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看到这么吹大清的

头一次看到这么吹大清的。

在17-18世纪，满清贵族完全没有主动出国游历的记录，因战争带兵打出国门和作为册封藩属国的使节出访国外的除外，不过充当使节这个工作很少由满洲贵族担任，即便出访也是在周边关系紧密的藩属国家，去欧洲非洲那简直是没影儿的事儿。

有记载的清代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人，是福建莆田人黄嘉略（1679-1716），他因早年接触传教士，于1702年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赴欧，后定居巴黎，成为路易十四的皇家翻译官。他参与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交往，影响了后者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但他是汉族人，也不是什么贵族，去欧洲更非官方出访，同时期的中国商人有可能有去西方或者非洲的，但他们中肯定不会有满清的贵族。

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当时的人对于出国的看法与现在完全不同。

当时的满清贵族将国外视为化外之地，认为出国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情，即便是汉人的观念也差不多，那些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被视为“莠民”，除了部分商业氛围浓厚的地区，大部分人都对出国视为畏途。

直到清末被欧洲列强连番吊打，不得不开始学习西方后，满清贵族也很少主动走出国门的，担任对外使节的更是多以汉族官僚为主，早期留美幼童中甚至很少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来自广东的底层家庭孩子占据了大多数，因为当时社会普遍认为科举才是学习的正途，出国留学被认为有辱门楣，但凡有出路的根本不愿意去，以至于容闳在首批留美幼童的招募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最后还是老乡给面子，容闳在家乡广东招募才总算招到了一批孩童。

清朝延续了传统的“华夷秩序”，将外国视为“藩属”，要求使节来华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礼以示臣服。例如，康熙年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使团均被迫遵循这一礼仪，其活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在指定区域。这种单向的外交模式使得清朝贵族无需也不愿主动出访“蛮夷之地”。

清朝官方与西方的接触渠道，基本来自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但他们的活动局限于科技和文化交流，并非贵族主动出洋。

民间层面，普通商人和渔民偶有因贸易或海难流落海外，但满清贵族因身份特殊，极少参与此类活动。例如，康熙年间曾有中国船员漂流至美洲的记录，但无官员贵族参与。

有记录的最早的满清贵族出国记录，是1866年斌椿的欧洲之行（1866年），满族官员斌椿（旗人）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游历欧洲，但此行仍被定义为“非正式考察”，且斌椿身份仅为卸任知县，并非有在任的官方身份。

而直到清末大清快要嘎了的时候，满清贵族出国留学，游历，搞外交的情况才多了起来，但那时候也没啥卵用了。 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