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讲述南京大屠杀惨状
- 史实君
- 2022-12-08 02:50:10
《36岁的她开枪自杀：举世悲痛 我们又怎敢忘了！》 （七）
而如今，我们回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现状，不仅要一再感叹人类文明的脆弱如纸，而且会严重质疑正义公道、好人好报、恶有恶报等朴素的真理是否存在。
这一些让人绝望的念头，张纯如没有写出来。但我相信她生前，内心肯定一次次被它们碾压过。
卷入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人，命运让人压抑。
在日本，大多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终其一生未曾忏悔。有个别良心发现者，站了出来，结果成为日本全民公敌。
东史郎曾参与南京大屠杀，1946年作为战俘被遣返回日本，40年后，他公开了他的《阵中日记》，以亲身经历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暴行。晚年，他曾七次来到中国谢罪。
然而，一个忏悔赎罪的灵魂，在日本显得那么的孤独。他持续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恐吓和威胁。在他日记中出现的其他老兵，向法院起诉东史郎侵犯其名誉，东史郎连连遭遇败诉。
在中国，正如张纯如所见，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余生凄凉，痛苦度日，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均饱受摧残，很多人生不如死。
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大屠杀幸存者长期处于失语与失忆的氛围中。尤其是女性幸存者，她们明明是战争的受害者，余生却经历了犯罪感、羞辱感与自我厌恶感的交叠折磨。
许多幸存者陷入了深度的自责与孤独当中。他们为失去亲人而内疚，为自己“偷生”而内疚，为目睹了暴力与仇恨却无能为力而内疚，为没有自杀而内疚。这种心理创伤，终生无法治愈。
当那些曾肆意蹂躏中国人的日本老兵，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贫困、屈辱的生活，长期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在德国，曾在南京大屠杀中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纳粹党员拉贝，因为谈论和宣传日军南京暴行，回国后遭到两名盖世太保的逮捕和审讯。
好不容易熬到二战结束，他又因为纳粹的背景，再次遭到逮捕和审讯，卷入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运动，被打入另册。在这期间，他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个体在历史面前，如此不堪。张纯如是《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关键人，她对拉贝的遭遇肯定刻骨铭心。
在美国，1941年5月14日，曾被避难的南京女性当做“活菩萨”的魏特琳，在家中关闭了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这一天，距离她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
由于长期面对日本士兵的纠缠，目睹太多丧失人伦的惨案，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从南京回国治病。
谁知道，她终究无法躲过梦魇，选择在离开中国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张纯如说过，她最崇拜的人，正是魏特琳。她曾无数次阅读魏特琳的日记，读到泪流满面，浑身产生痉挛性反应。
可谁又知道，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张纯如，选择了与魏特琳一样的归宿。
她独自开车到郊外，坐在车内，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距她完成《南京大屠杀》7年左右，而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日军虐待战俘的新书。
跟魏特琳一样，在接触南京大屠杀之后，张纯如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她在遗书中写道：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美国《侨报》在悼念张纯如的文章中说：
她想撑起整个的天空，但她的战场无涯，敌人难数，而她个人的体力精力有限，当到达心理负荷极限时，她牺牲了自己。
天公不语，历史残酷。
唯有热泪奠孤魂。幸存者讲述南京大屠杀惨状南京大屠杀之痛永不敢忘
而如今，我们回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现状，不仅要一再感叹人类文明的脆弱如纸，而且会严重质疑正义公道、好人好报、恶有恶报等朴素的真理是否存在。
这一些让人绝望的念头，张纯如没有写出来。但我相信她生前，内心肯定一次次被它们碾压过。
卷入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人，命运让人压抑。
在日本，大多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终其一生未曾忏悔。有个别良心发现者，站了出来，结果成为日本全民公敌。
东史郎曾参与南京大屠杀，1946年作为战俘被遣返回日本，40年后，他公开了他的《阵中日记》，以亲身经历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暴行。晚年，他曾七次来到中国谢罪。
然而，一个忏悔赎罪的灵魂，在日本显得那么的孤独。他持续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恐吓和威胁。在他日记中出现的其他老兵，向法院起诉东史郎侵犯其名誉，东史郎连连遭遇败诉。
在中国，正如张纯如所见，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余生凄凉，痛苦度日，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均饱受摧残，很多人生不如死。
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大屠杀幸存者长期处于失语与失忆的氛围中。尤其是女性幸存者，她们明明是战争的受害者，余生却经历了犯罪感、羞辱感与自我厌恶感的交叠折磨。
许多幸存者陷入了深度的自责与孤独当中。他们为失去亲人而内疚，为自己“偷生”而内疚，为目睹了暴力与仇恨却无能为力而内疚，为没有自杀而内疚。这种心理创伤，终生无法治愈。
当那些曾肆意蹂躏中国人的日本老兵，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贫困、屈辱的生活，长期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在德国，曾在南京大屠杀中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纳粹党员拉贝，因为谈论和宣传日军南京暴行，回国后遭到两名盖世太保的逮捕和审讯。
好不容易熬到二战结束，他又因为纳粹的背景，再次遭到逮捕和审讯，卷入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运动，被打入另册。在这期间，他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个体在历史面前，如此不堪。张纯如是《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关键人，她对拉贝的遭遇肯定刻骨铭心。
在美国，1941年5月14日，曾被避难的南京女性当做“活菩萨”的魏特琳，在家中关闭了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这一天，距离她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
由于长期面对日本士兵的纠缠，目睹太多丧失人伦的惨案，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从南京回国治病。
谁知道，她终究无法躲过梦魇，选择在离开中国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
张纯如说过，她最崇拜的人，正是魏特琳。她曾无数次阅读魏特琳的日记，读到泪流满面，浑身产生痉挛性反应。
可谁又知道，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张纯如，选择了与魏特琳一样的归宿。
她独自开车到郊外，坐在车内，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距她完成《南京大屠杀》7年左右，而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日军虐待战俘的新书。
跟魏特琳一样，在接触南京大屠杀之后，张纯如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她在遗书中写道：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美国《侨报》在悼念张纯如的文章中说：
她想撑起整个的天空，但她的战场无涯，敌人难数，而她个人的体力精力有限，当到达心理负荷极限时，她牺牲了自己。
天公不语，历史残酷。
唯有热泪奠孤魂。幸存者讲述南京大屠杀惨状南京大屠杀之痛永不敢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