
（5）、《诗稿》750-114《西宫即事》写于咸、同时期。
（6）、《诗稿》711-093《秋日简王公先生世兄》的作者名廉。
（7）、《诗稿》747-112《四时閑兴其八》的作者名字和阮籍有关。
（8）、《诗稿》549-068《冬暮二首其一》丝鸡、粉荔是洛阳风俗，显示作者和洛阳有关。
（9）、《诗稿》767-124《书答田先生宠锡佳章原韵》证明作者是一个未得中进士的举人。
（10）、《诗稿》独讳玄烨。
2、这十个信息后五个是《诗稿》中写明了的，自不待言，前五个是去掉文学创作中的夸张、比喻、拟古、想象后与实情实景比对分析出来的结果，也是明确无误的。试想乾隆三十九年（1774）后“马驹桥”三字就刻在桥头矗立的皇帝的御碑上，你如何能再有“马跡桥”之误？试想在夏公先生身上作者几乎用上了所有关于中进士的典故，极尽吹捧之能事，并梦想着籍此夏公先生自己也能得以留名千古，所以春魁独占的夏公先生不指会元夏子龄又能是谁？试想“贺高”简直就是为左季高准备的专有名词，你又能作何它解？试想引放翁诗当依放翁意，曳杖烟林的曹雪芹又怎可不是穿越时空而来？试问以“凄凉宫殿”伫听战马嘶鸣不写咸、同兵燹反写乾、嘉之平和，四万诗主弘历又岂能不在昌瑞山下赋诗一首指斥你的荒谬？这十个明确的信息让一些原来模糊不明的信息变得清晰、固定起来，也让一些原来模糊不明的信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可确定。
（1）、生活于夏子龄、左宗棠时代，名廉，未中进士的举人，这些信息让作者是兴廉宜泉有了时间、姓名、身份的依据，增强了其他一些可能指向兴廉的信息的可信性，使其得以成立，因此我们说《诗稿》托名张宜泉，兴廉宜泉就是这个张宜泉，他是作者之一是大概率可确定的。
（2）乾隆三十九年（1774）、咸、同时期的南苑、名字与阮籍相关、熟悉洛阳风俗的作者，这些信息又让在兴廉之外还有其他作者有了根据，解释了其他一些可能指向兴廉之外的信息的矛盾，使其可以共存，因此我们说《诗稿》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是可以确定的。
3、但这些信息除了带来了这两个确定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的灾难。这些其他的作者到底都有谁，我们根本无法得知。既然如此，除了那些明显有兴廉痕迹的诗作，他究竟还写了哪些诗，谁写了和曹雪芹的诗，谁又写了怀念曹梦阮的诗，我们就无法做出明晰的判断并给出确实而唯一的答案。这就让试图为《诗稿》下定论陷入了困境，《诗稿》所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让人困惑不已，因为缺乏进一步详细的信息资料佐证，我们完全不清楚《诗稿》为何会是如此面貌，给不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它是如何编辑的？目的何在？为何托名张宜泉？统统不可确定。我们只能就此作一些猜测：
（1）、宜泉即兴廉，《诗稿》的确为张子介卿家刊本。
猜想：《诗稿》几乎每首诗都有诗评，所以是兴廉自娱自乐编的诗律教材，他因为只是个举人，诗作被进士们瞧不起，便想到在这种假想的指点江山的意淫中挽回面子找到自信。《诗稿》最后一诗就象是自跋，其最后一句“一任鳣堂鸟雀嗤”非常符合因极度自卑而转向固执自负从而假想出嘲笑者并向其宣战的心理状态。这其中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他搜集的朋友或其他关系人的作品。他可能并未想真要出版，所以并未对这些诗作加以区分。而根据记录兴廉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十四岁去了福建之后就再也没回北京，最后还漂洋去了台湾，可见其决绝离家的态度。离家越远越好的选择又可证明他羞愧改姓怕见熟人渴望逃离熟人社会的心理。如此可见他与家中联系不畅沟通存在问题，等到他的子孙为其整理遗留诗稿要满足他的愿望出版时，更无法准确分辨那些是他自己写的诗作那些是他收集别人的诗作，因此一股脑编进《诗稿》，造成了《诗稿》现在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有可能这是以宜泉的诗作为主又编入家族几代人的零星作品的一个大杂烩，里面可能就有张子介卿的作品亦未可知。
反驳：现有文献可证兴廉有词名未有诗名，其词收入各种词集中，交游酬答皆以词为独选，可见他更得意于自己的词作。如此春柳堂应重词而轻诗，何故有《诗稿》而无《词稿》？其子孙刊刻至少也应该诗、词一本而称《春柳堂诗词》吧？难道还单独刊刻了《知鹿港词存》吗？如果有为什么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不予记录？更关键的还在于，其他交游提到兴廉时无一例外兴廉宜泉并称，而此序、跋却只提宜泉不露一丝兴廉痕迹。
（2）、《诗稿》为官刻本。
