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傍晚，日军驻华北第一...
- 霍小兵
- 2025-02-15 02:05:33
1937年7月7日傍晚，日军驻华北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晚10时半左右演习中止，日军开始集合，突然附近响起几声枪声。日军随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很快失踪的日本士兵归队，日方要求调查该士兵失踪的原因，并说最初的枪是中国军队放的。
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委会提出入宛平城检查的要求，扬言要以武力保卫前进。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自北平命驻丰台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赶赴卢沟桥。日方又通过冀察政委会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与翼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联系，要他承诺不调遣二十九军部队，驻苑平城部队不外出，防止事态扩大；日军增派的部队到达卢沟桥后与原在该地演习的第八中队完成对宛平城的包围。
8日凌晨4时许日军相继在宛平城东门和西门外挑衅；稍后，牟田口在电话中下达攻击的命令，一木清直率日军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河堤上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
日本政府决定事件不扩大并就地解决。在北平，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经过谈判，9日晨达成关于双方停止射击、各回原防、卢沟桥由河北省保安队驻守等三项口头协议；所谓原防，中国方面认为应指冲突前原驻地点，即日军为天津、丰台，中国军队为宛平城内；日方却引申为要中国军队从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撤出，这成为双方的一个重要争执点。
10日，日方由松井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11日，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松井签订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处分负责官员，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日本军在丰台过于接近而容易引起事端，改以保安队在卢沟桥城厢（宛平县城）及龙王庙维持治安；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7月8-11日，中日在北平进行上述交涉期间，卢沟桥附近两国军队间的交火时起时停。
11日下午日本政府接连召开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军方面的提案，决定把关东军和朝鲜方面已准备好的部队增援在华驻军。傍晚时日本发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称日本政府已“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指施，向华北派兵。当晚，首相近卫文麿将新闻通讯社、政界、财界的代表依次召到首相官邸，就对华关系进行煽动，要求支持政府的决策。这时日本把卢沟桥事件引起的事态定名为“北支（华北）事变”。
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训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要他“最低限度”实现如下各要求：要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负责人，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中国撤出八宝山的部队等。训令规定以7月19日为期限，如届期其要求不见实施，“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二十九军进行讨伐”，日本国内将动员所需的部队派往华北。随着日本军事当局这一系列策划部署，对华战火扩大的危机与日俱增。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变的解决，而且“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仍抱此希望；但同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29日蒋介石向新闻记者说明，平津之战只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开始，决非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国民政府将“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31日又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重申和平已经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8月初，陆、海、外三省首脑连日谋划，6、7日相继制定《日支（华）国交全盘的调整案要纲》和《日华停战条件》，企图由此转用和平手段实现侵华目标。
8月8日，日本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下令“迅速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并作出军事部署。
9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冲突事件，日方表示要以外交方式解决，又增派军舰到上海。
12日夜，日本首、外、陆、海四相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23点55分日本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的指示。
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进至上海横浜路宝兴路地段射击中国守军，淞沪战役由此开始。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17日日本内阁决定“放弃迄今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探讨并执行战时态势下所必需的各种准备对策”。9月2日日本宣布将“北支（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
1944年，已升任中将并担任侵缅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的牟田口中将常常追忆当年亲手挑起战争的情况时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委会提出入宛平城检查的要求，扬言要以武力保卫前进。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自北平命驻丰台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赶赴卢沟桥。日方又通过冀察政委会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与翼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联系，要他承诺不调遣二十九军部队，驻苑平城部队不外出，防止事态扩大；日军增派的部队到达卢沟桥后与原在该地演习的第八中队完成对宛平城的包围。
8日凌晨4时许日军相继在宛平城东门和西门外挑衅；稍后，牟田口在电话中下达攻击的命令，一木清直率日军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河堤上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
日本政府决定事件不扩大并就地解决。在北平，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经过谈判，9日晨达成关于双方停止射击、各回原防、卢沟桥由河北省保安队驻守等三项口头协议；所谓原防，中国方面认为应指冲突前原驻地点，即日军为天津、丰台，中国军队为宛平城内；日方却引申为要中国军队从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撤出，这成为双方的一个重要争执点。
10日，日方由松井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11日，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松井签订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遗憾，处分负责官员，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中国军为避免与日本军在丰台过于接近而容易引起事端，改以保安队在卢沟桥城厢（宛平县城）及龙王庙维持治安；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7月8-11日，中日在北平进行上述交涉期间，卢沟桥附近两国军队间的交火时起时停。
11日下午日本政府接连召开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军方面的提案，决定把关东军和朝鲜方面已准备好的部队增援在华驻军。傍晚时日本发表《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称日本政府已“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指施，向华北派兵。当晚，首相近卫文麿将新闻通讯社、政界、财界的代表依次召到首相官邸，就对华关系进行煽动，要求支持政府的决策。这时日本把卢沟桥事件引起的事态定名为“北支（华北）事变”。
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训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要他“最低限度”实现如下各要求：要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负责人，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中国撤出八宝山的部队等。训令规定以7月19日为期限，如届期其要求不见实施，“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二十九军进行讨伐”，日本国内将动员所需的部队派往华北。随着日本军事当局这一系列策划部署，对华战火扩大的危机与日俱增。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变的解决，而且“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仍抱此希望；但同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29日蒋介石向新闻记者说明，平津之战只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开始，决非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国民政府将“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31日又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重申和平已经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8月初，陆、海、外三省首脑连日谋划，6、7日相继制定《日支（华）国交全盘的调整案要纲》和《日华停战条件》，企图由此转用和平手段实现侵华目标。
8月8日，日本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下令“迅速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并作出军事部署。
9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冲突事件，日方表示要以外交方式解决，又增派军舰到上海。
12日夜，日本首、外、陆、海四相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23点55分日本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的指示。
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进至上海横浜路宝兴路地段射击中国守军，淞沪战役由此开始。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17日日本内阁决定“放弃迄今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探讨并执行战时态势下所必需的各种准备对策”。9月2日日本宣布将“北支（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
1944年，已升任中将并担任侵缅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的牟田口中将常常追忆当年亲手挑起战争的情况时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