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战利品T-54/55主战坦克底盘改造而成的“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
避免陷入“以色列不可战胜”和“阿拉伯国家不敢进攻以色列”的误区，是以色列在1973年战争过后一直铭刻于心的警世通言，这一点并没有因为1982年6月4日到17日在黎巴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有丝毫改变。事实上，在以色列军方眼中，尽管打赢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但由于在之前的1979年放弃了西奈半岛，他们的整体战略态势甚至要比1973年战争结束后的情况还要恶化，实际上削弱了以色列进行战略机动的能力——从海军的观点来看，以色列只剩下一个埃拉特港，不但难以对苏伊士湾进行反封锁，并且因为无法在这条狭窄水道上保持大型军舰，丧失了在紧急情况下向红海和非洲沿海进行战略跃进的可能性；从空军的观点来看，被迫放弃掉的4个大型空军基地和7个疏散机场，远远不是美国人在内格夫修建的两个新机场所能补偿的；当然，受失影响最大的则是陆军，放弃西奈半岛对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不但失去了耗资120亿美元的永久性军事设施（这些永久性设施有兵营、仓库、1400公里军用公路，以及大量的地下通信电缆和水管等），而且对作为核心的装甲机械化部队来说有些损失根本是无法挽回的——一旦再次爆发1973年那样的全面战争，没有了这片面积约为以色列国土的两倍半的缓冲地带（约61,000平方公里），以军规模庞大的装甲机械化集群已经无法借此屏障在其边界外进行运动战了，而即便能够维持长时间的大体和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装甲机械化部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内格夫沙漠可供使用的训练区只有西奈半岛的四分之一，部队训练的强度和时间将不可避免地被缩减。
由战利品T-54/55主战坦克底盘改造而成的“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
一辆正在内格夫沙漠中进行训练的“美洲狮”装甲战斗工程车（以色列国防军（IDF）无论是作战还是训练都很有特点，能够基于技术和现有装备创新战法，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凭空想象地创新什么战法。在作战训练方面一切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1987年7月，一队黎巴嫩政府军正乘坐两辆法制VBC装甲人员输送车从贝鲁特一处与叙利亚军队约定的地点撤离（美式丛林迷彩作战服与红色贝雷帽表明他们属于精锐的伞兵突击队）
“美洲狮”明显展示出与早期的“百人队长”系列装甲工程车的重大区别——在动力和行动系统上与“梅卡瓦MK1/2”具有极大的通用性
另一方面，尽管战争结果清晰的表明，1982年以色列投入战场的部队是其有史以来最好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目标明确，指挥得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国防军就能够一直保持住它一向占据的质量优势。事实上，尽管有着来自美国的军援，并且美国人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在区域性力量对比中，以色列将始终占有优势，并不存在任何危险，但质量优先兼顾数量的建军原则，还是给以色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人们因此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以色列国防军的质量优势迟早会丧失，而且阿拉伯方面的数量优势将会加大——-在1982年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结束时，阿以双方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数量对比是4:1，阿拉伯占优势，更不要说大炮的7:1和反坦克兵器的10:1了。更何况，以色列国防军的职业军人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他们所拥有的美制武器（或是基于美国技术的改良品）是第一流的，也充分显示出了技术上的优越性，但不能就此得出苏联装备差的结论——-错误不在于苏联人提供的装备方面，而在于阿拉伯人的指挥和兵员素质。总之，以色列国防军又一次打了胜仗，但阿拉伯国家所掌握的武器数量（超过了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总量）和这些武器的质量，却带来了一种潜在的恐惧和令人烦恼的疑虑。无论如何，以色列在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很可能是暂时的。
当然，最重要的层面还在于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假，但要真把战争完全等同于政治，那只能是一种聪明过头儿的愚蠢。精明的犹太人在打算重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一开始就看穿了这一点。虽然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的“加利利和平”中，以色列拥有的有利条件和军事优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但其政治领导人却清醒地认识到，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政治目的并没有达到。换句话说，黎巴嫩战争在战术上当然是成功的，但以色列在战略上似乎没有能够彻底消除巴解的威胁—— —沙龙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永久性军事设施和消灭其指挥所，并为此不惜以武力驱逐庇护巴解组织的叙利亚军队，然而巴解残部最后却在国际调停下，撤出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依然幸存了下来。而以军不但没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黎巴嫩政府（为避免巴解组织重新回到黎以边境，只能继续扶持南黎巴嫩军作为屏障），反而在撤出贝鲁特之前，说不清道不明的卷入了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丑闻，在政治上留下了污点，负面影响的发酵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长期过程（其实，以军没有直接卷入这些大屠杀，是受到以军庇护的黎巴嫩法兰派民兵干的，但以军逃不了干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国防军发动的这次黎巴嫩战争也是政治上的一块试金石。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基本国策一直都是企图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来减少阿拉伯人发动突然进攻的机会，并且希望能减慢或是避免向全面战争的过渡。而这种策略赖以成功的基础则是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这要比以色列自身保持怎样的一种武装强度都要重要得多。事实证明，以色列人对于这一点一向都把握得很好。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旦和埃及军队是阿拉伯军队的主力，但双方各怀鬼胎，都企图鲸吞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死活反而没人在意。苏伊士战争和六日战争前，埃及忙于口号和雄心壮志，摆兵布阵也是为了好看，结果开战后输得一塌糊涂。到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时，埃及和叙利亚已经没有胃口“把犹太人赶下大海”了，埃及只想在西奈站住一只脚，叙利亚只想收回戈兰高地，结果除了战争的第一天，两家各打各的，失去了牵制和摧垮以军的机会，最后还是被以色列国防军钻了空子，以一手漂亮的各个击破全面翻盘。也正是因为摸透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的底牌，以色列制定政策的高层人士才“无视”边界将回到1967年的现实，自萨达特1977年抵达耶路撒冷至1979年3月缔结和平条约为止，几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同萨达特的谈判上的原因所在（埃及由于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承担的条约义务，全面倾向美国的政治方针，以及向西方购置武器的军备重整计划——-所有这些都在一段时期内和很大程度上难于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中采取主动行动。这就进一步减小了以色列两线作战的可能性）。
至于阿拉伯各方在黎巴嫩战争中的表现，则再一次印证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除了无家可归的巴解和半心半意的叙利亚（叙以两军之间的地面战斗规模其实有限，叙利亚没胆量使战争升级，只投入两个装甲师和一些反坦克突击营），其他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袖手旁观（以军受国际政治所困，很多次都有机会长驱直入打进开罗或者大马士革，但最终都很明智的没有去作，这一点却使大大小小的阿拉伯国家在被打痛了的同时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以色列永远不敢对其痛下杀手）。这就使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从“加利利和平”中获得了另一种实质性的政治收益：利用一次规模庞大但时机上又拿捏得恰到好处的短暂军事行动，将原本就松散的阿拉伯政治联盟彻底打得支离破碎，再也无法凝聚在一起——--这对以色列来说，显然意味着生存下去的概率前所未有的增加了（如果战争打到在其目标需要调整的程度之前被外力所制止，那么，带来的和平将是脆弱的，1948年、1956年、1967年的几次战争均说明了这一点。而如果胜利者的要求不是太高，不致激起失败者的强烈愤怒，那么，一场已经打个水落石出、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已用尽、损失惨重的战争将带来稳定的和平——---1973年的战争基本上达到了这种效果，而1982年的战争实质上是对这种效果的一种巩固）。总而言之，“加利利和平”之后的中东局势，只能用错综复杂四个字来形容。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希望与失望、机遇与危机交织在一起，战争的阴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钢铁残骸遍布的土地上，但军事斗争的形态和意义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近距离观察“美洲狮”的车载武器站（OWS）（车长正在摆弄一挺FN MAG轻机枪）
在内格夫沙漠中进行训练的“美洲狮”装甲战斗工程车（车体后面的盒子中装的是反坦克雷）
如果说自1981年夏季第二届贝京政府成立以来，以色列军事理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历了条令、组织结构和心态的微妙调整，那么黎巴嫩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则对这个调整进行了一次有益的修正——尽管此时他们的陆军规模要比1973年10月的战争结束时大两倍，但以色列重新决定不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数量上的军备竞赛，部队规模不再扩大（甚至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缩编），转而一心追求质量（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在战前就宣称，）。事实上，与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的类似建军方针不同，这次“重质量不重数量“实际上是以色列经过深思熟虑后，以小规模核武库为后盾的一种冒险——如果以色列确实能以常规武器质量上的改良抵消掉对方数量上的优势，那么手中有限的几件核武器将能够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威慑力量，从而在中东政治的大棋局上为以色列民族赢得一份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在某种程度上，“加利利和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经过不断深化后理所当然的产物——与其将战略建立在敌人的心理崩溃上，不如将战略建立在粉碎敌人的能力上）。
