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达 | 回忆华西坝的“现实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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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白永达

编辑 | 田濛  四哥

校对 | 田濛

排版 | 刘美辰

在理番县杂谷脑镇(现在是理县县城)的“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我收到成都留校同学谢道炉(后名谢韬)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与“老夫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叫我回校后马上去找他们。当时(1942年8月底)我两个月的“暑期边疆服务”生活正接近尾声，还身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大山中。

谢韬（1921～2010）原名谢道炉。四川自贡人。时就读金陵大学，是著名学生团体“民协＂组织的骨干成员。后身陷文字嶽，1976年平反。198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十来天后，我回到成都华西坝校园找到他们，他们说要组织一个文艺学习团体“现实文学会”。准备以“金大”(金陵大学，原设在南京，抗战中迁川)和“女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金大同时迁川)两校的国文系同学为主，吸收其他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目的是活跃空气，沟通心灵，打破自皖南事变以来华西坝校园中被压抑得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我听了很赞成。皖南事变发生一年多了，它对抗战前途、民族命运十分不利，我很反对，并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

白永达（高个头站立者）和谢韬（另一站立者）

1943年春在锦江木船上

谢说的“老夫子”是金大国文系“金钥匙”(Golden Key，是教会学校对优等生的褒称)朱声的别号。他是“七月派”诗人，笔名“方然”，与胡风熟识。(十几年后，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他与谢均被打成了“骨干分子”，他并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在校时，他文质彬彬，常穿件长衫，像个老学究，却与谢是好友。其实他思想活跃，能力颇强，但因谢喊他“老夫子”，大家也就“约定俗成”地叫开了。几个月前，他们以金大“国文学会”与“社会学会”的名义，联合召开了一次“民主自由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了。因为与他们观点相近，都赞成团结抗战与社会进步，反对专制独裁与分裂倒退，要求自由与民主，所以，从此成了朋友。

方然（1919～1966）原名朱声，现代诗歌“七月派”重要诗人。1940年经中共安排从延安疏散到蓉，考入华西坝“五大学”金陵大学，1966年被迫害致死。

他们拿出了一个二人共拟的《我们的决定》给我看。这是个章程性的文本，但形式比较别致，有点“延安味”或“新华日报味”——朱到过延安，他们平常喜欢看《新华日报》并介绍给我看。文本中强调文学的宣传性和战斗性，反对“为文学而文学”。这种主张，现在看很显然是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而在当时华西坝这个教会大学集中区，却是别开生面有其吸引力的。

当时，我对中共还不够了解，但对于它的积极抗日抱有好感,对它的无辜受到镇压很同情,对它的自强自立与创新精神很羡慕，所以对这个《决定》发生兴趣。其中规定会员只要同意这个主张并经两个思想相投的人介绍即可参加。会中不多设职员，只设一个“总打杂”即总服务员或总联络员。此职最后自然地落到了谢的头上，因为他短小精干劲头十足，一向活泼热情能联系人，像一盆火，故人称他为“小炉子”。

我本是学农业经济的，但也喜欢文学，认为文学在抗战中自然应当为民族生存与老百姓地位的改善服务。所以，不但同意自己参加，还介绍了与我要好的章松涛(化学系)、郭挺章(化学系研究生)、高长山(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我的中学同学)、尹盛志(飞机修理厂的技术员，喜欢译海涅的德文诗，也是我的中学同学)等人参加。

这个会很快就组成了，会员人数有二十多人，金大国文系有朱及韩启文、邱祖武、郭子良，社会系有谢及张照隅、袁华章，经济系有唐剑(后转人燕大)和我及前面说过的几人。朱的朋友，在金大教务处工作的刘振声(即七月派诗人芦甸,解放后在天津市文联负责),和倪子明(成都三联书店经理，后曾任三联书店总编辑)及谢的朋友诚庄容(金大助教)也成为会友。金女大则有国文系的钱瑛(后为朱的夫人)、夏郑安、张咏雩、许希麟(抗战初期空军战斗英雄刘粹刚烈士的夫人，刘在“平型关战役”中配合八路军作战阵亡,1938年萧乾曾为文记其事并访许)、钱俊泰、徐季华(“七月派”诗人许伽)、赵孟明、缪希琴(名史学家缪钺教授之女)(编者注：此处误，经与缪钺亲属核实，此人不是缪钺之女）：、叶至美(叶圣陶先生之女)和社会系的张宝芬、贺祥霞、黄织等。

