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伤愈的孙立人去找老长官黄杰...
- 时间杂论
- 2023-02-17 05:31:36
1938年初，伤愈的孙立人去找老长官黄杰，却遭到黄杰的冷淡对待，走投无路的孙立人，去找了孔祥熙，这才重新掌握了部队。
1937年11月3日，日军大举偷渡苏州河，孙立人率部迎战，身上十三处中弹，他奄奄一息，昏迷三昼夜。
税警总团长黄杰在上海撤退之前，曾经赶赴医院探望过孙立人一次，并致送慰问金五百元。
黄杰听到孙立人受伤，曾经很感动地说：“孙某人真对得起我，以后如果我有饭吃，孙某也不愁没有饭吃。”
但令孙立人感到不解的是，上海总撤退之后，再也没有人到医院去管孙立人的死活了。孙立人后来回忆说：“幸喜宋子文知道我受伤，进了医院，就想方法将我运到香港去治疗，当时医生说，骨头已伤，恐怕要成残废，而且说，还有一颗子弹在胸肋之间，无法取出。只好严密消毒，听其长好而已。”
在香港医院里，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医疗，孙立人才勉强可以下床，但是孙立人的一个臂膀却只能僵直地垂下，不能自动弯曲，经过医生的持续治疗，与护士每天为他摇动复健，加上孙立人自己日夜不停活动手臂，手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在宋子文出钱帮助下，除了孙立人以外，还有不少税警总队的受伤官兵，也在香港医院里疗伤。此外，撤退到香港的税警总队官兵也有两百多人，为了照顾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孙立人特地向宋子文借了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住院养伤期间，孙立人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惦记着部队撤退之后的境况，但远在香港，音讯断绝。之后，他才从报纸上得知，税警总团残部已经退到陕西宝鸡，总团长（黄杰）当了第八军的军长，后来又听说黄杰到了汉口。这时，孙立人虽然尚未痊愈，但行动上已经不需要由人搀扶，便乘飞机到长沙，预备先回家一趟再到汉口去找黄杰报到。
在长沙的一处尼姑庵里，孙立人找到在那里暂住打尖的妻子张晶英，看到家人狼狈不堪的情景，闻得全家只剩生活费二百多元，孙立人不禁悲从中来。
在家中稍事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孙立人就乘火车直奔汉口。
孙立人回忆说：“我抱着万分的热情去见总团长黄杰，我想我与总团长共遇生死患难，今日死而复生，能够重行相见，该是如何感动的场面，那真如离家失落的孩子，重行寻到了父母一样地欢欣，谁曾料到真的见到总团长时，他竟非常地淡漠，好似不曾相识的一般。当时的我非常难过，想起上海作战时，我见危授命，担负了非常艰巨的责任，真是以性命相搏斗，这种工作的报酬，岂真只值得他当时所送我的五百元吗？”
孙立人不远千里，找到昔日老长官黄杰。一则他是部队的代表，不论部队建制是不是还存在，孙立人这是报到；二则孙立人这条命差点拼掉了。单凭这两点，黄杰就应该热忱欢迎，结果反倒是冷淡对待，这不光让孙立人难堪，即便是旁观者也看不过去的。
见黄杰态度冷淡，孙立人非常难过，便去找宋子文，宋子文表示：税警总团损失巨大，且已经改编为陆军，建议由孙立人再组建成了缉私总队。
那么，在淞沪会战后，黄杰为何怕见孙立人？见过之后为何又冷淡对待孙立人？
孙立人在回忆中是这样分析的：当我向黄杰当面提出向他报到的事：“他只说：‘你还得回去休养休养。’我说：‘我已经好了，愿意回到旧部队去。’他说：‘好吧，明天再谈。’我也说：‘我明天一定再来晋谒。’谁知他第二天就回宝鸡去了，我觉得他这种态度真是太不尽乎人情，使我非常地感慨，难过极了。后来想想总觉得患难中过来的上下属，应该有着很珍贵的意义，纵然总团长的态度冷淡，我还写信到宝鸡要求投效，也就杳如黄鹤，不见回音，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正在改编，税警团已改编为第四十师，总团长当时以军长兼师长，因为所辖干部都是我团的基本干部，我又是税警总团的老人，如果我回去，就必须派我为副师长，才洽舆情，而他却正有着私人须派为副师长，所以不顾人情地给我以闭门羹，而派我到西北胡宗南将军部下做高参。我因为长沙方面，还有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五千余人须待收容，我又从来不愿做高参等职务，所以就报告辞职，而他所改编的部队，后来在开封一战，也就完了。”
孙立人在几次面晤黄杰，最后终因黄杰闪躲不得要领之后，孙立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另外设法。一则解决自己回部队报到的问题，二则解决流落在长沙五千多名原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的前途问题。所以，在宋子文的指点引荐之下，孙立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孔部长便以财政部缉私总队的名目，任命孙立人为总队长。这是1938年3月11日的事情。
1938年5月，兰封会战打响，黄杰指挥的第八军（由税警总团改编）违令撤退，战后被撤职查办。黄杰认为宋子文没有替他求情，因此耿耿于怀，之后对孙立人的态度也很不好。
据孙立人回忆：在打通中印公路在芒友会师见面时，孙立人问候黄杰：‘黄先生，您好！’