1990年，以色列国防军第7装甲旅第3营第2连装备的梅卡瓦MK2B主战坦克（车体前端侧裙板的“∨形“标志，有时会重复的喷涂在炮塔后边帆布板上，希伯来字母”G“说明这辆车来自该连的第4排。该车各种战术识别标志非常齐全，表明得到了良好的日常维护）
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的主要角色——-梅卡瓦MK1与马加奇6B
当然，1982年对黎巴嫩的军事入侵称不上是一场全面战争，但对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影响仍是全方位的，这其中以军装甲机械化部队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事实上，尽管由于购买了美国的机载预警和空中控制系统（airborne warning and air control system，AWACS）并且制造了一些技术上非常成功的无人机，以色列空军在贝卡谷地上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这种压倒性优势与后来传说中的“神话”不可混为一谈），但相比于空军建设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以色列人其实更希望他们机械化陆军能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够迅速、决定性并以更小的伤亡取得胜利——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最大限度减小地面战的伤亡，对人口稀少的以色列才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无论是在装备结构调整还是装备的具体技术革新上，以色列国防军在装甲机械化集群的建设方面都更加具有针对性。不过，多少有些让人意外的是，虽然1973年10月的战争结束后，主战坦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地位事实上下降了（这种下降是相对于M109A1/A2自行火炮、M113A1/A2装甲人员输送车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地位的上升而言），但一经打完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提高其装甲机械化部队战斗力的首要重点却依然是主战坦克，这其中的原因就多少有些复杂了。
一方面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力量较弱的一方由于害怕同敌人进行实力对实力的直接交锋，往往喜欢采取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反常行动，从而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受惠最大，所以如果不仅仅是偶尔在一次战斗中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也正是如此行事的。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它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的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以便达成突然性，而在1973年之后，这种强调突然性的行事风格则更显凸出——比如，1976年的恩德培救援行动（指1976年7月4日夜，以色列突击队经过3200公里远距离飞行至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104名人质）和1981年6月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在3小时内摧毁了伊拉克苦心经营多年的核反应堆）。不过，事情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以色列不断采取反常行动，以至于到1982年的战争爆发前，以色列的反常作战风格已经广为人知了，长此下去终会弄巧成拙，渐渐地敌人开始会改变看法——从以往的实践中可以很容易地得知，根据常识来计算以色列的“最佳”行动路线，然后判断其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这种套路往往是靠不住的。对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当然心知肚明，他们的对策同样充满了反常逻辑的诡诈——对手最意想不到的恰恰是最直接的正面攻击。显然，作为地面作战的核心，如果要进行“出其不意”的正面攻击，无论是勇敢的突击队员还是能够实施远程奔袭的先进战斗轰炸机，都远远比不上坦克来得重要，况且1982年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继续强化坦克这种陆战之王的战斗技术性能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要做的。
梅卡瓦MK1在1982年战争中的表现，证明了其基本设计是成功的，并显示出了在中东战场环境下比任何外国坦克都要好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很少有人意识到，作为二战结束后在装甲机械化战斗领域实战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军队，以色列国防军1973年之后于坦克国产化方面所进行的卓越努力，实际是对“坦克”这种传统装甲战斗车辆进行了重新定义。而且黎巴嫩战场上的实践也的确表明，实战效能和技术先进性并不是一码事，针对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才是王道，无论是通向大马士革公路上与叙利亚坦克的钢铁碰撞，还是贝鲁特街道上的残酷巷战，由二流部件装配起来的第一代“梅卡瓦”都显示出了特别的战场价值（由于防护性和火控系统的反应速度都要优于以军现役的任何一种坦克，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梅卡瓦”往往被置于行军或是战斗队列的最前端，这使其参加战斗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以军其他型号的坦克）。首先，尽管“梅卡瓦”与叙军T-72M（准确地说是出口型的T-72M）首次交战的细节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机密（没有一辆被击中的T-72坦克落到以色列人手中。叙利亚人似乎总是尽力将被击中的坦克从战场上拖走，以防以色列人仔细查看，不过以色列的侦察部队仍然成功地查看了一辆丢弃在无人地带的T-72坦克），但从人们评价一辆坦克的传统观点来看，坦克战中的第一代“梅卡瓦”无疑是称值的——至少在综合性能上不落下风，更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优越性，第一代“梅卡瓦”完全有能力正面抗衡T-72M是个不争的事实。
T-72M三面视图
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第一得分手梅卡瓦MK1（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有两种新式坦克亮了相。一种是拥有新式复合装甲、自动装弹机并装备先进125mm滑膛炮的苏制T-72M主战坦克（准确地说是T-72M的出口型），另一种是与之相对抗的以色列梅卡瓦MK1。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坦克战中的教训尚属机密。但无论如何，T-72坦克的装甲不是不可穿透的，而第一代“梅卡瓦”则至少在一方面是突出的——即被敌人炮火击中后乘员可以逃生）
具体来说，可以从两点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第一，据估计，在各次战斗中，被第一代“梅卡瓦”或是“马加奇”6B的L7105mm线膛炮所击毁的T-72坦克至少有11辆，甚至可能达25辆之多（也有资料称是9辆，实际上具体的数字无关紧要），这直接推翻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有关“拥有某种先进复合装甲的T-72坦克无法被西方坦克击毁”的猜想——只要弹药足够先进，L7105mm线膛炮至少击败供出口用的T-72M并不困难，这种阿拉伯国家所拥有的最新型苏制坦克其实与T-62坦克一样，不但是可以击穿的，而且还可能在击穿后起火爆炸（自动装填系统通常被看作这种坦克的优点，但实战中却发现这正是造成着火和内部殉爆的重要原因），同时由海法埃尔比特计算机公司在美国技术基础上研制的改进型数字化火控系统，也使得这种以色列国产坦克能够在比T-72M在更远的距离上成功击中对方。
初期型梅卡瓦MK2与梅卡瓦MK1差别不大，而作为1982年战争的一种迅速反馈，1983年出现的梅卡瓦MK2B仍然算不上是第二代梅卡瓦
第二，无论是从口径还是炮口初速来看，T-72M的2A46125mm滑膛炮都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大威力反坦克武器，但也正因为如此，却也恰恰从正面验证了第一代“梅卡瓦”在防护性方面不可思议的优越性。塔尔将军在这种坦克研制过程中一再反复强调，宁肯牺牲灵活性和机动能力，也要增强坦克的防护和乘员生存能力，所以它的防护性虽然并未来自于复合装甲这样的高技术，但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更厚的均质钢装甲板这么简单——除了环绕车体360度的间隔式夹层装甲外，车体内部结构设计上大大的与众不同是关键，所有的一切目的都在于使大多数部件成为防护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全体乘员中的3人被刻意安排在炮塔座圈的中央，前面更有发动机和变速器提供防护，甚至燃料箱也被当作防护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坦克内部所有易燃易爆的部件均被分段隔离。弹药储存在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隔离仓内，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坦克着火时发生殉爆炸。黎巴嫩战场上的实践表明，如此煞费苦心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事实上，在战斗中，第一代“梅卡瓦”曾在不同的距离上被各种反坦克武器击中，其中既包括T-72M的2A46125mm滑膛炮，也包括反坦克炮以及诸如苏联的“萨格尔”式、欧洲的“米兰”式和直升机发射的“霍特”式反坦克导弹等，尽管第一代“梅卡瓦”被击中后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但大部分击穿车体的炮弹和导弹都没能成功侵彻到乘员舱，也没有乘员在弹药殉爆中死亡或是严重受伤这些情况却大多能够得到证实（战后以色列国防军宣称，只有4辆“梅卡瓦I”是不可修复的，这种说法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其次，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第一代“梅卡瓦”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对战场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与叙利亚T-72M的交战也只说明，第一代“梅卡瓦”的确有与之正面抗衡的本钱，但压倒性的优势却谈不上，因为尽管在交换比上占优，但也有“梅卡瓦”毁于T-72M），而这种适应性在贝鲁特巷战中被表现得尤为充分。事实上，坦克可以运载士兵，疏散伤员，甚至可以放置担架、补给品和饮用水，这种离经叛道的设计思想在第一代“梅卡瓦”的早期设计阶段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但黎巴嫩战争中后期的城市战却表明如此设计是极具前瞻性的。在以色列国防军一向不愿轻易涉足的巷战中，第一代“梅卡瓦”利用动力/传动装置带来的出色防护性和特有的尾舱所带来的便利，不光被用作机动火力点，还临时充作战场救护车，经常用于运送以军伤员，或是干脆扮演起了“步兵战车”的角色，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许多以色列士兵认为“梅卡瓦”的存在，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恩赐（过去乘员在离弃坦克时常有伤亡，但“梅卡瓦”特有的尾门和尾舱却改变了这一切。在战斗中，不但车组乘员能够更轻松的出入坦克，不用再从炮塔上跳上跳下，还能够在敌火威胁下从容不迫的撤出伤员或是运送步兵，甚至作为重装甲机动运水车的价值也令人侧目——在黎巴嫩，经常可看到成群的以军士兵因为找不到饮用水源而在几辆塞满了几个大水箱的“梅卡瓦”坦克后面排成长队的情景）。
