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过半
- 时间杂论
- 2023-02-25 17:36:34
在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过半。战后，总团长黄杰将残部编为一个师，但却对5000多伤兵不闻不问。这些伤兵，军饷也没有，长官也没有，如丧家之犬。
孙立人在苏州河阻击战中，重伤昏迷，被宋子文送到香港养伤，伤愈后，他去找长官黄杰却遭到冷遇。最后，在宋子文的关照下，孙立人赴长沙重组税警总团。
孙立人一方面收容税警总团伤愈旧部；另一方面还从武汉、长沙等地招收高中程度的青年三百多名。可是那些青年学生志气昂昂，一看招牌是财政部缉私总队，是税警性质，他们都不愿意，表示不愿做缉私税警。
尽管孙立人利用各种场合，向这些青年说明，但毕竟这些青年人许多和孙立人没有渊源，相处时间不够，信心不足，大部分学生或是请长假一去不回，有的索性逃走。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大约只剩下一百多人。
1938年3月11日，孙立人在与财政部长孔祥熙见过面后，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幕后支持之后，终于以“总队长”的身份，成立了财政部缉私总队。孙立人把过去在淞沪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税警总团的五千多伤兵纠集起来，在贵州省都匀市，在清华大学同班同学齐学启的帮衬下，予以训练改编。
孙立人这期间训练的缉私总队，受到国民党正规军的严重歧视。讲起这种被国民党嫡系部队歧视的经历，孙立人在回忆中以“姨太太的丫鬟，不是正主子，处处受欺”来比喻所受待遇的恶劣。
不论是训练或是召兵，孙立人可说是饱尝了人情冷暖与世道险恶，他回忆说：“至于那时我们招兵，更是困难已极，向军管区师管区等兵役机关要求拨派征集兵，回答是：并非军政部所辖正规军，未便照拨。如向中央军校请求拨派毕业生服务，也以非正规军的理由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只得一面自己训练干部，一面设法使旧有部下回乡，就其亲戚朋友有志投军的，互相介绍，三三五五地带来，而交通路上检查严密，又不能多带，如果被发觉了，就要被兵役机关抓去抵额。”
缉私总队好不容易招来的兵员，经常在半路上被截留，充为其他部队的新兵。孙立人讲述，有一次招募了一连新兵，运到马场坪的地方，当地驻有别动队，他们想吃掉这一连新兵，孙立人下面的人当然不肯，别动队竟然架起机关枪，意思是如果不同意，就开枪全部扫射死，所以，这一连好不容易招募来的新兵，就被吃掉了。刚巧，有军政部军法执行总监的人马刚好路过，孙立人的人要求军法执行总监出来主持公道，他们也充耳不闻。
缉私总队的征集训练备极困难，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亟欲以各种理由吃掉这支武力。为了避免被吞没，孔祥熙在蒋介石面前不断据理力争，要不是有孔祥熙在前面顶着，孙立人训练的部队早就被吞并了。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直对孙立人的这支部队垂涎欲滴，因为正规部队戴笠无权也不敢公然吞并，而缉私队这支战斗力强而编制又不明确的部队，戴笠自然是不想放过。
孙立人回忆说：“当时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改税警总团为缉私总队，有六个团，仍属财政部。由我自己招募人马，在都匀训练。其中有税警总团的伤兵好几千人，有些是编走或脱队的税警总团团员又回来的，至于新兵大部分是云南找来的，约六千人，他们年轻力壮，很能吃苦，教育程度倒没有特别挑选。当时军官中齐学启、唐守智和李鸿是原税警总团的，唐、李是第四团，齐学启是我大学同学，而潘裕昆是后来加入的。我练兵的重点，第一是体能锻炼；第二是服从命令；第三是射击；第四是夜间战斗；第五是山地战。这些在缅甸战役时都派上了用场。约两年后，部队便训练成熟了。这时军委会有命令要校阅部队，这次是由戴笠负责前来校阅。”
孙立人说： “都匀是山地，校阅官不愿骑马，反而要求坐轿子。可是当地没有轿子，只好勉强以竹竿（滑竿）代替，草草检阅。他们便向上面报告说训练很差，而后将缉私总队拨归戴笠训练。我到重庆向孔祥熙报告，情势危急，正是用兵之际，这样把能战的部队分散太可惜了。但蒋介石此时人在印度，孔祥熙做不了主。我又去找了何应钦，他也没有办法，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军委会命令将缉私总队改由军统局指挥。戴笠立即派了个点验小组到都匀，成员包括一个少将、三个上校、两个中校及少数尉级军官及士兵。
据时任孙立人部的一个王科长回忆，当时他奉命随点验组长至各地点验军队，走了二十几天，四五个县。其间，在八寨这个地方，适值点验即将结束。
某晚，点验主任李少将走到王科长房里来，说：“王科长，府上哪里？”
王科长回答：“湖南邵阳。”
李少将说：“好地方，我曾去过。”
之后，李少将就和王科长谈起孙立人：“谣传你们孙总团长为人骄傲、跋扈，眼睛长在头顶上，对人苛刻，我看他倒是蛮谦和的！”
王科长说：“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是有点骄傲，因为他说话直爽，但内心则相当宽大、厚道。”