“现实文学会”部分会员。前排左为谢韬。后排右为朱声

现实文学会的名称，是朱和谢提出，而为大家赞同的。这当然与朱是“七月派”诗人有关。因为他们一向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朱实际是会里的台柱和灵魂。会中的经常活动，是大量阅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聘请了两位导师，一位是女金大国文系主任、“五四”文坛老将陈中凡教授，另一位是“五四”女作家、华西大学国文系的罗玉君教授。所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以鲁迅等现、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为主,特别是抗战以来涌现的名作。外国文学作品,则按鲁迅的主张多读俄、苏和东欧弱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兼及西欧、美国的同类名著。到金大后，我读过一些这类作品，但是到这时才开始比较集中而有系统地读。

朱介绍的勃兰兑斯著的《19世纪文学之主潮》(韩侍桁译，商务版)，曾给了我很多帮助。同时，因朱的关系，大家也较多地阅读了艾青、田间、阿垅、邹荻帆……等人的新诗和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罗大斗的一生》等。同时，知道胡风和鲁迅的关系，认为鲁迅逝世后，尤其是在抗战中，他接近并支持中共、大力鼓励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包括“大后方”与“陕甘宁边区”的)，是很好的事，值得敬重。阅读文学作品越多，越发生兴趣。记得有一阵俄国诗人涅格拉索夫的名著《严寒——通红的鼻子》与《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风靡会中，多人能够背诵。这自然会使人联想当时中国人如何？

结合阅读，大家也练习写作，非国文系的人出于自我爱好得到机会，更为热心。章松涛与郭挺章时常写诗，我则学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笔调，写了《边行散记》,《山歌》等散文。都登在会内发行的手抄刊物上,供大家传阅并提批评意见。记得我有一篇是写峨眉山山洞内的蝙蝠，陈老师给批的意见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意见倒出乎我的意料，大不理解。后来到50年代，我才明白在当时的革命文学理论中，一般的人道主义已不吃香。我本是个文学的外行，却无意中撞到了“点’上。

这个会的影响，大致有两方面。

加深了会员们对文学的兴趣,多少增进了有关的修养,可以说是第一个方面。它虽只是一个学习团体,还说不上是个文学社团,但所读的作品，带有批判性和倾向性，而且风格多样。使读者不能不受感染，特别是19世纪末叶俄国以至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我个人就感到有不少启示。这些作品中的人文精神，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补养，当然，这些补养仍然比较朦胧而初步。

另一方面，是给会外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一股生气。为活跃校园生活，除了对内经常举行的有些“文学沙龙”味道的漫谈学习讨论外，现实文学会还举行了两次公开对外、面向会外各校文艺爱好者和一般同学的文学晚会(其实不应该只有两次，可惜后来难以进行了)。

1943年，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在听演讲

初次是在华西坝的“学生公社”召开，那是个学生俱乐部。借用它的阅览室为会场，虽小，但很紧凑，屋里和走廊上，可以坐立一二百人，更有亲切感。演出的文艺节目中：陈中凡与罗玉君两先生率领金女大国文系高年级女弟子们演唱的昆曲；男女会员合唱抗日歌曲与苏联卫国战争及民间歌曲；钱瑛朗读的张天翼短篇小说名作《华威先生》;谢朗诵天蓝的诗《队长骑马去了》我讲的华北家乡白洋淀抗日游击队(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但未明言)的故事;会友崔致学以“乐亭大鼓”腔调朗诵的姜白石(南宋)爱国词章……到会听众反应很热烈。不见得是节目多么精彩，主要是大家有此需求。他们在晚会结束时，纷纷建议以后继续举行，说了些彼此都高兴的话。

华西坝学生工社开业典礼

照片来自芳威廉（William P.Fenn）

当年“学生公社”现貌（2022年2月18日拍摄）

第二次,由谢去找教务长兼他们社会系主任的柯象峰教授借得了教育学院的阶梯大教室，又扩大举行了一次。这次的节目和观众更多，记得给我的任务是朗读姚雪垠当时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原因是我来自北方,能讲国语。除了原有的众多节目种类以外，还请会外同学演出了一出独幕剧，记不清是斯坦倍克的《月亮落下来了》，还是陈诠的《野玫瑰》，反正与反法西斯战争或抗战有关。这次前来欣赏的各校同学有四五百人,除座位上以外,连阶梯上都坐满了人。文学晚会一次比一次成功。看来搞对了，我们都很兴奋。

当年教育学院现貌（2022年2月18日拍摄）

当年教育学院阶梯教室仍在使用（2022年2月18日拍摄）

这些会内、会外的活动证明了朱、谢想出来的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这个团体虽小，但大家思想接近，心意相投，感情融洽，非常团结，彼此的关系也如同兄弟姐妹。青年时代的友谊是发自内心的，加上共同的精神提升与追求，是很美好的，有时使人想起在《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罗曼罗兰写的某些情节来。

