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任何直接对抗的常规地面冲突都会让美国付出极高的代价且收益甚微，持续拔升的国防开支也阻挠了美国国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因此，必须有一种手段可以应对美国人所设想的由“共产主义集团”带来的地缘挑战，不论这种挑战是以何种形式和位于何处，以在维持对抗的同时减少广义上的军费开支。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无疑这个设想对此时四军种内唯二拥有核威慑力量的自己是极有益处的。刚刚结束的半岛冲突证明了美国海军即使在核武器时代来临之际仍然无可或缺，是“衣阿华”级的重炮，“黑豹”的航炮与“海盗”的火箭弹及时阻止了红旗插满整个半岛情况的发生。空军的B-29与F86佩刀式战机固然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但在战争爆发的一刻，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曾与最伟大的一代并肩作战的老姑娘们。整场战争里海军飞机投掷了超过17.8万吨炸弹，水面舰艇也发射了近400万发炮弹，对前线苦战的陆军与陆战队员们起到了强而有力的支持。当然，战争结束后海军将领也对于这种“绑起一只手打架”式的有限战争表示了不满，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雷福德就提出美国没有必要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广泛部署军力，美军主力应该集中于本土，并依托海外基地构建机动力量，加强并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空军或许能用原子弹将苏联夷为平地，但保住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立足点的是美国海军的舰炮与飞机
依照此种战略，核力量，尤其是战略核打击力量将成为美国海军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大幅度缩减现役航母尤其是攻击型航母的数量，因此对于全球任意地点可能爆发的东西军事冲突，完全依赖舰载飞机提供核打击力量是不足的，同时，早期核弹巨大的重量也让螺旋桨飞机难以承受，以至于美国海军开发了诸如十万磅级舰载攻击机（“合众国”级之所以要造那么大就是为了这玩意）和P6M水上轰炸机等光怪陆离的核投送载具。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系列能够部署于水面舰艇如驱逐舰和巡洋舰上的战术核武器。时间进入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核武器小型化的不断进步，战术核弹头已然可以被装上任意一种海军武器。1956年，美国海军的第一种非空投核武器，当量2万吨的MK23核炮弹投入生产。这是美国海军在陆军280mm炮装备的Mk.9和Mk.19炮弹基础上，开发的一款为舰炮所使用的炮弹，适用于衣阿华战列舰的406毫米主炮。美中不足的是4艘衣阿华级战列舰在此后一一退役，MK23核炮弹仅生产了约50枚便全部封存，直到1962年正式退役报废。
作为展品展出的Mk23型核炮弹，堪称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舰炮炮弹。在某游戏里它还是一款威力999的大杀器装备.jpg
早在二战前，美国海军就已经开始了对巡航导弹技术的探索。1945年轴心国战败后，海军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德国V-1巡航导弹技术进行分析和仿制。1955年，美国海军第一种舰载巡航导弹RGM-6/SSM-N-8“天狮星”进入服役，这种导弹可以被部署到航母，巡洋舰等水面舰艇上，也可以由特殊的巡航导弹潜艇进行发射（必须上浮），具有较高的战术弹性。但是，由于投送载荷受限，这种巡航导弹早期装备的W5核弹头当量仅为4-5万吨，且其令人发指的精度、射程与繁琐的发射与制导条件也令这款早期武器在各方面都不尽人意。因此尽管于1957年服役的改进型天狮星可以携带一枚2百万吨当量的W27核弹头，美国海军还是将这款自己最早的战术核导弹以性能并不完善与技术迅速落后为由从1964年开始退出了现役，W27最后也只有20枚被部署。
“天狮星”与其他早期巡航导弹一样，事实上就是一款装备了核战斗部的大型无人自杀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它能出色而便利地适配航母与巡洋舰上的弹射器），但这款武器的精度发指到了能指着一座岛打到另一座岛上去，制导手段更是理想高于现实
美海军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陆地。早在战役级反舰导弹系列成熟之前，苏联海军航空兵就已经使用各式各样的轰炸机进行反航母作战，这些飞机往往携带着火箭助推式鱼雷、重型核航弹乃至于大型反舰导弹，能够对航空母舰造成大量伤害。十几年前在硫磺岛与冲绳海域遭受的惨痛损失对美国海军来说仍历历在目，因此，部署在巡洋舰与驱逐舰上的防空导弹也被装上了核弹头，以应对苏联海军航空兵轰炸机群的压迫。美国海军在“黄铜骑士”和“小猎犬”上分别装备了W30和W45两种核弹头，前者当量5千吨，后者当量为五百到1万吨，均能有效地威胁突入舰队防空圈的喷气式轰炸机。值得一提的是，核黄铜骑士并不具备末段半主动雷达制导能力，仅采用舰载雷达驾束制导，主要原因在于其末端精度完全可以通过核战斗部的威力弥补。
“黄铜骑士”采用核战斗部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反制密集编队来袭的飞机，当然其核战斗部的当量本身也使美国海军开始探索用其反舰乃至陆攻的可能性。据CLG-5“俄克拉荷马城”号上的官兵回忆，尼克松访华期间位于南海的这艘导弹巡洋舰就曾将自己的核黄铜骑士装填到导弹发射轨上展示，用作一种可能的“核打击威慑”