猜想：《诗稿》由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领衔刊印，这会不会是内务府诗赋课的培训教材，所以自序不署名，其序、跋也都是范文性质，故只是借用了兴廉的宜泉先生之字以作者之名义出镜，用以代替众多作者，所谓宜泉也赋予它权宜或以一代全之意。诗则取自历代官学教师的例作，官学即属内务府管理，教材编辑者是兴廉宜泉嫡孙张子介卿，所以大量采用宜泉的作品，曹雪芹也在官学呆过，所以也有他以及他的同事怀念他的作品。《诗稿》涉及题材众多，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符合教材全面性的要求。也因教材的性质才会将前后两首写不同时期南苑的诗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以强烈的对比来启发学生的诗绪。《诗稿》中还有几处也存在着将相同题材的诗作编在一起加以对比的倾向。春柳堂取意二月春风似剪刀，修身树人之意，故也不是什么先生真有此堂号。或者只是以内务府之名义刊刻而最终是为了出售牟利的。
反驳：《诗稿》有“大明”这样的敏感词汇，虽然“大明”并非一定要禁用，但官刻本应还是谨慎对待比较合理。更重要的它还不避康熙以外的皇帝讳。这如何能是内务府的官刻本？
（3）、有意造假。
猜想：在兴廉的诗稿抄本基础上夹杂其他诗作，伪托宜泉之名刊印，目的是为了证实曹雪芹的卒年。
反驳：为了一句话造假一本书，成本太高。1936年出版的《八旗艺文编目》录入此书，证明《诗稿》至少应出此之前，如是造假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拿出来作证据，反而在1955年由王利器发现并使用？
4、如果非要给《诗稿》一个定论，猜想（1）是合适的，但如果是猜想就不是定论。其实定论对于我们来说已不重要，所以我们干脆没有讨论宜泉不是兴廉的猜想，诸君可以自行脑补。这就等于说宜泉是不是兴廉也不重要了，已经不必多费口舌。我们研究宜泉的《诗稿》，要给它定论，其唯一目的是为了给曹雪芹作证，但这十个信息不但让《诗稿》没有了定论变成了猜想与反驳，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我们要就每一首诗的作者展开猜想与反驳，这就使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再生变数，变成了多重的猜想与反驳。先前，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是对张宜泉诗注及其中一个错字的猜想与反驳，至少我们认为作者明确就是张宜泉,猜想与反驳是围绕着张宜泉来进行的。现在，它成了对一个虚无作者的诗注及其中一个错字的猜想与反驳，原则上来说这个作者有是张宜泉的可能，但还有不是他又不知何人的无数种可能，而猜想与反驳将是围绕着这无数可能性来进行的。可以想见就算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象恩华一样有十足的把握说《诗稿》就是兴廉后代的家刻本，或是生活在曹雪芹时代的宜泉的后代的家刻本，我们有了这种定论那又怎样呢？我们可以根据兴廉的特殊经历大概率判断一下那些可能是他写的诗，但那些没有经历特征或经历雷同的诗我们如何判断归他？而面对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曹雪芹时代的张宜泉我们又怎么判断一定是他写了曹梦阮呢？我们不知道这三首诗是如何被编入了《诗稿》中的，可以有无数个可能的作者写了曹梦阮，那就有了无数种可能的曹梦阮，这就是十个信息所带来的真正困扰。《诗稿》定论是没用的，除非你找到了兴廉或宜泉或编辑者的原始笔记，将这桩桩件件底细来历都记录在案，否则定论何用？知道宜泉是谁有什么重要？这十个信息让我们彻底失去了拿《诗稿》为曹雪芹作证的底气。丢掉幻想回到猜想吧！猜想就是猜想，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只有猜想与反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证人缺位，没有炮制《诗稿》的当事人的指证我们只能如此。
5、刨除造假论，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是三个猜想相互作用组合出来的结果：
（1）、首先是对作者的猜想。今后我们拿《诗稿》来说曹雪芹必须在猜错字前先猜谁写了这个错字。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写了怀念曹梦阮的诗，作者是谁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主要活动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还是主要活动于道光十六年（1836），或者更早或者更晚，究竟何时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和写左宗棠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相同不同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洛阳汉人还是汉军旗人，祖籍何地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名廉名兵还是别名，姓氏名谁需要“我猜”；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作者是不是也独讳玄烨，何以如此需要“我猜”。我猜！我猜！我猜！很显然，你说是曹雪芹的朋友写了曹梦阮，其实它不过是这一连串取舍弃用的“我猜”组合出来的众多猜想中的一个，我们将其捧为圭臬，就等于把偶然当做必然，哪里能有这个道理？