不过，正由于在校园中的影响扩大，招来了灾祸。在第二次“文学晚会”举行的那天，就有人破坏电灯线和由窗外扔石头进行捣乱。不久，我又受到五大学联合训导处传讯,问我为什么现实文学会演出“异党作品”，问会中谁是共产党。传讯我，是因为有一次校内学生团体登记，朱和谢对我说:我的“目标”小，负责人由我应名(实际总打杂还是谢，我不过是个帮手)担当。关于第一问，我说演出的作品都是公开发表的或会员自编自演的，没什么“异党作品”。关于第二问，我说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知谁是(这是实情，因为当时会员中只有韩启文是丢了关系的中共党员，但我尚不知，而郭挺章与朱、谢后来虽入党，而那时还没入)。结果不欢而散，可现实文学会被勒令解散，不准继续活动。农经系主任也传我去，让我悔过，结果类似。

现实文学会由此短命而终。前后存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此事发生后,朱上课时有人给他递纸条，其中说“当局”要抓一些人，他在“黑名单”之内。我们分析，这种可能性宁可信其有，于是连夜把他护送到成都的牛市口长途汽车站附近住下,第二天清早即搭车赴重庆其伯父家暂避，半年后见无事，他才回来继续读书。

在成都，现实文学会还有一个兄弟团体“平原诗社”。方然、芦甸(朱、刘)是骨干，团结了一批社会上的青年诗人。他们基本上属于“七月派”如阿垅(S.M，即陈守梅)、罗洛(罗泽浦,后曾任上海作协主席)等人。1943年,芦甸夫妇前往中原解放区，行前“平原诗社”聚会欢送，我曾随朱去参加。

白永达时就读华西坝“五大学”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该照于1944年就读时留影。

朱终于没有逃脱被捕的命运。他毕业后在青城山下的一所中学教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正由成都到那里他和钱瑛的小家去做客，住了一周，相聚甚欢。但山中不几日，世上已千年。我回到成都，才知道抗战已胜利结束了几天，连那天的狂欢庆祝都错过了。他们夫妇后去重庆，接替胡风经办些被委托交办的事项(胡在渝时与周恩来常有联系),并前后主持《呼吸》与《希望》两个文学杂志。(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即发表在《希望》上，想不到后来他大杀“回马枪”)。

朱曾让我代杂志募股金，我募了两股给他。1946年我出川后收到钱瑛的信，说朱在渝被捕。当时我远在华北，无计可施，只能遥念。到1947年，才高兴地听到他已由其伯父(也是他的嗣父)托其安徽同乡姓方的大官的人情，保释出来。实则，托的人即抓他的人，那人谓其伯父:“你的孩子干的什么，我们知道，这回先回家，下不为例。”那年冬天，我去南京，在其伯父家见到他。第二年，他去杭州筹办私立安徽中学,约我去帮忙，我分不开身，推荐另一位朋友去当了教务主任。在上海，我受其托，也代募过办学经费。

至于“小炉子”(谢),在“现实文学会”被迫解散后，在成都经张友渔、文幼章(加拿大籍民主教授，后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支持，又组成了一个新社会科学学习团体(实际也是学生运动团体)“现实学社”。继去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于国共合作破裂后随机关撤回延安。(解放后在北京，我才与他重见)。当时，我也参加了另一个类似的团体“五大学朝明学术研究社”。

现实文学会虽亡犹存，留下的记忆是难忘的。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朱谢刘(方然、谢韬、芦甸)都被打成“骨干分子”。朱曾“上书”中宣部长陆定一，为胡风申辩。谢是在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时，代胡查找过理论根据，当时他在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芦甸当时在天津文联。后朱、刘在“文革”中受折磨而死，谢挺过来了。我当时虽在文艺圈外，也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但究竟无大“油水”，最后以“受胡风思想严重影响”作了“结论”。这实际被夸大了，我敬重胡风，但理解得还很不够。“现实文学会”的会员们，在这个运动中受牵连的当然不少。徐季华(许伽，又名余芳)在那几批《材料》中曾被点名，后被打成右派，命运长期坎坷。倪子明也长期受审查。“现实文学会仅是个文艺学习团体,大多数会员只是爱好文学,向往自由与民主，不愿当亡国奴与任何人的奴隶而已。但只因这么一点点正当的要求,想不到在40年代先受到来自“右”方的压制、禁止以至于生存威胁，到50年代又受到来自“左”方的批判、打击和视同异己的种种待遇。

贾植芳教授是胡风的朋友。因此，他曾失去十几年的自由。此前，他还坐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牢。他有一个妙喻,说胡风及其友人们都是生在门槛上的芝兰。味虽香，但长在“左右不逢源”的地方，就会备受蹄踏揉搓之苦。自然，这里的“左”，是指“极”字档次的。

本文录自白永达《望九琐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原章节名“左右不逢源的现实文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