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与“水太冷”先说“水太冷”的故事
- 儒家公羊学
- 2025-05-29 01:58:32
钱谦益与“水太冷”
先说“水太冷”的故事。现代学者、上海文史馆馆员葛昌楣（1886-1964）在《蘼芜纪闻》中说：“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乙酉王师东下”指1645年清军进逼南京，“宗伯”就是钱谦益。葛昌楣是1886年出生的，主要是中华民国和新中国时代的人，那么他是从哪里得知这个事儿的呢？葛昌楣的这段说法抄自清人江熙的《扫轨闲谈》，《扫轨闲谈》是清代道光年间刊刻的笔记小说，本不是信史。前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驳斥之：“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今南京白下区），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
何况钱谦益也不可能愚蠢到如此程度，“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先大肆宣扬自己要为国殉节，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围观后，又当众怕死出丑。钱谦益是明末东南文宗，誉满海内，晚年自号“东涧遗老”，以明朝遗臣自居，人所共知。清代御用文人编造出这样的段子，其目的显然是要故意丑化明朝遗老的形象。但是这个段子经过满清统治阶级的极力传播，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1997年，明史大家顾诚耗尽十余年心血，遍寻数百部史籍写就的《南明史》出版。二十八年来，这部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著作，始终代表着“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顾诚先生（1934-2003）蜚声海内外，一生却只出过两部学术专著，即《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二者在历史叙述上难以分割，《明末农民战争史》其实是《南明史》的前半部分。
顾诚的《南明史》有“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考据，而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里面披露了很多南明时期历史的真相，这里面也包括明末东南文宗钱谦益先生在入清后的一系列反清壮举，澄清了大量的满清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上百年来泼在钱谦益身上的污水。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第二节《钱谦益、姚卓志等人秘密策划会师长江》中说：
“事实上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确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兵部侍郎张仲符、明宗室朱周、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睦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
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的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供出细节，牵连同志；迹象还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钩稽材料尽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这里仅就同张名振、张煌言发动长江之役的关系作一点勾画。在西南永历朝廷和东南海上水师之间搭桥的主要策划人是钱谦益和姚志卓。
钱谦益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史家论述，姑不赘言。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转战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受封为仁武伯。他的父亲姚之朔也曾参加义举，兵败后由江西进入广西永历朝廷管辖区，同大学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颇多，1649年（顺治六年）七月病卒于广西平乐。姚志卓兵败后潜伏于清统治区，曾经不避艰险到过广西、贵州，同永历朝廷建立联系。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州省贵阳市）行营（即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鑛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贺王盛凭借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惟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劄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张冲符、张仲符、张中符等不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
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姚志卓率领来会的‘众’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注：在云贵的永历朝廷发生了激烈内讧）。”
顺治三年六月，钱谦益因参与山东德州卢世傕、谢陛等人的反清活动，被逮捕押往北京，第一次入狱，“锒铛三匝”，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作《见盛集陶次他字韵诗重和五首》:
枪口刀尖取次过，锒铛其奈白头何！
壮心不分残年少，悲气从来秋士多。
帝欲屠龙愁及我，人思画虎笑由他。
端居每作中流想，坐看冲风起九河。
表达了他不怕杀头坐牢，也反清复明的坚定决心。
顺治四年，钱谦益又因反清第二次入狱，以为必死无疑，在狱中赋诀命诗：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苍四盖破天低。
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
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
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顺治十六年，钱谦益的学生郑成功从海上攻入长江，围南京，连战皆捷。钱谦益兴奋之极，作《后秋兴》一百零四首。
其一：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
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战鬼哭胡笳。
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康熙元年，吴三桂俘杀明永历帝，钱谦益泣血悲恸作《后秋兴》第十三叠第二首。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张鸿《钱牧斋先生年谱序》：“先生委曲求全，亦止尽其心，而不使复仇之机自我而绝已，成败生死，置之度外，何论荣辱乎？”
抗清义士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讌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明清史专家暴鸿昌在《钱牧斋降清考辨》中指出，钱谦益在入清以后声誉未减，明朝忠烈之后请钱谦益为其先人做墓志铭者颇多，如抗清志士王奕昌家人等，甚至“晚年名益高，望亦重”，到乾隆以后则“声名遂狼藉后世，成为千古罪人”，“二百年来，人们对钱牧斋的评价并末超出乾隆皇帝上谕的范嗣，乃至沿袭至今，这是很不公正的。”