除来自空中的轰炸机威胁以外，苏联人手上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常规潜艇部队，这些红色鲨鱼能在战时对美国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乃至于主力舰队都造成严重威胁——单613型（W级/“威士忌”级）常规动力潜艇一级就建造了215艘，性能得到改进的633（R级/“罗密欧”级）和641型潜艇（F级/“狐步”级）也有近百艘投入使用，除此以外，苏联海军还拥有作为核报复力量的弹道导弹潜艇，到了50年代末红海军的新型巡航导弹潜艇也投入服役。在核战背景下，依托常规的反潜武器已经不能满足迫切要求，自然，美国海军的反潜武库里也少不了核武器的身影。普遍装备于作战舰艇上的阿斯洛克系统可以发射MK17核深水炸弹，装备5千吨级的W44核弹头。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更是核武器乃至热核武器化的重灾区，海军核潜艇随即开始装备MK45型核鱼雷，其航速可达30节，采用导线制导模式，本身不具备任何搜索能力，射程为13公里，但核弹头当量达1万吨。
1962年的“剑鱼”测试中在水下爆破的核战斗部“阿斯洛克”，这也是其核战斗部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水下爆炸。图中的驱逐舰是“基林”级驱逐舰DD-826“阿格霍姆”号，舰舯的Mk112发射箱还保持着发射导弹时的仰角。
Mk45型线导核鱼雷，堪称冷战早期美国核潜艇的反潜杀手锏，但潜艇艇长们自己对这款武器深恶痛绝，认为其是不折不扣的“同归于尽式武器”
进入60年代，肯尼迪取代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在竞选时期就表示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他退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有限核战争取代了大规模核核战，重新保持强大的常规军力来灵活威慑共产主义集团，而核力量应该更注重生存能力而非部署上的数量。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海军的战术核武器规模开始缩减，但是诸如“海神”“三叉戟”等新锐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数量则开始缓步增加。同时，苏联海军的水面舰艇力量与水下核潜艇部队渐渐崭露头角，这些变化促使美国海军削减了不再有迫切需求的核防空导弹与核巡航导弹，但核深弹和核鱼雷的数量与质量则不减反增。1964年，UUM-44 SUBROC（潜射反潜火箭）进入服役，这种潜射反潜导弹射程达55公里，拥有高达2百万吨当量的热核弹头，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了确保远距离声纳探测到的每一艘苏联潜艇都没有逃逸的可能。对于此时已经逐步开始建设的苏联近海堡垒区，SUBROC也被视作核战下猎杀苏联SSBN的最后手段。
UUM-44“撒布洛克”某种意义上属于Mk45核鱼雷与RUR-5“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思路综合的产物，其百万吨级当量的热核战斗部令人发指
美国海军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尤其是自己作为独立战略军种地位的存续）一直致力于将自身建设为一支强劲的核打击力量，并让攻击型航空母舰这些自己的掌上明珠首当其冲地担起核打击的重任，其在实战中却很少真正青睐过将航母用作核打击平台的理念。航母舰长与航母编队指挥官们每每厌恶于被捆绑于核打击计划的框架之中，手脚被束缚在成为替陆空军捍卫侧翼抑或用核炸弹进攻苏联内陆的工具性角色。越战的爆发更是给原本“合众国”号时代定下来的核突击航母构想钉上了棺材板，因而从70年代以降，美国航母甲板上的战术核武器数量就逐渐呈现降低趋势。与此同时，渴望从海航势力的阴影下摆脱出来，重新赢得独立战术打击能力的水面舰队则着力于部署一款全新的海基核打击导弹，也即日后大名鼎鼎的BGM/UGM-109“战斧”。
“战斧”不仅是一款能用来在千里之外对重要目标进行常规点穴式打击的武器，它一开始开发出来更是为了给美国海军水面与潜艇部队提供一种灵活而威力足够的海基战术核打击手段，每一艘大型水面舰与攻击型核潜艇从此都成为了潜在的核打击平台，这对对手施加的心理压力与决策成本是空前的。
时间步入80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在入侵阿富汗后每况愈下，尽管各种新型装备陆续服役，苏联也无力将其提出的新技术大规模投入运用。当强硬的里根总统接手美国政权后，美国不但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防御技术上超越了苏联，在常规装备上美苏的差距也在渐渐缩小乃至拉大。F-14与标准防空系统具备了与“逆火”机群分庭抗礼的能力，70年代末投入使用的688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则无声而致命，80年代在苏联外海四处神出鬼没的美国海军水面打击群与航母编队更是悄无声息地将其全境套在了“战斧”与核炸弹的准心之内。美国再也不用依靠在航母甲板上堆放核武器来维持对苏联军事装备的均势，国防重心转向了MX导弹系统和星球大战系统，装备于海军舰艇上的战术核武器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最终，当冷战结束，美军最终出于核安全的考虑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将核弹头撤出了全部的海军水面舰艇（航母上也不再携带可用的B61炸弹），海军战术核武器终成历史。
ORCINUS逆戟社official 2020-12-0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