显然，从第一代“梅卡瓦”的战场实践来看，这种由欧美二流部件装配而成的以色国产坦克先进程度也许不理想，但面向中东战场针对性极强的设计理念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1982年的军事行动过后，以色列国防军对“坦克”特别是新型国产坦克的狂热并非是走回了1967年时的老路，而是“装甲文化”飞跃后的一次升华：鉴于第一代“梅卡瓦”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充分验证了其基本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吸取了这场战争诸多经验教训的下一代“梅卡瓦”不但依然延续了其基本设计理念，而且在火力、机动和防护性方面开始追求一种真正的压倒性优势。不过值得提及的是，这里所说的“下一代梅卡瓦”实际上是指经历了重新设计的“梅卡瓦III”型，至于“梅卡瓦II”的原型车早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前就已经出现，并在1982年5月投入了小批量生产，但由于服役时间的问题没能赶上参战，而“加利利和平”的战事结束后，出于消化战争经验的原因，生产线上的“梅卡瓦II”又进行了针对性升级，这使其生产直到1983年3月才正式走上正轨。
梅卡瓦MK2B侧视图（从第一代“梅卡瓦”的战场实践来看，这种由欧美二流部件装配而成的以色国产坦克先进程度也许不理想，但面向中东战场针对性极强的设计理念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1982年的军事行动过后，以色列国防军对“坦克”特别是新型国产坦克的狂热并非是走回了1967年时的老路，而是“装甲文化”飞跃后的一次升华）
梅卡瓦MK2B炮塔结构俯视图
梅卡瓦MK2B炮塔结构侧视图
相比于第一代“梅卡瓦”，黎巴嫩战争之前出现的第二代“梅卡瓦”早期型号，起初只是相较于前者的一种完善，比如——将单层的侧裙板改为背面附有特种装甲的钢制裙板，进一步增强防护力；以及进一步缩小楔形小炮塔的正面投影面积，减少被弹率等等，但105mm主炮、动力/传动系统乃至车体基本结构则原封未动。然而，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过后，以色列国防军认识到现有的“梅卡瓦”（既包括已经投入实战的MK1，也包括虽小批量生产但尚未服役的MK2）只能与苏制出口型T-72M打个平手，下一代“梅卡瓦”需要围绕更大口径的火炮、更先进的火控系统、更厚重的装甲乃至更充沛的动力进行重构，不但在设计理念上要继续领先于对手，在技术先进性上也要向西方一流标准看齐，力争稳压对手一头，以使其将来在面对阿拉伯国家换装比T-72M新型主战坦克的威胁时，能够依然游刃有余。应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未雨绸缪是基于多年来形成的清醒战争理智——当战争到来时，任何侥幸和谬误都会迅速受到惩罚。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在坦克设计领域刚刚入门的“小学生”（尽管第一代“梅卡瓦”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要在“梅卡瓦”的框架下制造出一辆豹II标准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不但在经验和技术上存在难度，而且时间上也难以满足以色列国防形势的现实需求。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初期型“梅卡瓦II”的生产被即刻中止，加以有限改进后以梅卡瓦MK2B的面貌于1983年3月重新送上了生产线（之前生产的初期型“梅卡瓦II”自然就是MK2A）。
英国武士步兵战车侧视图
如果说梅卡瓦MK2B算是1982年6月黎巴嫩战争的第一个反思，那么关于步兵装甲战斗车辆的反思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很多人都曾经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没有装备过任何一辆步兵战车，这种情况是令人诧异和不寻常的。要知道兵源的短缺始终是困扰以色列国防军的最大难题——“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步兵战车在火力、防护力和机动性等方面都要优于传统意义上装甲人员输送车，似乎很适合一贯秉承“最大限度的保存有生力量，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作战理念的以色列国防军。更何况以色列人对于“步兵战车”的概念其实也并不陌生，与之接触的时间更是不晚，1973年的战争中甚至还缴获了一些叙利亚的BMP-1。然而，以色列国防军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步兵战车的设计理念不屑一顾，即便是经历了1973年10月的惨痛教训，以色列国防军调整其装甲机械化部队的装备结构——坦克与自行火炮，及装甲人员输送车的数量开始趋于均衡，但对于步兵战车渐成潮流的大势所趋仍然无动于衷（此时，不但苏联已经发展出了第二代的BMP-2，西方世界也开始大规模换装，联邦德国的黄鼠狼I、美国的M2/M3布雷德利、英国的武士纷纷登场）。
似乎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短视”，以色列人很快在1982年的战争中吃到了苦头。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坦克都披挂上了拉菲尔公司研制的“布拉泽”反应装甲，并在这场近乎一边倒却同样不乏血腥残酷场景的战争中，“布拉泽”发挥了奇效。然而，相对于坦克乘员，以色列的机械化步兵们却没有这份幸运了。前文说过，受1973年战争教训的影响，至1982年6月开战前夜，作为机械化步兵的主力装备，以色列国防军吹气球式的装备了5500辆各型M113装甲人员输送车。可惜，由于第一代“布拉泽”反应装甲过于笨重，单薄弱的M113系列无法加挂，结果被RPG或是AT-3“塞格”轰得千疮百孔的M113“尸体”在黎巴嫩的战场上随处可见，甚至于曾经发生过一辆M113装甲输送车，遭到一枚ROG的袭击爆炸，乘员十一人全部阵亡的惨剧……以色列机械化步兵遭受了超出预计的严重伤亡。于是，当黎巴嫩战场的硝烟渐渐消散的时候，一个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摆在了以军参谋部的桌面上——究竟用什么来取代那些表现欠佳的M113？
联邦德国黄鼠狼I型步兵战车（作为西方步兵战车的开山鼻祖，黄鼠狼I奠定了北约集团此类战车的基本设计风格。它的主要特点是，装甲防护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装有一门专门设计的火炮，用于攻击和摧毁敌人的装甲人员输送车。此车不能浮渡，但具有良好的涉水能力）
其实早在这场战争打响之前，以色列国防军曾对西方世界的各型步兵战车进行了广泛而严格的测试，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它们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以色列国防军对此的解释简单而又坦率，“它们过于昂贵且防护性又不见得比M113有什么本质性的提高。”不过，真实的原因却是更深刻的——在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眼中，无论是按北约标准还是华约标准，所谓的“步兵战车”（IFV）概念都不能为其所接受。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新兴的“步兵战车”（IFV）的火力与防护性实际上介于坦克与装甲人员输送车之间，或者干脆说成是一些轻型化的“步兵搭载坦克”也并不为过。但这样一来，也就偏离甚至违背了“步兵战车”这个概念的原始初衷——须知火力配置强化的结果，自然是以装甲防护的削弱为代价，更何况在混乱的战场上，步兵战车的火力配置越强，就越有可能被前线指挥官作为坦克的替代品使用，然而这些步兵战车的装甲防护却又仅仅略强于传统的APC，最终反而会将机械化步兵置于不必要的危险当中。“将机械化步兵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中”——这一点是以色列国防军断然不能接受的。而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M113替代者应该是这样的——它在防护性上必须达到甚至超过与之伴随的主战坦克的级别，但同时火力仅需达到与M113持平即可，以免承担不适当的其他任务。
实事求是地说，以色列国防军心目中这种理想化的“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其根本设想显然来自于“梅卡瓦”I——这种以色列风格浓郁的战车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紧急情况下搭载步兵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也的确在贝鲁特的巷战中变成了现实。所以，在“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最初的选型中，以色列国防军干脆直接借用了一个排的“梅卡瓦”I主战坦克。借用“梅卡瓦”I的试验无疑是很成功的。结果证明，这种发动机前置方案的坦克，对改装成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来说非常理想（也可以说它本来就是）。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成本——如果有极其充裕的经费，将一部分梅卡瓦直接划拨机械化步兵就是，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好却不现实的理想，所以把“梅卡瓦”I主战坦克改装成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计划只得作罢。随后，以色列军方代表又在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附近的“红石”兵工厂秘密参观了一种重装甲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这种所谓的重装甲型“布雷德利”与基型车区别颇大，整个炮塔被摘除，取而代之以一个装备两挺M2 12.7mm机枪的简易武器站（OWS），由此节省下来的大约6吨重量全部用于增强防护——除了为车体基层装甲增加了一层7039型滚轧铝合金装甲板外，更在全车周身遍贴以色列提供的“布拉泽”爆炸反应装甲。然而，经过如此“折腾”的一辆“布雷德利”，其改装成本甚至超出了“梅卡瓦”I主战坦克，吓得以色列人只能“落荒而逃”。
梅卡瓦I主战坦克（1982年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国防军第211装甲旅 “纳克帕唐”（Nakpadon）在动力/传动系统上与梅卡瓦I主战坦克实现了通用，并且大量移植了后者的悬挂系统部件）
M-50超级谢尔曼装甲人员输送车（在以色列建国之初那20多年最艰苦的岁月里，皮实、可靠、老而弥坚的谢尔曼坦克始终是以色列装甲兵乃至整个国防军的中流砥柱）
显然，阻碍以色列装甲部队获得“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障碍，更多的来自于经济、战术理念而非技术层面（人们能对主战坦克的任务下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在步兵装甲车辆的任务上却没有这样的一致观点。主要原因是坦克的任务比较明确，而步兵装甲车辆的各项任务不容易取得平衡）。对此，精明的犹太人很快就找到了应对之道——大量过时但仍有利用价值的“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底盘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资源，而且在黎巴嫩战争中曾经被成功使用的少量“纳格玛肖特”突击工兵战斗车，更是为“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诞生指明了一条清晰的发展之路（为此，为此甚至还改装了一辆老旧的M-50超级谢尔曼，来证明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将这台老爷车的发动机布局改为前置（或者说将车体前后倒置），发动机改换成美国康明斯公司制造的VT-8系列460马力柴油机，摘除炮塔，后部车体形成了一个带有上层结构的6人载员舱，并将原来的垂直扭杆悬挂系统改为水平扭杆平衡悬挂系统以增加承载）。事实上，1973年以后，由于性能日渐落后，再加上当时以色列已经从美国获得了更先进的M60A3主战坦克，而自行研制的梅卡瓦MK1主战坦克也即将完成，“百人队长-肖特”坦克逐渐失去了它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支柱地位，但高达1100辆的装备规模却仍占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半数（包括从南非等国获得的翻新二手车，以及缴获的战利品），更何况相对于薄皮大馅的M113，这个老兵在防护性上确有过人之处（38mm的5083铝合金装甲板VS 118mm的均质钢装甲板，如此差距显而易见），这种先天优势自然成了以色列军方在改造重型步兵战车时的首选。据资料显示，第一辆由“百人队长-肖特”改装而来的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其实早在黎巴嫩战争之前的1981年就已经出厂，但以色列军方当时对这个废物利用的产物并不感冒，直到黎巴嫩方面的主要战事平息后，很是碰了几次壁的军方才开始认真对待起这个看起来虽不太体面，但的确能够满足需求的权宜之计（再加上此时，由于梅卡瓦I的大量入役，“百人队长-肖特”开始逐步作为战略储备物资转入封存）————就这样到了1983年年未，在明确拒绝了任何一种“步兵战车”的诱惑后，脱胎自突击工兵战斗车的“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总算是诞生了。