李少将最后又找了缉私总队的一些毛病比如“缺乏战斗力，士气涣散”等等，王科长十分不服气，说：“孙立人在丁家桥一役，除机关枪连长外，连长以上的长官非死即伤，如此表现，怎么还说我们没有战斗力呢？ 微博公开课历史
孙立人在苏州河阻击战中，重伤昏迷，被宋子文送到香港养伤，伤愈后，他去找长官黄杰却遭到冷遇。最后，在宋子文的关照下，孙立人赴长沙重组税警总团。
孙立人一方面收容税警总团伤愈旧部；另一方面还从武汉、长沙等地招收高中程度的青年三百多名。可是那些青年学生志气昂昂，一看招牌是财政部缉私总队，是税警性质，他们都不愿意，表示不愿做缉私税警。
尽管孙立人利用各种场合，向这些青年说明，但毕竟这些青年人许多和孙立人没有渊源，相处时间不够，信心不足，大部分学生或是请长假一去不回，有的索性逃走。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大约只剩下一百多人。
1938年3月11日，孙立人在与财政部长孔祥熙见过面后，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幕后支持之后，终于以“总队长”的身份，成立了财政部缉私总队。孙立人把过去在淞沪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税警总团的五千多伤兵纠集起来，在贵州省都匀市，在清华大学同班同学齐学启的帮衬下，予以训练改编。
孙立人这期间训练的缉私总队，受到国民党正规军的严重歧视。讲起这种被国民党嫡系部队歧视的经历，孙立人在回忆中以“姨太太的丫鬟，不是正主子，处处受欺”来比喻所受待遇的恶劣。
不论是训练或是召兵，孙立人可说是饱尝了人情冷暖与世道险恶，他回忆说：“至于那时我们招兵，更是困难已极，向军管区师管区等兵役机关要求拨派征集兵，回答是：并非军政部所辖正规军，未便照拨。如向中央军校请求拨派毕业生服务，也以非正规军的理由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只得一面自己训练干部，一面设法使旧有部下回乡，就其亲戚朋友有志投军的，互相介绍，三三五五地带来，而交通路上检查严密，又不能多带，如果被发觉了，就要被兵役机关抓去抵额。”
缉私总队好不容易招来的兵员，经常在半路上被截留，充为其他部队的新兵。孙立人讲述，有一次招募了一连新兵，运到马场坪的地方，当地驻有别动队，他们想吃掉这一连新兵，孙立人下面的人当然不肯，别动队竟然架起机关枪，意思是如果不同意，就开枪全部扫射死，所以，这一连好不容易招募来的新兵，就被吃掉了。刚巧，有军政部军法执行总监的人马刚好路过，孙立人的人要求军法执行总监出来主持公道，他们也充耳不闻。
缉私总队的征集训练备极困难，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亟欲以各种理由吃掉这支武力。为了避免被吞没，孔祥熙在蒋介石面前不断据理力争，要不是有孔祥熙在前面顶着，孙立人训练的部队早就被吞并了。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直对孙立人的这支部队垂涎欲滴，因为正规部队戴笠无权也不敢公然吞并，而缉私队这支战斗力强而编制又不明确的部队，戴笠自然是不想放过。
孙立人回忆说：“当时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改税警总团为缉私总队，有六个团，仍属财政部。由我自己招募人马，在都匀训练。其中有税警总团的伤兵好几千人，有些是编走或脱队的税警总团团员又回来的，至于新兵大部分是云南找来的，约六千人，他们年轻力壮，很能吃苦，教育程度倒没有特别挑选。当时军官中齐学启、唐守智和李鸿是原税警总团的，唐、李是第四团，齐学启是我大学同学，而潘裕昆是后来加入的。我练兵的重点，第一是体能锻炼；第二是服从命令；第三是射击；第四是夜间战斗；第五是山地战。这些在缅甸战役时都派上了用场。约两年后，部队便训练成熟了。这时军委会有命令要校阅部队，这次是由戴笠负责前来校阅。”
孙立人说： “都匀是山地，校阅官不愿骑马，反而要求坐轿子。可是当地没有轿子，只好勉强以竹竿（滑竿）代替，草草检阅。他们便向上面报告说训练很差，而后将缉私总队拨归戴笠训练。我到重庆向孔祥熙报告，情势危急，正是用兵之际，这样把能战的部队分散太可惜了。但蒋介石此时人在印度，孔祥熙做不了主。我又去找了何应钦，他也没有办法，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军委会命令将缉私总队改由军统局指挥。戴笠立即派了个点验小组到都匀，成员包括一个少将、三个上校、两个中校及少数尉级军官及士兵。
据时任孙立人部的一个王科长回忆，当时他奉命随点验组长至各地点验军队，走了二十几天，四五个县。其间，在八寨这个地方，适值点验即将结束。
某晚，点验主任李少将走到王科长房里来，说：“王科长，府上哪里？”
王科长回答：“湖南邵阳。”
李少将说：“好地方，我曾去过。”
之后，李少将就和王科长谈起孙立人：“谣传你们孙总团长为人骄傲、跋扈，眼睛长在头顶上，对人苛刻，我看他倒是蛮谦和的！”
王科长说：“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是有点骄傲，因为他说话直爽，但内心则相当宽大、厚道。”
李少将最后又找了缉私总队的一些毛病比如“缺乏战斗力，士气涣散”等等，王科长十分不服气，说：“孙立人在丁家桥一役，除机关枪连长外，连长以上的长官非死即伤，如此表现，怎么还说我们没有战斗力呢？ 微博公开课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