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地区，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不少的村庄都会以“板升”为名，什么麻花板升、姑子板升、哈拉板升。
根据考证，这些把“板升”顶在头上的村庄不仅和土默川地区有些联系，甚至还能上溯到几百年前明廷和蒙古之间的一场“抢人”大战——直白一点，便是一大批蒙古人奔着明朝来，另一批汉人朝着蒙古去。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元廷向北迁：两大势力的对峙
公元1368年，明将徐达统帅的大部队逼近通州，大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岌岌可危。
徐达（山河明月）截图
元朝最后一位蹦跶在中原的君主妥懽贴睦儿丢下一句“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惨然接受大势已去的事实，带着后妃太子一众北上，退守回大本营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以至于没过几天，一路高喊“恢复中华”的朱元璋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这座“空城”，大笔一挥，大都变北平，纵横在中原大地上将近百年的“大元”帝国宣告覆灭。
倒也不是彻底覆灭，至少大家基本承认，蒙古政权还是存在的。在朝鲜《高丽史》等史料中，这一段时间还硬挺着的蒙古政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北元。要说元朝烟消云散，退守在上都的妥懽贴睦儿第一个不答应。在这位不服输的帝王心里，别说“大元”国号不能动，对外还得自称“大朝”，内心更是时时刻刻都叫嚣着——集结军队，打回去！
公元1369年，北元组织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反攻，没成想战败了。
朱元璋也没惯着。两路大将派出去，这头徐达“出西安，捣定西”，那头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声势浩大的一场决战，北元大败。关键时刻，已退居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的妥懽贴睦儿实在撑不住了，带着疲惫的身心撒手人寰，北元上庙号惠宗。此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北元昭宗。不久后，应昌也被明军攻破，惠宗嫡孙买的里八腊，后妃宫人悉数被俘，北元汉廷正式迁往漠北。
照朱元璋的脾气，这不得挥师北上、乘胜追击后彻底收拾一顿吗？还真不。对待这个北迁的蒙古政权，朱元璋反而没有过多为难。一些研究认为，元廷还真不是说灭就能灭。
来看看1367年还在南京应天府的朱元璋公开发表的战书《谕中原檄》，里头一大段，居然全是对元王朝的溢美之词——“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至于为啥决心挥师北伐的朱元璋还要挖空心思赞美“敌人”，说白了，事出有因，元朝入主中原是正统不假，可是“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照这么捋下去，朱元璋虽是起义“叛乱”，却也是“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明明白白地占着理。名一正，言自顺，大明王朝稳坐中原的理由一下子合理起来。
可这么一来，便是亲口承认了“大元”的正统地位。要是真灭掉北元，或者彻底否认元惠宗及其后嗣建立的政权，就变得有些棘手。况且驰骋百年，元朝好歹也获得了一些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效忠，北元一灭，大明能否真正服众，可就两说了。
所以这位开国元君的内心独白是，只要你躲得远点，不惹事不生非，正常地纳贡称臣，咱们在地图上并列也不是不可以。
事实的确如此。自此之后，华夏大地上，一南一北，大明与北元，两个政权的对峙正式拉开序幕，成了老百姓口里的“南朝”“北朝”。长久的对峙中，烽烟、玉帛乃至交易、筹谋都曾上演，两者间颇为稀奇的“抢人大战”，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徐展开。
来者都是客：蒙民的自愿入明
说是抢人大战也不太准确。毕竟大多数时候，是蒙民高高兴兴地拖家带口来投奔大明。
投奔的原因也简单，待遇不要太好。
早在决定和“北元”并存的那一刻，朱元璋对待蒙古的政策，就从“驱逐”变成了“怀柔”。不仅开过金口：“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吾赤子”，更是说到做到。