M2A1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按照以色列人的标准，美军标准版的M2步兵战车火力“太强”而装甲又太弱，但在“红石”兵工厂搞出了一个“没脑袋”的装甲强化版M2步兵战车后，超重与超出预算的双重问题又令精明的犹太人打起了退堂鼓）
一辆正在战斗巡逻中的后期型“纳格玛肖特”（Nagmashot）
简单地说，“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基本就是将“百人队长-肖特”炮塔摘除，利用7块70mm厚的均质装甲钢板在炮塔座圈的相应位置焊接成一个封闭式的上部结构，再结合原先的战斗室空间形成了一个可容纳6人的机械化步兵载员舱。除此之外，对原坦克底盘所作的改动甚少，特别是动力/传动装置的后置结构原封未动（车体为焊接结构，两块横隔板将车体分成前后3部分。前部左侧是储存舱，内装弹药和器材箱，右为驾驶舱。车体中后部依次是战斗舱和动力舱，这是典型的传统坦克舱室布置方式。驾驶员有1个向左右开启的双扇舱盖，每扇舱盖有1个潜望镜）。当然，由于这种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纳格马肖特"在由一种突击工兵用的装甲工程车演变成良好防护的运兵车的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一系列改进，比如战斗室的上部结构不断增高，其两侧和炮塔周围的斜装甲上也一直在不断更换附加反应装甲的安装方式（甚至于有人说，没有两辆“纳格玛肖特”（Nagmashot）是完全一样的）；同时为了使该车的底部装甲通对付地雷的攻击，以色列工程师们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为其设计了一种奇特的V型底盘装甲。但为了不违背以色列国防军关于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研制初衷，“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的火力可以说是被人为地弱化了——除了必要时可以搭载一门60mm口径的迫击炮外，车顶载员舱舱门处的3至4挺FN 7.62mm机枪便是这辆厚皮怪兽的全部火力了（以色列国防军始终认为在机械化步兵车辆上如果装上任何反装甲武器，任务上的矛盾将是最为严重的。车辆最有利于攻击敌人装甲人员输送车的位置，并不一定就是准备运送步兵分排最有利的位置。一项任务可能要求展开以掩护暴露的翼侧，另一项任务则需要把车辆隐蔽在灌木林内，以掩护分排的后方。这些战术上的矛盾只有通过牺牲战术效果才能得到解决）。
以色列并不缺少细致接触了解东西方步兵战车的机会和条件
变化了的战争形态需要变化了的装备理念（“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上）与”美洲狮“装甲战斗工程车（下））
不过，应该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对“梅卡瓦”的升级改进还是“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出现，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上述变化都是战争过后的一种本能反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政治后效逐渐发酵，中东的政治背景开始引人注目地发生改变时，装甲机械化集群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其真正的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巴勒斯坦战争是以色列的奠基之战，打得可谓是轰轰烈烈，以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也或多或少有着这场战争的影子（阿拉伯人始终认为，在遭受重大伤亡和耗费大量的财富之后，再做出一点努力或牺牲便可取得胜利），以至于1982年6月针对巴解组织的黎巴嫩之战，实际上仍可看作阿以双方以军事手段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争端的继续，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具有终结性的（如果说，1948年以来的历次阿以战争都是这样——每次战争双方都没打到要真正讲和的程度，双方仍存在着目的的相互冲突，都伺机重新开战，那么1973年的战争已经达到了和平的阈值，1982年的战争不过是对这一结果的一个检验——民众的人道主义情绪希望战争半途结束，但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却是重新开战，而不是和平，相反若对战争破坏力任其发展，也许能够导致和平）。
当1982年6月9日，沙龙洋洋得意地站在贝鲁特城郊的山顶上，透过望远镜俯视这座在战火中战栗的千年古城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也向全世界、向全体浴血奋战的巴解将士们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我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敌人或者看见我们的尸体，或者看到我们活着前进！”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巴解组织武装力量主力已经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洪流的席卷中不付存在了——除了少数正规部队最后得以随巴解总部撤往突尼斯外（即所谓“我们是作为军队离开的”），在黎巴嫩境内剩下的散兵游勇已经难成气候。由于战场上的彻底失败，1982年之后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于巴解都是个寒冷的年代。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阿拉伯诸国对巴解的支持从此只停留在纸面上，全体阿拉伯人曾经高高举起的“大义”实际上已经破产，这使巴勒斯坦问题从此在事实上退出了军事较量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扯不清的纯政治问题——阿拉伯诸国不再把解放巴勒斯坦当作他们的义务，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只是单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问题，甚至于阿拉法特不久后也表示原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结果，本已因埃及的“背叛”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再也不可能协调起来对以进行全面的军事斗争了，以色列面临的军事威胁自此从地缘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内格夫沙漠中进行大范围机动训练的一队马加奇7A（马加奇7系列坦克实际上是按照梅卡瓦MK2B的标准进行了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辆黎政府军的潘哈德AML-90轮式装甲侦察车
1982年的黎巴嫩之战的政治结果使陷于严重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开始认识到，继续高举巴勒斯坦问题的民族大义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从本国各自的利益出发已经是得大于失，即使完全得到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无法弥补在人力、物力、安定的生活以及声誉方面的损失，于是中东地区军事斗争的焦点被彻底改变了。
从这张侧视图中可见，1982年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一代马加奇7在装甲防护上进行了重点强化，并且不再依赖于反应式装甲，从而对巷战适应性有所提升
两辆装有苏制SU-23高炮的黎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的M113A1
一方面，尽管被以色列国防军在战场上一再击败，但西奈半岛的归还却使萨达特的埃及赢得了一个政治胜利，而埃及的回报则是放弃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大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共处的共存关系。当然，作为代价，埃及的“背信弃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了，1978年12月在叙利亚召开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到会的诸国强烈谴责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诸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也开除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这种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当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不过，以色列人获得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萨达特通过外交，而非另一场大规模战争设法为埃及收回了整个西奈（到1981年10月6日遇刺前，萨达特宣布他已经恢复了埃及的国家自豪感），但作为在1973年10月的战争中曾经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阿萨德总统却没能为叙利亚争取到同样的胜利——埃及脱离反以色列阵营不仅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且以色列与埃及讲和后，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返还问题（如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的关心却大为减弱，实际上在埃以和谈后，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就处于停滞状态，显然以色列人这种冷热不均的做法是别有用意的（甚至可以说是阴险的），直接造成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中两个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盟国就此分道扬镳（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前曾到叙利亚访问，试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解释埃及的立场，萨达特和阿萨德的会谈最后变成激烈的争吵，两国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就此决裂），几十年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传统军事包围态势在事实上瓦解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两个重量级“打手”，埃叙一向是形成对以军事包围圈的两支铁钳）。
在内格夫沙漠训练间隙，一辆马加奇6B坦克车长正打开舱门向外观望（车长位置的FN MAG机枪清晰可见）
1985年以色列开始从黎巴嫩大范围撤军时，尾随以军开入黎南部城镇的黎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AMX-13VTT（AMX-13VTT是中东战场上绝对罕见的一种装甲战斗车辆，在1982年的战争结束后，黎政府军从法国手中获得了30辆）
1989年一辆喷涂了法式军绿保护色的黎巴嫩特种部队VAB轮式装甲人员输送车
内格夫沙漠训练场上，一辆安装了部分扫雷组件的马加奇7A
