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哈尔·布兰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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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布兰茨：冷战的经验告诉中美两国，必须重视外交的作用
The Cold War's Lessons for U.S.-China Diplomacy
This new era of competition and distrust must include realistic, even ruthless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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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布兰茨 （Hal Brands）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国际事务系特聘教授、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他也是彭博社评专栏作家。Brands在2015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战略规划特别助理，并一直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他还与许多政府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主要撰稿人。Brands是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竞争管理及未来中美关系”研究小组成员。
1948年，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外交官接触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代表，提出讨论导致美国和苏联对抗的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只是简单的“哈哈”一声回应，40年的冷战随之而来。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阿拉斯加的会议变成了电视上发泄不满的节目，这一插曲似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场冻土带上的角力预示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会有“重置”，相反，一个高速竞争的时期已经来临。但冷战的历史表明，如果美国官员将谈判视为竞争的工具，而不是取代它，外交仍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即使在斯大林遭到拒绝后，外交仍是冷战的一个固定项目。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至少与苏联总统举行过一次峰会。超级大国谈判军控条约，使前线国家中立，甚至在核不扩散和根除天花方面进行合作。非正式讨论帮助结束了朝鲜战争，缓解了危机，并使紧张局势得到控制。
在冷战末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进行了持续的、卓有成效的外交。
这段在竞争中谈判的历史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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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外交往往在最有用的时候是最困难的。从理论上讲，对不断加速的竞争施加外交限制的最佳时机是在竞争达到危险势头之前的一开始。在现实中，竞争的早期阶段通常是对实力的考验。随着竞争对手探索彼此的决心和力量，界限被推向，优势被寻求。因此，上世纪70年代冷战的缓和是在几次近乎灾难性的碰撞之后——特别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超级大国得以一窥不受限制的竞争可能导致的核地狱。今天，阿拉斯加的激烈交锋，以及西太平洋地区行动和反击的步伐加快，暗示在台湾海峡或南海的紧张局势相互缓和之前，我们可能会再次面临一段可怕的危险时期。
其次，当外交发出错误的信息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在不同的场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试图说服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他们决心避免核战争，找到和平的基础。然而，赫鲁晓夫听到的是，西方害怕对抗，这鼓励了苏联人更努力地推进。其结果是一段时期的核边缘政策，这帮助促成了战后最危险的危机——先是在柏林，然后是古巴。拜登团队似乎明白这一教训。不在阿拉斯加寻求外交重启，并有针对性地勾勒出中国的行为在哪里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大概是为了确保北京不会将此次会议误解为华盛顿在竞争承诺上已经动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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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力带来和平”不再是陈词滥调。当美国首先巩固其地缘政治地位，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筹码以有利的条件谈判协议时，美国的表现最好。直到1951年华盛顿稳定了战场，斯大林才同意最终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上世纪80年代，里根首先在西欧部署了数百枚中程核力量导弹，从而达成了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核裁军协议——中导条约。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向对方表明，协议之外的替代方案是更糟糕的。
最后，外交不是竞争的替代品；它是一种更有效地起诉竞争的手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权崩溃，谈判才能超越引发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然而，外交可以降低竞争的财务成本和军事危险。这可能会让美国公众和美国盟友放心，华盛顿真诚地寻求和平，使他们更有可能继续支持发动冷战所需的投资和困难。外交也可能在美国在战略上筋疲力尽的时候制造急需的停顿。这是20世纪70年代三位总统遵循的缓和政策的优点，该政策的特点是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其他努力，以缓和美苏之间的竞争。这一政策从未改变冷战，但它确实为华盛顿在越南战败后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它的最终失败，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结束，帮助说服美国和欧洲公众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承诺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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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对今天的美国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预计短期内会有一段危险时期，如果美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中国的“挑衅”，最终可能会产生清醒的情绪，从而实现更具建设性的外交。在此期间，苛求外交重置或对两国关系进行大变动是不划算的；更好的做法是专注于狭隘但重要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交易合作可能是可能的。通过加强联盟和投资于地缘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工具，美国可以在未来创造能够支付外交红利的实力地位。最重要的是，外交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竞争工具——一种管理关键的外交和政治联盟的方式，保持竞争的成本和风险可控，并帮助美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坚持一项从根本上具有竞争力的战略，使其发挥作用。阿拉斯加的交锋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外交的终结。但这提醒我们，外交必须像美中竞争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用无情和现实的态度去看待。
丝路合作与观察 2021-04-3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