比如克服大都时，对待在元朝翰林院等部门任职没能跟着惠宗北迁的蒙古人，大明多就地接收，甚至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被安置在鸿胪寺、行人司等部门，还真是“不分等类，验才委用”，此外，还有大量蒙古士兵进入明朝军队，成为中下级军官，主动降附明朝的蒙古人很大一部分也被编入军伍。
孙太后释放瓦刺俘虏（大明风华）截图
这些“投诚”者不但不会受到苛待，甚至一路青云直上。比如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的他，在永乐三年带着同党伦都儿灰及妻儿部众一同前来归顺。明成祖乐见其成，给二人分授右军都督佥事、后军都督佥事不说，还一人赐了个汉名，此外，牲畜、田地、房产多得数不过来。就连招募他们归降的宋晟都被记了一功，被封为西宁侯。
庙堂之上如此，江湖之畔也大差不差。甚至是带着任务前来的使者，也会因“厚往薄来”的原则被各种礼待，大把赏赐不提，一旦入塞，沿途还有明朝接待使者一路陪伴，吃穿用度根本不用操心，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出使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香饽饽”。
光待遇好不行，毕竟对牧民而言，要放弃自己的小日子，远离从小长大的草原，并不是易事。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很多时候，部分蒙民在蒙古的日子，的确过不下去。
有人曾梳理过蒙民来明的几大缘由。其一，便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傍水而居，游牧而生，听着是自由洒脱，可事实上，这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悉数托付给上天。游牧经济原本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比如一场暴雪，不消多时就能把牧民们的日子冻成冰碴子。英宗时期，杜忠就曾在奏折里如实汇报过——“即今迤北虏人，多以饥窘来归”。嘉靖年间主持大同马市的官员也曾提起蒙古存在的大量贫苦牧民，“贫者唯有牛羊”。
明英宗（大明风华）截图
雪上加霜的是，蒙古内部也不太平。最开始闹分家，硬生生地分成“鞑靼”“瓦剌”两部分后也没消停。光是公元1446、1447年，瓦剌就曾多次袭击兀良哈三卫，一场场仗打得下来，牧民战火燎原、无处安身。还有一部分是忍受不了苛政，比如曾经在正统、景泰年间参与北边防务的叶盛所提到的“野达子”，据考证就是受不了酷虐统治，偷拐了马匹，“前来沿边一带苟全喘息者，十百为群，各带骑马家小，东西往来”。
甭管哪一类，明廷都展示了最大的诚意。朱元璋曾向元廷北迁后苛政压身的蒙古牧民公开表态：“其边塞鞑靼百姓，因元丧乱，征徭繁重，供亿劳苦，朕甚悯焉。”对于俘虏、收降的蒙古部众（山后民）也是给田给出路，光是1371年就在三月、六月分三个批次迁徙了八万余户“山后民”及“沙漠移民”到内地耕种就食。
遇到逃来的灾民，能帮就帮。比如上文提到的英宗时期“饥窘来归”者，明廷最开始打算怎么接收呢？“俱留在京，支给月粮，赐予房屋”。后来实在觉得国库支撑不住，才把一部分人送到山东登州、莱州等卫所，照例安插，“给予无粮田地，有愿效力者，与军一体操练。”至于因蒙古内部战乱失所者，英宗也曾明令下达“安置”方案——“选择水草便利宽舒善地，安插居住，给予粮赏。使大小老幼，各安生业。尔不可迟疑，有负朕恩待之心”。
正因此，大明在世数百年，有很多蒙古百姓散居内地，从事着各种职业。而这些蒙古民众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汉人的往来交流中，移风易俗，开始了真正地融入。据研究，直到今天，在河南的一些地区，不少人依然坚信自己是蒙古阿里不哥的后裔，甚至云南省通海县还聚居着几千已得到确认的蒙古族人。
钱多土地肥：汉人的机智“逃亡”
如果说蒙民的自愿入明大多为生计所迫，那明人拖家带口投奔蒙古，就更像是多方造就的一场巧合。这就得提到一个专有名词——板升。而在这个名词背后，还有一个人、一段故事不得不说。
故事还得从大明与蒙古的“互市”说起。所谓互市，便是明蒙之间在某些地区的自由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成祖时期朱棣为笼络蒙古兀良哈部而下达的“经商贸易，一从所便”口头承诺。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陆续开展的明蒙互市并不稳定，说白了，大明更多将此作为羁縻蒙古的一种方法，通常会附上一些条件，或者随时说换人就换人。然而，对蒙古而言，游牧经济极其脆弱，本土的手工业和农业更是欠发达，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得靠和中原交换获得，相较来看，互市不亚于一条生存命脉。正因此，怎么和明廷开展稳定而正式的互市，成了蒙古各部封建主颇为头疼和挂心的一件大事。