令以色列感到意外的惊喜是，如果说1979年3月26日由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代表着以色列所面临的实质性军事威胁，由原先的埃-叙联盟（这个联盟至少是个核心），只变成了叙利亚一家（至于利比亚、沙特、约旦、伊拉克、苏丹等阿拉伯国家，或由于国力羸弱或由于领土与以色列没有接壤，或是两者皆有的原因而对以色列在军事上实质威胁不大）。那么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则表明，即便是由于戈兰高地的丢失而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叙利亚，在军事上与以色列独自抗衡的决心也极为有限。这一点从这场战争的奇特“二元性”就可以看出。尽管由于黎巴嫩曾经隶属于叙利亚，两国拥有许多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利益，以至于叙利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黎巴嫩内政外交问题上应当拥有发言权（也许正是这种思想在起作用，1976年6月当黎巴嫩总统呼吁叙利亚出兵制止黎巴嫩内战时，阿萨德总统迅速派出叙利亚军队占领了黎巴嫩的贝卡谷地等战略要地），而且叙军在地面作战中也的确打得不错，非常有效地组织了坦克与反坦克突击部队之间的协同，叙军士兵英勇顽强，炮兵打得很漂亮，其指挥部在战斗的各个阶段都能控制它的部队，即使迫不得已撤退时也是井然有序的，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点——黎巴嫩战争和这个地区以往的战争不同，实际上是同时打了两场相互之间联系不大的战争。其一是针对游击队——也就是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军事组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二才是两支正规军（以色列国防军和叙利亚军队）之间的有限对抗——为了避免将战争的范围扩大到对其本土性命攸关的戈兰高地（以这个居高临下的战略要地为前进基地，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集群能在10个小时的时间内，冲入大马士革，而1973年的战争也证明了以色列人的确有这个能力），叙利亚军队虽然被迫与推进中的以色列装甲集群进行了地面战（有一种说法是，驻黎叙军本拟不战而退，以换取以色列方面的“默契”，但由于以色列地面装甲机械化集群的推进速度超过了叙利亚人的预期，才使叙、以之间打了一场计划外的战斗），但自始至终没有对由其武装起来的巴解进行过任何直接支援，而且1982年6月11日（星期五）以色列宣布单方面停火后，叙利亚方面不但立即响应，其第机械化旅更是在后来的贝鲁特巷战中干脆当了一个有欠光彩的看客……
1985年以军大范围撤离后，黎政府军开始与叙利亚军队紧密结盟（图为黎总统府门前，黎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的M113A1与叙利亚军队的T-55共同承担警戒任务）
另一方面，与埃及的和解以及叙利亚在对以军事战略上的消极，虽然意味着以色列两个最主要的传统对手在事实上的淡出，但这并不能说明长期以来始终困扰着以色列生存的军事威胁被彻底解除了。事实上，这种威胁依然存在，只不过变换了一种崭新的斗争形态——以真主党为代表，非国家武装组织取代了传统的国家军队成了代表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进行战斗的主力。真主党与巴解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武装组织，后者至少在名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而真主党却是一种泛政治性的非国家武装——尽管他们在1985年2月16日声明中曾经将自己的宗旨表述为：“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体制能够确保黎巴嫩所有居民的公正和平等。”但从真主党深深的伊朗背景来看，其存在目的却远远不止那么简单——伊朗的雄厚国力，什叶派在伊朗的掌权，以及什叶派领袖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和定位都决定了，当这个中东大国企图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为工具对以色列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时，以色列人刚刚改善的艰险处境又面临着军事上的新考验。
1985年3月，由黎南部撤出的以色列装甲机械化纵队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复兴波斯帝国的雄心壮志下，工业化的既定国策与大把石油美元相结合，使其综合国力比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更胜一筹，而有意思的是，巴列维时代的伊朗还是以色列在中东的唯一盟友，两国的关系甚至用亲密无间来形容都有些保守（以色列在逆境中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国王，认为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白色革命”。美国犹太社团对国会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与以色列搞好关系，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力量敲开美国国会的大门，帮助伊朗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以色列也想与伊朗搞好关系，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并从伊朗获得必需的石油。于是双方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开花结果——不但伊朗石油对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帮了大忙（从1959年到1976年以色列75%-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两国甚至签署了代号为“鲜花工程”的核导弹秘密研发计划）。所以在1948年到1979年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打得你死我活，但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却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而袖手旁观（甚至对以色列军队在对阿战争中的成就表示钦佩）。不过，这一切都随着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流亡国外，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而急转直下——伊以两国的如胶似漆迅速为一种冷冰冰的敌我关系取代了。
早在1960年霍梅尼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伊斯兰世界和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霍梅尼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在巴列维时期，霍梅尼通过演讲、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向穆斯林阐述以色列政权对伊斯兰世界构成的威胁，认为以色列政权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如果不铲除，其后患无穷，反对伊朗国王与以色列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成功的以一场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后，霍梅尼伊朗开始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号召伊斯兰世界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
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诞生于1982年的真主党是穆斯林什叶派政党，与伊朗关系密切，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得到了伊朗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因此带有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认为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亵渎了真主的旨意和伊斯兰精神，穆斯林只有通过圣战才能伸张自己的主张，所以该党成立伊始便吸收了部分被打散的巴解武装，在短时间内便顺理成章的取代了巴解组织武装成为黎南部边境区以色列的头号强敌）
内格夫沙漠训练场上，一辆马加奇7A的后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色列装甲部队开始采用一种全新的战术编号系统，这辆车右挡泥板（从左到右）：分别为排标志，连标志，营标志。炮塔上的字母数字则表明了车辆所在的旅）
1987年7月，一辆隐藏在贝鲁特房屋废墟中的黎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AMX-13轻型坦克——这一幕足以说明以色列撤军后黎巴嫩的局势
虽然总体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也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排斥不同，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影响，维护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而且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伊朗宪法更是明确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中为他们留有一个席位。但在客观上，这个与埃及不相上下的庞然大物，却终于加入了日渐式微的反以阵线，并以一种领头羊的天命角色，开始寻求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的军事手段。显然，继埃及之后以色列再次面临着一个中东强国（兼前盟友）的军事挑战，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下定以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决心是一回事，能否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又是一回事。对于伊朗来说，首先的问题在于与以色列并不接壤，而且伊斯兰革命的副作用不但使这个中东大国从经济到军事上都陷入了混乱和衰退，与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使其有心无力，但宗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却又使其必须竖起讨伐以色列这个“小撒旦”的大旗（美国自然是那个大撒旦）。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曲折的策略，伊朗将目光投向了黎巴嫩，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黎巴嫩与以色列直接接壤，而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又造成了这个本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力量真空，从而为伊朗势力入黎巴嫩铺平了道路（1982年的战争结束后，黎巴嫩实际上被本土的各武装派别，以色列以及叙利亚3方辖据，直到1989年，黎巴嫩各派才在各方的斡旋下开始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黎巴嫩国家政权。到1990年，黎政府军兵力约为41000人，拥有10个步兵旅，以及一个用于保卫首都的机械化旅，装备各型装甲机械化车辆1140辆，但由于国家仍是一团散沙，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看来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另一方面，尽管伊朗领土与黎巴嫩并不接壤，伊朗人也不属于阿拉伯民族（伊朗人属波斯族，古代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则都属于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但1979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伊朗因为有和阿拉伯文化不同的独立传统，坚持和伊斯兰教主流势力分庭抗礼，萨法维王朝宣布以十二伊玛目宗为伊朗国教，从而确立了什叶派主导伊朗的传统）。