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肯定秦始皇积极的一面...

毛泽东肯定秦始皇积极的一面，也主张为曹操平反。毛泽东认为，读史不要人家写什么你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主张“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指的就是《二十四史》。

秦始皇最受诟病的有两点，一是焚书坑儒，一是专制独裁。对这两点，毛泽东认为"当然是坏事"，但也主张做些分析。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书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关于曹操。毛泽东推动为曹操平反，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据大乱之时统一北方、改革时弊、发展生产方面的贡献。西晋陈寿《三国志》推崇曹操，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贬损曹操。对此毛泽东多次做过分析。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同陶鲁笳等人谈道：“《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那么，这个"冤案"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泽东认为源于封建正统观念。他在1959年2月同林克谈道：“《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所谓批判分析，是指不是书上写什么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阅读立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所写内容，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强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二十四史》所写内容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历史写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失去了应有的位置。1975年他同芦获谈话时说，在《二十四史》里，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所针对的，就是《二十四史》这种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化观和历史叙述理念。第二个不满，是认为即使是写帝王将相，《二十四史》的许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毛泽东举了不少例子来表达此意：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攒甲将刃"、"拥迫南行"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不过毛泽东并不因自己的这两个"不满"，就反对读《二十四史》。只有熟读精读，且分析批判，才能指出其颠倒历史和虚假描述的情形。
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他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中，他说得更清楚："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二十四史》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蕴藏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包含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经验和智慧。毛泽东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个人兴趣，主要是以古鉴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和优势。他时常从历史中获得灵感，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不光停留在"知其然"，还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毛泽东喜欢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人物传记，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阅读，有乐趣共享，有史识共鉴，有经验共取，有教训共勉，也都是为了古为今用。毛泽东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为今用的立场，撮其荤荤大者，可概括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注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他赞成"引黄济汾"的工程计划。二是研究历代战局、战略、战役材料。他对史书上记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尤为感兴趣，批注最多，评论也最多。诸如《史记》所载楚汉成皋之战，《后汉书》所载刘秀指挥的昆阳之战，《三国志》所载袁曹官渡之战、曹孙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晋书》所载谢安、谢玄等人指挥的泥水之战，这些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毛泽东读之，批注有加，在论著和谈话中经常引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也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格外有用。毛泽东读专业兵书并不很多，其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既源自实践，也多从读史得来。
三是看重记叙乱世和反映人才辈出的内容。
毛泽东早年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就表达过这种读史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延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到延安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读历史，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
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史记》、《三国志》、《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等批注较多，也应是这个缘由。比如，他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其中说到李克用破解朱全忠合围晋阳城之危的情节，就批注说："沙陀（少数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晋王李克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乱世之际，"事态百变"，总有经验可循；乱世之际，"人才辈出"，更说明时势造英雄的规律。毛泽东喜欢读此类史书，说明他注重总结历史发展中的治乱规律，注重思考人才培养锻炼规律。
1969年夏夜，他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兴奋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表达的就是这种心境旨趣。四是汲取古人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方面的内容，最能方便古为今用，用起来也很具体。诸如：读《史记．陈涉世家》，他认为陈胜率先起义却很快失败，原因在背故旧、用小人这"二误"；读《汉书．元帝纪》，他提出汉元帝靠儒学治国，是"衰国之君"；读《后汉书．陈富传》，认为陈定鼓励小偷重新做人，说明"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读《三国志．袁绍传》，结论是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北史．王建传》，批注王建是个庸人，"不懂政治"；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提出李渊"遇事无断制"；读《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关李世民的内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新唐书·姚崇传》中有关评论姚崇、宋璟两位名相的治国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注达二十四处之多，称道韦睿领兵打仗"善守"、"将在前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除了赞赏韦睿的军事才能，他更看重的是韦睿"不贪财"，遇功不争，遇事敢担当，能够团结干部，善于"躬自调查研究"，是一位"劳谦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结论是："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毛泽东说过的五句话，反映他为什么那么酷爱读《二十四史》，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
第一句是在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第二句话是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第三句话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第四句话是1964年1月会见外宾时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第五句话是1964年7月会见外宾时说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这五句话，亮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也反映他一生的读史情状。或因太过阅读历史和熟悉传统，毛泽东有时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对此也应当承认，不必回避。但用上面这五句话来揭示毛泽东和《二十四史》的关系，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在中外大政治家中，像毛泽东那样在惊涛骇浪的征途中行走一生，又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一生的人物，并不多见；像他那样不仅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物，更属罕见。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或达到某种追求的一种途径；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还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所学所读的东西。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知识愉悦和情感表达史。他的阅读和实践，相互守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因此，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读书生活与人生实践的关联史，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和精神状态不同，毛泽东重点阅读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也不是无规可循。总体上看，其阅读都或隐或显地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达情意。从这几个角度来梳理毛泽东的阅读史，可以更真切地了解他在不同时期为什么读书，重点读什么书，怎样读这些书，如何运用书本知识，这样一些饶有意味的话题，进而了解他的思想探索和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某些决策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