这时，一位关键人物登场——阿勒坦汗，便是我们所称的俺答汗。1531年，他承继父业成了土默特万户的首领。登位之后，势力迅速扩张，仅用了十多年，就成了右翼蒙古的最高统治者。然而此时，蒙古内部“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此前的统治者们为了和明廷开展互市，大多有两条路子：一是称臣纳贡，主动接受明朝节制，只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比如兀良哈；另一条便是直接靠抢，入关劫掠。然而，野蛮的劫掠大多时候牧民是强烈反对的，问题被抛到阿勒坦汗这里，他选择了前者。
阿勒坦汗
不夸张地说，阿勒坦汗铆足了劲。为了互市言辞恳切，一会儿讲利益，一会儿谈感情，一会儿干脆带着礼物、信函前来扣边，还单方面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甚至面对明廷杀害使者等做法，也按下性子保持克制。基本算是磨破了嘴皮，操碎了心。然而，种种缘由下，明世宗还是没能松口，早期阿勒坦汗的恳求基本落了空。无奈之下，在和明廷撕破脸前，阿勒坦汗想起了另外的法子。
“板升”算是他苦思的一大成果。关于“板升”的实际意涵，学界说法较多，比如“城”“中原式防务”，甚至还被视为“汉人百姓”的音译。不管怎么说，板升都离不开一个地方——丰州川。
丰州川又名丰州滩，范围大概东起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山，西灏黄河，南自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沙岭儿，北至大青山，方圆约700里，此处地势相对低平，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极其适合耕种。嘉靖十一年（1532），实力强劲的阿勒坦汗便率部进驻此地。一次偶然的机会，俺答及其夫人在丰州川偶然见到汉人筑城、农耕治窑，心下大喜——不能互市，还不能把擅长耕种劳作的大明百姓请进来，不能咱们自己搞搞耕作吗？
次年，俺答便向明朝请求通贡使臣，请求支援一些农具、种子，还专门给军队下了明令，老老实实杜绝抢掠，自己想办法种田种地，发展经济。
事实上，不用阿勒坦汗请，多的是大明百姓想要进来。早在十六世纪初，明朝的边政便已衰坏。沿边军民终年辛苦劳作生产，却受到边疆酷吏层层的剥削，以至于“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很快，哭声遍于城市，日子过不下去了。没了活路，逃亡、流散甚至起义，就成了百姓的选择。
去哪里呢？“北走俺答诸部”。丰州川，成了大伙儿的落脚地。据《土默川史料》，当时前来丰州川的汉人大致有四种来头，要么战争被掳，要么是逃亡而来，或者自愿招徕、躲避灾荒而至。
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待前来投奔的汉人，阿勒坦汗把待遇给得足足的。据记载，但凡进入此地的汉人，一般都能获得平民的身份和牛羊等财物。本就仰慕汉族文化的阿勒坦汗更是实行了“考试”制度，从而对其间的能人加以重用，比如叛逃出塞的明边兵李天章、高怀智，百户张彦文等，就被委以了军事重用。
这些“慕名而来”的明朝子民，大部分都是农民或手工业者，随同他们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建筑、医学知识等，如同甘霖，遍洒在这方水土上。不久后，千倾良田葱葱翠翠，蒙古牧民也学起了耕种、饲养技术，原本岌岌可危的经济焕然一新。由于“草地自在好过”，来此的明人愈来愈多，到公元1570年时，丰州川聚集了五万多汉人，成了当地开发生产的主力军。据说，这些汉人建造了许多农耕村庄，他们自称百姓，所以蒙古人便以谐音“板升”称之，久而久之，板升成为这批汉人及其聚居村庄的专属称呼。
没过太久，迫于战火压力的明廷最终同意与阿勒坦汗开展互市，此时的板升，凭借着大体量的货物输出，成了蒙古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原先的“板升”汉人也在和蒙古牧民的往来中，渐渐“消散”，融入了蒙古族。直到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还有许多村庄以“板升”为名，在史籍中，这样神奇的蛛丝马迹能寻到四百多处，它们如同历经岁月变迁的老者，还在默默记忆展演着那段曾经。
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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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墨尘 2022-03-3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