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福建防守十分重视...

蒋介石对福建防守十分重视，因为福建对面就是台湾。福建一失，对防守台湾、澎湖都有极大的影响。早在他下野之前，便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主任。汤恩伯逃到福建沿海，被蒋介石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令其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

8月17日，解放军占领福州，汤恩伯退守金门，解放军随即完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地的三面包围；并成功夺取厦门。此时，汤恩伯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吓得心胆俱裂，向蒋介石请辞，要求换人指挥。蒋介石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金门对军事、政治均具重大意义，必须防守。于10月23日午间急电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要求其“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10月24日，华东野战军第二十八军9000余人组织了金门战役，并于次日凌晨1时30分左右成功登岛。国民党守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加上新由海上撤往金门的胡琏第十八军于25日上午登陆，胡琏从李良荣手上接过指挥大权，命令反击解放军，两下合击，与登岛的解放军进行殊死拼杀。加之台湾的飞机炸毁了搁浅在滩头上的船只，解放军后续部队无法增援，打了三天两夜，最后约40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26日，汤恩伯电告蒋介石，蒋介石派蒋经国自台北飞抵金门，乘吉普车赴汤恩伯司令部犒劳将士。

“金门大捷”后，作为指挥官的汤恩伯为巩固台湾和金门、马祖等地立下大功，但他回到台湾以后，却为何没有像胡琏等人受到重用，反而坐冷板凳呢？

原来，汤恩伯在金门战前就有怯战行为，将指挥权交给李良荣，战事激烈时又躲在军舰上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实际上并未亲自指挥战斗，在胜利后“汤胡争功”时自然找不到他的位置，因此功劳与他无份。再加之上海撤退时，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在江湾待命，但到达江湾以后，只见被遗弃在江湾的人马有好几万，一打听，才知道汤恩伯丢下部队不管，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罗泽闿换上便衣，找朋友买了一张船票逃到香港，辗转去了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大骂汤恩伯只顾自己逃跑，全然不顾部下的死活。双方互相攻讦，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令陈诚召开会议，检讨上海战役的责任问题。罗泽闿首先发言，对汤恩伯丢下部队，率先逃跑，使一个成建制的军被共军俘虏，要求追究汤恩伯的责任。汤恩伯则为自己开脱，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要负直接责任，双方破口大骂，甚至要动武，闹得不可开交。陈诚最后宣布：交由军事法庭去解决。这桩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事件的背后另有隐情。

蒋介石对汤恩伯运送黄金数目上发生怀疑，汤恩伯解释有一条轮船在海上沉没了，但死无对证。有人还汇报蒋介石：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脚踩两只船，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军费50万美元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1949年7月，这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

曾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的谷正纲、雷震和方治被人称作“沪上三剑客”。雷震在日记中对汤恩伯贪污军饷也有透露。一天，在上海战事最激烈时，谷正纲突然告诉雷震与方治：汤恩伯汇了50万美金到美国，让雷震怅然不已。他在5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此次在沪协助恩伯守沪工作，未有公职，未接受分文公俸，完全以党员资格在此吃苦，食宿仰挽于人，心中万分难过。而恩伯果真有此事，不独他对不起国家，且亦对不起我和正纲二人。希孔（即方治）他究竟是上海市党部主任，正纲亦为政务委员，我则仅以顾问，如此在沪辛苦工作，真是一个大愚人，愈想愈觉无聊……”

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集团渐行渐远，走上民主之途，或多或少与国民党内的腐败有关。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通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决定去日本。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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