这对于黎巴嫩什叶派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再加上在黎巴嫩拥有巨大势力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属于阿拉维教派（），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于是一些亲伊朗的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随后出现，诸如“伊斯兰圣战”、“地球被迫害者组织”、“革命正义组织”等等，这使伊朗在这块混乱之地寻找代理人与以色列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近60万名什叶派难民涌入贝鲁虽然总体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也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排斥不同，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影响，维护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而且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伊朗宪法更是明确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中为他们留有一个席位。但在客观上，这个与埃及不相上下的庞然大物，却终于加入了日渐式微的反以阵线，并以一种领头羊的天命角色，开始寻求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的军事手段。显然，继埃及之后以色列再次面临着一个中东强国（兼前盟友）的军事挑战，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下定以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决心是一回事，能否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又是一回事。对于伊朗来说，首先的问题在于与以色列并不接壤，而且伊斯兰革命的副作用不但使这个中东大国从经济到军事上都陷入了混乱和衰退，与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使其有心无力，但宗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却又使其必须竖起讨伐以色列这个“小撒旦”的大旗（美国自然是那个大撒旦）。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曲折的策略，伊朗将目光投向了黎巴嫩，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黎巴嫩与以色列直接接壤，而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又造成了这个本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力量真空，从而为伊朗势力入黎巴嫩铺平了道路（1982年的战争结束后，黎巴嫩实际上被本土的各武装派别，以色列以及叙利亚3方辖据，直到1989年，黎巴嫩各派才在各方的斡旋下开始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黎巴嫩国家政权。到1990年，黎政府军兵力约为41000人，拥有10个步兵旅，以及一个用于保卫首都的机械化旅，装备各型装甲机械化车辆1140辆，但由于国家仍是一团散沙，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看来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另一方面，尽管伊朗领土与黎巴嫩并不接壤，伊朗人也不属于阿拉伯民族（伊朗人属波斯族，古代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则都属于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但1979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伊朗因为有和阿拉伯文化不同的独立传统，坚持和伊斯兰教主流势力分庭抗礼，萨法维王朝宣布以十二伊玛目宗为伊朗国教，从而确立了什叶派主导伊朗的传统）。这对于黎巴嫩什叶派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再加上在黎巴嫩拥有巨大势力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属于阿拉维教派（），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于是一些亲伊朗的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随后出现，诸如“伊斯兰圣战”、“地球被迫害者组织”、“革命正义组织”等等，这使伊朗在这块混乱之地寻找代理人与以色列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近60万名什叶派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这些难民没有住房，没有工作，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渴望返回自己的家园，这一切都成为这些激进组织滋生的温床）。
正在内格夫沙漠中进行训练的“美洲狮”装甲战斗工程车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以从“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力量为骨干，这些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渐联合起来，1984年开始使用“真主党”的名称，1985年发表声明宣告正式成立。显然，从诞生伊始，“真主党”便深深地打上了伊朗代理人的烙印，至于其军事机构更是可以直接视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黎巴嫩分。事实上，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在真主党的政治纲领中就很清晰的指明了：真主党“听从来自最高教法学家充满智慧和正义的领导与指示，它体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穆斯林革命的点燃者和穆斯林复兴的引路人身上”。可见真主党毫不讳言它服从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命令。霍梅尼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理念对真主党影响极大，真主党的宣传材料充满了霍梅尼的语言。真主党认为，阿以问题的唯一解决之路是消灭以色列，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和平”一词蕴含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必须放弃被占领土地”的含义，这与霍梅尼对以色列的看法完全吻合。热衷于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霍梅尼也对真主党十分重视，向真主党派去了1000-1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帮助真主党培养骨干力量和培训战斗技能。当然，最重要的支援则是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大笔活动经费。于是在伊朗的鼎力扶植下，真主党从黎巴嫩众多派别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了黎巴嫩国内令人生畏的一支后起力量，并在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全填补了巴解撤出后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空白，成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交战对象——就这样，作为一支以伊朗为背景的非国家性武装力量，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崛起的同时将以色列国防军拖入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全新战争形态。
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造成了这个本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力量真空，以色列在1985年的撤军并没有使局势得到好转，曾经繁华的中东小巴黎依然是一片狼藉的瓦砾场——黎政府军对国内局势的控制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20世纪80年代末，贝鲁特街道，一辆黎巴嫩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的AMX-13VTT装甲人员输送车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的黎巴嫩之战是一场巩固自身战略环境改善成果的战争，然而当这场战争结束3年后，以色列国防军却发现，虽然曾经的宿敌已经相继淡去——埃及与以色列兵戎相释，被戈兰高地卡住喉咙的叙利亚安于现状，已经没有勇气在军事上发起挑战，巴解武装主力则基本上烟消云散，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继续存在，但黎巴嫩这块土地对以色列的敌意非但没有削减，反而还酝酿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敌人——真主党。当然，这并不是说真主党武装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尽管其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在年轻的穆斯林教徒中很有影响（真主党总部设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最高领导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协议委员会，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贝卡谷地、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等什叶派聚居地区，在1985年拥有基干兵力约5000人）。但从纯军事角度而言，真主党尚且不如全盛期的巴解——不但在规模上要小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坦克、装甲车、重炮之类的重武器，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力量的对比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历次中东战争的结局作为一个个反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就是如此一支算不上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却在短时间内成了以色列的心腹大患——问题的实质在于，伊朗以这样一种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与以色列开战了。
1985年3月，从黎南部地区开始撤出的以色列国防军装甲增强型M113A1装甲人员输送车
1985年3月，从黎南部地区开始撤出的以色列国防军装甲增强型M113A1装甲人员输送车（TOGA附加装甲组件清晰可见）
1989年9月，一辆贝鲁特街头的利政府军第5机械化旅的M48A5（1983年，美国政府向黎巴嫩政府提供了102辆二手M48A5）
伊朗与以色列间的这场代理人战争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不对称非正规战的基调。以装甲机械化集群为核心的以色列陆军堪称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地面武装力量，从苏伊士运河到席卷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再到入侵黎巴嫩的“加利利和平行动”，大卫王的装甲机械化集群曾经在大漠戈壁上掀起过一阵又一阵势不可挡的装甲狂飙，兵锋所指几乎是攻无不克，最终成了整个中东装备最精良、训练水平最高、作战经验最丰富，并且最善于取胜的钢铁劲旅。但问题在于，这支武装到牙齿的庞大装甲机械化部队却不是为了反游击战而存在的，真主党武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无论是真主党还是背后的伊朗其实都很清楚，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要以黎巴嫩作为一个前进基地同以色列进行长期军事斗争，为将来的全面“圣战”作准备，那么在一段时间内斗争的手段和目的就要改变，换言之，以小股装备精良的轻步兵为单位进行游击战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对伊朗来说以真主党为“工具”的游击战方案之所以诱人，完全在于在战役层次上真主党游击队将比以色列国防军这样的处境更为有利。虽然在技术层次上，游击队不但没有优势，而且恰恰处于劣势地位，战斗发生时，游击队在战术上也并不经常占有优势。但在战役层次上，游击队却占有实实在在的优势。只要神出鬼没地进行战斗，而不是像巴解那样试图据守阵地，阻击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集群的坚决进攻，以轻步兵为主体的真主党游击队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想怎样打就怎样打（“游击战”一词源自西班牙语，原义是“小规模战争”，德语是“bandenkrieg”，含意是“小股部队战争”，似更为传神。游击战是与大部队正规战争相对而言，当然它本身属战区战略，实际上是灵活轻装的步兵战术扩大到战区规模）。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后一场有着明确作战目标的战争，之后一个迷茫期的到来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