它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2）、其次是对诗注中一个错字的猜想。前面已经分析此不赘言。但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也是对这个错字的猜想，现在看来亦是不无可能的。那就是：（雨沽）虽是一个错字，但是是有意这么写的。733-105《题芹溪居士》、734-105《伤芹溪居士》二首诗相连，诗题处皆加注，这是《诗稿》所仅见，很是奇怪。《诗稿》给诗题加注只有三首，另一首是533-061《哭子女并丧》是给自己加注，这两首是给他人加注。这两个诗注在善诗画上内容重复，而且前诗注已经用了其人如何如何，后注又用了其人如何如何这样的统一句式也显得很单调。《诗稿》大都有诗评，有诗律教材的性质。那么这里会不会是用这两首诗在教人如何为人物加注呢？也因此才会有内容重复，句式统一、两首相接先后加注的情况出现呢？若如此曹梦阮就可以是一个完全杜撰出来的人物，作者用了一个字典里没有的（雨沽）字，是为了避免生拉硬扯、对号入座的比对造成误会。或者他参考了曹霑的经历并借用了他的不常用的霑和芹溪名号，而又演绎了梦阮和居士来为这个杜撰的人物立传也是可能的。否则曹雪芹一名更为常用，他如何会舍而不取，不在诗注中注明？这就像我向你介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而不提沫若一样不可思议，甚至是滑稽可笑的。
（3）、再次是对诗注的猜想。关乎此欧阳健、蔡义江有过论战已将反对与支持说的很清楚。其实《诗稿》中即有现成的例子也可参考。如果你凭芹溪相同、好饮放达、工诗善画、住在西郊就断言曹梦阮是曹雪芹无疑，作者是曹雪芹的朋友，那我也可以说《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的作者和他的禧儿与丁绍仪和他的儿子丁承禧有众多相同之处，如亲切的呼为禧儿、禧儿是老大下面有弟弟、时刻表现出对禧儿的喜爱重视与厚望、时刻表现出对其他儿子的忽视而一律不予书名、兴廉与丁绍仪同官闽峤又有密切交往，根据你的原则这一连串的巧合完全可以让我作出禧儿是丁承禧的结论，从而判定作者是丁绍仪。并且丁绍仪的结论都有实打实的文献记录，而曹雪芹和曹梦阮一样庐结西郊还只是一个今人热衷的传说。这样论证《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的作者是丁绍仪能让人认可吗？它和用诗注内容来论证曹梦阮是曹雪芹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因一系列巧合而做出的猜测，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如何曹梦阮一诗是曹雪芹的朋友写的能成定论？
面对这三个猜想，在极端的情况下曹梦阮甚至都有可能是一个虚拟出来的人物，我们如何能一意孤行的为曹梦阮是曹雪芹下定论？
我们说《诗稿》定论并不重要，宜泉是谁也不重要，这些问题有没有统一的答案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猜想，可以反驳。但曹梦阮是不是曹雪芹的定论很重要，而这个问题也没有了统一的答案，只有猜想与反驳。猜想只能是猜想，甚至都不需要反驳，你永远不能拿“哥德巴赫猜想”当定理，除非你证明了它。
十、结语
《诗稿》的时间跨度和诗家自况一会儿“称兵”一会儿“名廉”以及混乱的身份、经历、家庭信息都不支持《诗稿》是一个作者，这是一个汇集了多个时代多个作者作品的大杂烩，到底有几个作者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但其中很大概率有兴廉宜泉的诗作，并且是托其名而刊行。《诗稿》几乎每首诗都有诗评，并且涵盖了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生老病死包罗万象，琴棋书画无所不涉，诗酒酬答悉于笔下，交友怀人全在毫端，这又使得它看起来象是一本指导诗歌创作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辅材料，这样看它的诗就不乏有因为需要完备而随意杜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说：
《诗稿》到底是一部什么书？不知道！但我能猜！
《诗稿》中的曹（雨沽）是曹霑吗？不知道！但我可以猜猜看。！
《诗稿》中的曹梦阮是曹雪芹吗？不知道！但如果可以，我真的能猜猜！
在猜之前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知道！”因此曹雪芹还不能有字称梦阮。也不能以此为证说他“年未五十而卒”。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无法对《诗稿》中复杂的信息给予确定而又明晰的解释，对《春柳堂诗稿》到底是怎样一部书难下定论，对曹（雨沽）是曹霑难下定论，对曹梦阮是曹雪芹难下定论。《诗稿》透露的信息让这些问题只有猜想与反驳，这便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唯一定论。
作者:禾在宇
禾在宇 2022-02-17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