黄杰说：‘好是好，就是不会说英文！’
孙立人脾气上来了，当即说：“没关系，我们打败日军不是用英文打的！”黄杰听了之后，脸色大变，拂袖而去。 微博公开课历史
1937年11月3日，日军大举偷渡苏州河，孙立人率部迎战，身上十三处中弹，他奄奄一息，昏迷三昼夜。
税警总团长黄杰在上海撤退之前，曾经赶赴医院探望过孙立人一次，并致送慰问金五百元。
黄杰听到孙立人受伤，曾经很感动地说：“孙某人真对得起我，以后如果我有饭吃，孙某也不愁没有饭吃。”
但令孙立人感到不解的是，上海总撤退之后，再也没有人到医院去管孙立人的死活了。孙立人后来回忆说：“幸喜宋子文知道我受伤，进了医院，就想方法将我运到香港去治疗，当时医生说，骨头已伤，恐怕要成残废，而且说，还有一颗子弹在胸肋之间，无法取出。只好严密消毒，听其长好而已。”
在香港医院里，历经了两个多月的医疗，孙立人才勉强可以下床，但是孙立人的一个臂膀却只能僵直地垂下，不能自动弯曲，经过医生的持续治疗，与护士每天为他摇动复健，加上孙立人自己日夜不停活动手臂，手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在宋子文出钱帮助下，除了孙立人以外，还有不少税警总队的受伤官兵，也在香港医院里疗伤。此外，撤退到香港的税警总队官兵也有两百多人，为了照顾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孙立人特地向宋子文借了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住院养伤期间，孙立人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惦记着部队撤退之后的境况，但远在香港，音讯断绝。之后，他才从报纸上得知，税警总团残部已经退到陕西宝鸡，总团长（黄杰）当了第八军的军长，后来又听说黄杰到了汉口。这时，孙立人虽然尚未痊愈，但行动上已经不需要由人搀扶，便乘飞机到长沙，预备先回家一趟再到汉口去找黄杰报到。
在长沙的一处尼姑庵里，孙立人找到在那里暂住打尖的妻子张晶英，看到家人狼狈不堪的情景，闻得全家只剩生活费二百多元，孙立人不禁悲从中来。
在家中稍事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孙立人就乘火车直奔汉口。
孙立人回忆说：“我抱着万分的热情去见总团长黄杰，我想我与总团长共遇生死患难，今日死而复生，能够重行相见，该是如何感动的场面，那真如离家失落的孩子，重行寻到了父母一样地欢欣，谁曾料到真的见到总团长时，他竟非常地淡漠，好似不曾相识的一般。当时的我非常难过，想起上海作战时，我见危授命，担负了非常艰巨的责任，真是以性命相搏斗，这种工作的报酬，岂真只值得他当时所送我的五百元吗？”
孙立人不远千里，找到昔日老长官黄杰。一则他是部队的代表，不论部队建制是不是还存在，孙立人这是报到；二则孙立人这条命差点拼掉了。单凭这两点，黄杰就应该热忱欢迎，结果反倒是冷淡对待，这不光让孙立人难堪，即便是旁观者也看不过去的。
见黄杰态度冷淡，孙立人非常难过，便去找宋子文，宋子文表示：税警总团损失巨大，且已经改编为陆军，建议由孙立人再组建成了缉私总队。
那么，在淞沪会战后，黄杰为何怕见孙立人？见过之后为何又冷淡对待孙立人？
孙立人在回忆中是这样分析的：当我向黄杰当面提出向他报到的事：“他只说：‘你还得回去休养休养。’我说：‘我已经好了，愿意回到旧部队去。’他说：‘好吧，明天再谈。’我也说：‘我明天一定再来晋谒。’谁知他第二天就回宝鸡去了，我觉得他这种态度真是太不尽乎人情，使我非常地感慨，难过极了。后来想想总觉得患难中过来的上下属，应该有着很珍贵的意义，纵然总团长的态度冷淡，我还写信到宝鸡要求投效，也就杳如黄鹤，不见回音，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正在改编，税警团已改编为第四十师，总团长当时以军长兼师长，因为所辖干部都是我团的基本干部，我又是税警总团的老人，如果我回去，就必须派我为副师长，才洽舆情，而他却正有着私人须派为副师长，所以不顾人情地给我以闭门羹，而派我到西北胡宗南将军部下做高参。我因为长沙方面，还有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五千余人须待收容，我又从来不愿做高参等职务，所以就报告辞职，而他所改编的部队，后来在开封一战，也就完了。”
孙立人在几次面晤黄杰，最后终因黄杰闪躲不得要领之后，孙立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另外设法。一则解决自己回部队报到的问题，二则解决流落在长沙五千多名原税警总团伤病痊愈官兵的前途问题。所以，在宋子文的指点引荐之下，孙立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孔部长便以财政部缉私总队的名目，任命孙立人为总队长。这是1938年3月11日的事情。
1938年5月，兰封会战打响，黄杰指挥的第八军（由税警总团改编）违令撤退，战后被撤职查办。黄杰认为宋子文没有替他求情，因此耿耿于怀，之后对孙立人的态度也很不好。
据孙立人回忆：在打通中印公路在芒友会师见面时，孙立人问候黄杰：‘黄先生，您好！’
黄杰说：‘好是好，就是不会说英文！’
孙立人脾气上来了，当即说：“没关系，我们打败日军不是用英文打的！”黄杰听了之后，脸色大变，拂袖而去。 微博公开课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