两辆伊拉克政府支援给黎某武装派别的T-54A主战坦克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后一场有着明确作战目标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昔日所向披靡的以色列装甲力量，在失去了明确的“进攻方向”的同时，却要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保护自己脚下的土地免受不知来自何方的袭击。长期以来，以色列军队给全世界的印象就是极具攻击性，“先下手为强”似乎就是他的不二法门，从“六日战争”到千里奔袭恩德培，从“歌剧院行动”到“加利利和平行动”……以夺取战场主动权和军事上的胜利为最高目标，无视一切其他影响已然成了以色列军政高层在面对军事危机时的一贯做法。然而此时中东已非曾经的模样，以色列的总体军事情况也由过去的“进攻”渐渐转向“防御”。所以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出的不仅仅是战争的威胁，更是军事艺术上的一种挑战，而要应付这种挑战，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主体的装甲机械化力量就必须进行相应适应性调整。于是自1985年真主党正式亮相之后，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部队开始以一种特有的节奏，在装备和作战理念上进行着又一次解构式重建。
这种重建首先是理念上的。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看来，针对真主党的反游击战当然是一场战争，战争当然是一桩死人的事情（即使是使用长矛和棍棒的战争对交战各方通常也是毁灭性的），然而战争的目的却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多少敌人，而是要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所以，必须放弃长时间与阿拉伯国家正规军进行正面作战时而养成的“恶习”——比如可以不受束缚的行事方式，沉湎于持续大规模使用武力的畅快淋漓等等。这是因为持续大规模使用武力常常起到与战争目的适得其反的效果，而要在与真主党的“游击战/反游击战”斗争中一如既往的善于取胜，原先以对等装甲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的以色列装甲力量，就不应当再追求完全消灭敌人的部队（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发挥自身在装甲防护、火力和机动性上相对于小规模轻装步兵的“天然“优势，转向毁坏那些对真主党组织机构及黎巴嫩民众最有影响力的目标——其目的是双重的；一是显示继续抵抗的无效性，二是造成导致真主党武装继续抵抗意志崩溃的态势。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还意识到，要打败一个高度分散的敌人，必须同样以分散对分散——-要把在广阔地域分散的敌人压垮，这就需要部署许多小股的、自主的和特别有机动性的战斗部队，原先高度集中使用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作战原则已经不再适用。要知道装甲机械化部队本身既具有高度机动化的特点，如果在合理的编成架构内实现尽可能的小型化，那么其后勤补给组织就可以缩减，机动性就会进一步加强，其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困难和弱点也就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只有一支编制结构均衡，既能适应激烈紧张的运动而又过分依赖于固定交通线的小型装甲机械化战斗群，指挥官的指挥才能可得到高度发挥，才能运用智谋指挥作战，而不只是把作战当作一种流血的行动。
面对真主党这样的对手，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必须放弃长时间与阿拉伯国家正规军进行正面作战时而养成的“恶习”——比如可以不受束缚的行事方式，沉湎于持续大规模使用武力的畅快淋漓等等，接受这是一场非正规战争的事实
伊拉克政府支援给黎某武装派别的T-55主战坦克
当然，上述理念上的转型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空心装药战斗部、小型固体火箭推进器与自动化制导系统的结合导致了一种划时代反坦克武器的出现，再加上便携性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使反坦克导弹的存在使游击队员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一种有可能抵消重装甲部队巨大技术优势的反制手段。事实上，自1973年的战争结束后，由于反坦克导弹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表现出了较高的反坦克效能，坦克无用论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而1982年黎明巴嫩战争中叙利亚反坦克突击营猎杀小组的出色表现，更是掀起了坦克无用论的新一轮高潮，这自然引起了一种怀疑或者说是深深的忧虑——在无法随意扩大战争规模和强度的环境中，小型装甲机械化战斗群是否能够应对由现代化反坦克导弹武装起来的游击队轻步兵（在伊朗的支持下，真主党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并在战术上得到了叙利亚军方的特别指导）？以色列在军事上是否面临着一场灾难？
两名身份不明的黎武装派别人员正在操作一具米兰反坦克导弹
身份不明的黎武装派别人员正在一处建筑物的废墟内操作一具RPG-7反坦克火箭筒
表面上看来，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同坦克甚至同装甲人员输送车相比较，反坦克导弹显然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武器，其成本可能相当于坦克的1%，或充其量相当于机械化步兵车辆的10%。而且，组织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但驾驶坦克却需要一个由3-4人组成的乘员组；步兵战斗车的乘员组也大体需要这么多的人，还不包括由它载入战场的步兵。不管我们对所需人力和寿命进行何种计算，这两种武器所存在的那种差别都进一步揭示了反坦克导弹的经济效益。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真主党游击队的反坦克导弹与以色列坦克的技术对抗中，其结果是对反坦克导弹绝对有利，并且有利的幅度很大——即便不考虑人员伤亡，真主党（或者说是伊朗人）用便宜的反坦克导弹，大量击毁昂贵的以色列坦克，就足以使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在经济上破产（的确，在对消耗比率与投资进行比较时，如果消耗比率比上面的优势大于投资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足可以据此确定有关事情的可行性）。然而，如果把这一纯技术对比结果作为最终的、充分的真理，那就未免陷入了一种纸上谈兵的愚蠢。揭示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对抗中战略的技术层次仅仅是探讨工作的开始，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理只是部分的、非常临时性的。
一方面，人类冲突的某些永远不变的因素是技术无法改变的。与当前某些理论家声称的恰恰相反，单靠技术将永远不能消除害怕、混乱、混淆、战争的迷雾和阻力。即便真主党装备了比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所拥有的苏制反坦克导弹更为先进的西方产品（通过叙利亚和伊朗获得），但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战术素养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机械的操作和在战斗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有效地参加战斗。他们必须十分积极主动，十分警惕，透过偶然出现的或对方有计划施放的烟幕，透过浓雾，精确发现远距离上的目标；然后必须镇定地用瞄准具套住目标，最后决定开火时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而且距离要足够接近，因为虽然从最远距离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最佳，但发射距离越远，死角越大，进攻中的坦克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隐蔽，以躲过飞来的反坦克导弹（人类的本能会使进攻中的装甲坦克乘员不时地停下来，利用地形掩蔽自己，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而不是不顾隐蔽的敌人和致命的反坦克导弹径直向情况不明的地段前进）。发射后，反坦克导弹射手必须在导弹击中目标前长达数秒的飞行期间，一直用瞄准具套住运动中的目标。从准确发现目标到击中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反坦克导弹部队人员必须在自己的观察受战斗严重影响情况下，准确执行自己所担负的要求很高的任务，稍一走神就会失去对飞行中的反坦克导弹的控制（即便是在训练场上，反坦克导弹的操作也是一件需要经过长期理论学习和实弹训练的技术性战斗技能）。然而，在机枪凶猛地吐着火舌，迫击炮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呼啸的子弹将树枝削落在地，横飞的弹片发出极大的震撼，大地也像内部爆炸似的将泥土高高地抛向空中……这样的战场环境下一旦步兵反坦克导弹射手发现在一秒钟前还活着的同伴现在死去、受伤或被掩埋在废墟中，我们非常有理由对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完成反坦克导弹的复杂操作表示出足够的怀疑——反坦克导弹射手在这时会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他们手中武器的作用到底如何谁也说不准，而在几分钟之内他们被进攻的坦克履带碾碎却是肯定无疑的，除非在此之前能击中敌方的全部坦克，制止其前进。显然，反坦克导弹的成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使用人员的战斗素养和心理素质，而从一般的观点来看，作为非国家武装的真主党游击队所欠缺的恰恰正是这一点。
变化了的战争形态需要变化了的装备理念（“纳格玛科恩”（Nagmachon）重装甲人员输送车（上）与“纳克帕唐”（Nakpadon）装甲战斗工程车）
另一方面，既便从技术反制的角度来看，反坦克导弹这种高度专业化武器的最初效率与其易受反措施抵消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由于克服了最初的缺乏准备，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充分地利用了创造力和资源，坦克机械化部队应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正变得越来越有效，在1982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已经开始带着“主动装甲”冲锋陷阵，在反坦克导弹的空心装药弹头爆炸前就摧毁它们。同时，除了“反应装甲”外，以色列坦克还卸下了一部分穿甲弹以腾出地方装上能有效杀伤步兵的高爆榴弹，而且这些坦克本身也有机枪和烟幕弹发射器，这样以色列国防军所拥有的那些体大、多用而造价很高的坦克就具备了制胜了造价低廉但性能局限的反坦克导弹的天然本钱——毕竟发明的有效寿命是决定其性能效用的制约因素，当对抗措施被广泛使用时，就是其急剧衰败之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情况只是针对步兵在地面战斗中发射反坦克导弹的情况，叙利亚军队在1982年战争中的实践表明，从特制的直升机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要好得多，然而反坦克导弹与直升机一起使用就不再是一种廉价武器了：虽然威力增强了，但是经济却效率降低了。况且直升机本身的使用和维护非常烦琐，并且需要一个相对稳固的起降基地，真主党游击队这类非国家武装显然根本无力负担——即便在背后有伊朗的人员、资金乃至武器训练方面的大力支持也无济于事，这就使以色列国防军在考虑如何使用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真主党进行有效战斗时，这个问题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不必加以理会。