先说“水太冷”的故事。现代学者、上海文史馆馆员葛昌楣（1886-1964）在《蘼芜纪闻》中说：“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乙酉王师东下”指1645年清军进逼南京，“宗伯”就是钱谦益。葛昌楣是1886年出生的，主要是中华民国和新中国时代的人，那么他是从哪里得知这个事儿的呢？葛昌楣的这段说法抄自清人江熙的《扫轨闲谈》，《扫轨闲谈》是清代道光年间刊刻的笔记小说，本不是信史。前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驳斥之：“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今南京白下区），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
何况钱谦益也不可能愚蠢到如此程度，“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先大肆宣扬自己要为国殉节，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围观后，又当众怕死出丑。钱谦益是明末东南文宗，誉满海内，晚年自号“东涧遗老”，以明朝遗臣自居，人所共知。清代御用文人编造出这样的段子，其目的显然是要故意丑化明朝遗老的形象。但是这个段子经过满清统治阶级的极力传播，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1997年，明史大家顾诚耗尽十余年心血，遍寻数百部史籍写就的《南明史》出版。二十八年来，这部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著作，始终代表着“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顾诚先生（1934-2003）蜚声海内外，一生却只出过两部学术专著，即《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二者在历史叙述上难以分割，《明末农民战争史》其实是《南明史》的前半部分。
顾诚的《南明史》有“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考据，而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里面披露了很多南明时期历史的真相，这里面也包括明末东南文宗钱谦益先生在入清后的一系列反清壮举，澄清了大量的满清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上百年来泼在钱谦益身上的污水。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第二节《钱谦益、姚卓志等人秘密策划会师长江》中说：
“事实上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确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兵部侍郎张仲符、明宗室朱周、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睦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
这些人在清统治区内秘密从事复明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他们首先销毁证据，有的不幸被捕在审讯时也竭力避免供出细节，牵连同志；迹象还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钩稽材料尽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这里仅就同张名振、张煌言发动长江之役的关系作一点勾画。在西南永历朝廷和东南海上水师之间搭桥的主要策划人是钱谦益和姚志卓。
钱谦益的生平事迹已有许多史家论述，姑不赘言。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转战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受封为仁武伯。他的父亲姚之朔也曾参加义举，兵败后由江西进入广西永历朝廷管辖区，同大学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颇多，1649年（顺治六年）七月病卒于广西平乐。姚志卓兵败后潜伏于清统治区，曾经不避艰险到过广西、贵州，同永历朝廷建立联系。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州省贵阳市）行营（即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鑛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贺王盛凭借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惟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劄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张冲符、张仲符、张中符等不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
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姚志卓率领来会的‘众’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注：在云贵的永历朝廷发生了激烈内讧）。”
顺治三年六月，钱谦益因参与山东德州卢世傕、谢陛等人的反清活动，被逮捕押往北京，第一次入狱，“锒铛三匝”，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作《见盛集陶次他字韵诗重和五首》:
枪口刀尖取次过，锒铛其奈白头何！
壮心不分残年少，悲气从来秋士多。
帝欲屠龙愁及我，人思画虎笑由他。
端居每作中流想，坐看冲风起九河。
表达了他不怕杀头坐牢，也反清复明的坚定决心。
顺治四年，钱谦益又因反清第二次入狱，以为必死无疑，在狱中赋诀命诗：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苍四盖破天低。
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
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
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顺治十六年，钱谦益的学生郑成功从海上攻入长江，围南京，连战皆捷。钱谦益兴奋之极，作《后秋兴》一百零四首。
其一：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
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战鬼哭胡笳。
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康熙元年，吴三桂俘杀明永历帝，钱谦益泣血悲恸作《后秋兴》第十三叠第二首。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张鸿《钱牧斋先生年谱序》：“先生委曲求全，亦止尽其心，而不使复仇之机自我而绝已，成败生死，置之度外，何论荣辱乎？”
抗清义士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讌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明清史专家暴鸿昌在《钱牧斋降清考辨》中指出，钱谦益在入清以后声誉未减，明朝忠烈之后请钱谦益为其先人做墓志铭者颇多，如抗清志士王奕昌家人等，甚至“晚年名益高，望亦重”，到乾隆以后则“声名遂狼藉后世，成为千古罪人”，“二百年来，人们对钱牧斋的评价并末超出乾隆皇帝上谕的范嗣，乃至沿袭至今，这是很不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