于是，在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部队是否能够有效对应由先进单兵武器（特别是先进的反坦克导弹）装备起来的真主党游击队的问题上，技能、领导、士气、纪律性和部队凝聚力这些无形的因素就必须进入思考的视野（单单依据技术层次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判断总是会令人误入歧途：仅就武器进行比较，虽然可以计算得极其精确，但它却排除了整个力量方程的大部分因素）。作为一个最终的结论，以色列国防军认定传统的装甲机械化部队经过编制、战术和装备上的相应改进，仍然可以在对付真主党游击队的战斗中承担最主要的作战任务。不过在战略层面上，以色列国防军意识到需要由以往的“借故开战，主动进攻”向“保障和平，积极防御”的大方向进行转型，但在内心深处，与阿拉伯或者说伊斯兰世界在正面战场上再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想法又同样根深蒂固（这种想法其实倒也不缺乏现实中的合理性）。于是从1985年之后，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部队在技术装备的建设方面很自然地呈现了这样一个复合性特点——主要作战装备的更新或是改进依然以大规模机械化战争为着眼点，但在细节上又企图使这些装备尽量具有更佳的多用途性，以满足在长期而复杂的低烈度军事环境中的战斗使用要求。
战斗巡逻中的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
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的低烈度战斗，是以色列国防军在1982年的战争结束后，真正意义上唯一存在的“热点”，而在1982年的战斗中，以色列装甲部队现有的技术装备已经开始显示出相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技术优越性。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装甲部队采用了一种主次分明的方式进行技术装备建设——主战坦克走高端路线，力争保持和拉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技术优势，只是在允许的情况下兼顾对低烈度战争的适应性；而机械化步兵战斗车辆和其他辅助性装甲战车则采用了一种务实的态度，主要从经济性和实用性为出发点，在设计上对低烈度反游击战侧重较大，但同时也能够用于可能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
梅卡瓦I/II/III型侧视对比（尽管在外型上的变化只是细微的，但与梅卡瓦MK1/2相比，MK3型唯一原封不动传承下来的只有底盘的行动部分。行动装置有12个弹性支撑在两个同心螺旋弹簧上的负重轮，每侧6个，其中4个有旋转式液压减振器，前后两个有液压限制器，悬挂总行程增至600mm，其中行动程为300mm。履带为干式钢质单销式，每条履带有110块履带板）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梅卡瓦，梅卡瓦MK3除了基本的设计框架本身有利于执行多用途任务外，在设计上向低烈度战争环境的倾斜实际上是漫不经心的，主要着眼点依然是满足大规模机械化战争的需求
作为一个典型，“梅卡瓦III”（MK3）型坦克在这一时期的列装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梅卡瓦MK2B可以应付眼前的需要，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国防军认为他们将需要一种更新型的主战坦克，尤其是在“百人队长-肖特”式和M48坦克的使用寿命届时均将告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于是，“梅卡瓦III”（MK3）出现了。与过渡性的“梅卡瓦MK2”相比，作为真正的“下一代梅卡瓦”，梅卡瓦III型主战坦克是全面吸收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经验的产物——--继承了上一代成功的基本设计框架，但除了行动部分与传动系统外，几乎每个主要部件都是全新的，从而明显地提高了火力、机动和防护性能。具体来说，在火力/火控系统方面，“梅卡瓦III”以一门基于德国技术的120mm滑膛炮取代了此前作为以色列装甲部队标准火力的L7/M68105mm线膛炮（该炮由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研制，不但可以发射为M256/RH120研制的所有弹药，而且后坐装置设计经过了重新设计，氮气作弹性介质的同心式结构要比其参照设计原型更为紧凑），这使“梅卡瓦III”的反装甲性能达到了欧洲标准——--如果配用合适的钨芯穿甲弹（如容易获得的DM33或是以色列的相应仿制品），非常有把握对付苏联最新型的T-80U（阿拉伯国家获得这种坦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与火力系统的提升相辅相成的是，火控系统也进行了配套升级：主要改进是新型炮长瞄准镜有12×放大倍率，进行独立双向稳定，装有掺钕钇铝石榴石激光测距仪，备有昼夜观察通道。该镜连同弹道计算机和一套传感器构成指挥仪式火控系统，可简化目标捕捉进程和大大提高行进间命中率；微处理机外接了1个乘法器，使中央处理机可节省50%的计算时间，输入输出接口共有160个连接脚，其中60个连接脚留给附加的输入输出装置使用，并专门留出了1块电路板供火控系统改进和增加部件时使用。与梅卡瓦MK2B所装用的斗牛士MK2型火控系统相比，这种被称为斗牛士MK3型火控系统的由于引入的修正量比较多，已采用的修正量有弹咱、倾斜角、距离、视差、弹丸偏流、定起角和运动目标角速度，根据需要还可选用横风、气压、药温和炮管弯曲等修正量，因此首发命中率比较高，而且可靠性较高，维护简便。火控系统配有自动自检逻辑装置，能及时检测出系统各部件的故障并更换有故障的部件，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超过2000h。
作为一种刻意强调的设计特色，防护性的进一步提升自然是梅卡瓦MK3的重中之重——无论是面对阿拉伯人的坦克，还是可能从四面八方进行袭击的真主党游击队，战场生存生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大前提。与前两种型号相比，梅卡瓦MK3开始大量使用先进的复合装甲，尤其是在炮塔设计中采用了可更换的模块式复合装甲，这种装甲模块还可以被更先进的复合装甲模块所代替。炮塔基体不再是双层间隙钢板装甲，而是单层壳体结构。这种单层壳体既是基体钢装甲，又是炮塔正面和两侧安装复合装甲模块的基体。复合装甲模块是一个个钢装甲盒子，盒内装有复合装甲板组件，与炮塔基体相连接，用螺栓固定。突出炮塔座圈的车体外壁上也采用这种模块装甲。在驾驶员前的前上装甲板上也用螺栓固定有模块装甲，以增强对付来自左侧的攻击。侧裙板也采用以弹性连接方式连接的复合装甲裙板。为尽量减小燃料着火的危险性，在两个后部燃料箱遭到攻击小面积破损时可迅速将燃料排掉，万一碰到大面积破损时可从顶部把燃料排掉。车体底板的夹层中不再储存燃油，但两层板的间隙对衰减地雷爆炸冲击波极为有利。底甲板的加厚也提高了防地雷能力。三防装置位置移向炮塔尾舱，蓄电池位于炮塔座圈以外，从而达到易维修和增强侧面防护双重目的。需要提及的是，上述防护系统的改进实际上还只是“硬”的方面，而为了提高坦克在各种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梅卡瓦MK3在设计和细节上还采用了很多“软”手段来进行增强，比如，以全电式炮塔旋转驱动和火炮俯仰驱动装置取代了原先的液压系统，以降低中弹引起火灾的可能性；装有由阿姆科拉姆（Amcoram）公司发展的先进的威胁报警系统，3个广角探测器分装在炮塔后部两侧和火炮防盾上，可全方位探测并将威胁预警显示在车长屏幕上，从而能够对威胁来源的探测有着更敏锐的感知能力等等。
20世纪80年代末，全新的梅卡瓦MK3主战坦克开始出现在黎以边境（照片中可见1982年时的黎以边境）
黎以边境上一辆梅卡瓦MK3后视图（炮塔后面的金属链显著地增强了对各种空心装药战斗部的金属射流侵彻效能）
与火力、防护系统的提升相对应，动力系统的全面更新则是梅卡瓦MK3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尽管与“百人队长-肖特”、M60/马加奇6B系列坦克实现了极佳的通用性，但梅卡瓦MK1/2采用的AVDS-1790-6A柴油引擎最大功率只有662千瓦（900马力），驱动60吨重的车体已经较为吃力（相比之下，叙利亚人手中的T-72M只有40吨的战斗全重，但发动机功率却达840马力，尽管传动系统的落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单位功率仍然较大幅度的超过了梅卡瓦MK1/2），而梅卡瓦MK3由于火力和防护性的大幅度升级，战斗全重水涨船高达到了65吨，这使继续延用AVDS-1790-6A已经不可能。于是，为了适应增加了的战斗全重，并改善战术机动性，梅卡瓦MK3采用了882千瓦（1200马力）的AVDS-1790-9AR（从AVDS-1790-6A型的662千瓦功率提高到AVCR-1790-9AR型的882千瓦，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措施为：改进供油系统，喷油泵柱塞直径从12mm增大到13mm，喷孔数和孔径由8×0.276×135°增至10×0.3×135°，从而得到最佳雾化，同时保持高压油管内压力低于89.2MPa（910千克f/cm2）。其他改进还有采用二级式调速器，加速时控制燃油的和限制烟度的进气管传感器、控制发动机工作温度和限制燃油量的机油温度传感器；改进冷却系统，冷却空气流量从68kg/min增加到91kg/min，在发动机两侧各增设1个进气中冷器；润滑系统采用1个离心式机油分离器，以提高滤清效率并保证机油质量；改进涡轮增压器结构，AVCR-1790-1A发动机的压气机铝叶轮用后弯叶片，直径为130mm。AVDS-1790-2A和AVDS-1790-6A发动机的压气机铝叶轮用普通径向叶片，直径为114.5mm，AVCR-1790-1A发动机在标定功率时，压比为4:1，空气流量为0.795kg/s）。
梅卡瓦MK3在主要技术性能上真正达到了第3代主战坦克的通行标准
显然，梅卡瓦MK3在三大性能上的全面提升，其主要立足点依然是满足大规模机械化战争的需求，而与反游击战的针对性要求关系不大，但相比之前的梅卡瓦MK1/2却还是在反游击战的适应性上有了进步。当然，对这个结论，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才能抛出。首先，120mm滑膛炮与1200马力的发动机显然不是为了真主党准备的，因为对只拥有轻武器的真主党游击队员来说，对面开过来的以色列坦克，究竟装备的是105mm炮还是120mm炮，究竟能以50mm千米/小时还是以60千米/小时的速度行驶，实在是意义不大。但在另一方面，梅卡瓦MK3在防护性上的升级思路，却显示着这种坦克至少在设计上为执行低烈度军事任务作了一些准备。强大的防御力一直是主战坦克立足于战场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坦克生存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升级装甲来实现。坦克防护能力最强的部分是正面大约60°的圆弧区域，这也是在坦克战中最有可能中弹的区域。可对反游击战环境下的坦克而言，游击队员的打击可能来自四面八方，这就要求整车的防护理念由“重点防护”向“全面防护”过渡——我们从梅卡瓦MK3的防护性改进中，多少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要将梅卡瓦MK3用于执行反游击战任务，最重要的适应性还是源自梅卡瓦MK1/2的基本设计框架——这种坦克本身就是一个完善的步坦协同作战单元，这一点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黎安全区内的一辆以色列国防军M578装甲运输车正在实施战场机动
1990年2月，黎安全区内伴随M109AL自行榴弹炮一起行动的一辆M577A1装甲指挥车
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坦克设计师都要把坦克设计成为适合开阔地作战，针对坦克本身为主要作战目标的兵器时，以色列人却出于无奈设计了一种百货商店式的反传统货色，并为此被全世界嘲笑了好一阵子。然而，当时间到了1987年，这种百货商店式的反传统货色发展到第三代时，全世界才发现以色列人的“百货商店”不但在正面战场很好使，在清剿游击队时更是不可或缺的利器。把发动机放在前部，从而在坦克乘员与敌人之间增加了金属重物。这种独特设计所产生的结果，是在车后开设了通向补加的弹药储存室的门。这个增加的空间也可用来收容从被击毁的坦克中抢救出来的乘员，最多可载运6名步兵。尽管最初设计这个空间原是为了存放弹药的，但它却表明，从技术观点看，一种既具有坦克的机动力、防护力和火力又具有装甲人员输送车的运载能力的装甲战斗车辆已经出现。于是，以“梅卡瓦III”真正成了主战坦克中的一个传奇，它的设计思路与当今世界的坦克主流截然相反，却最终获得了众多坦克专家有所保留的认可。
如果说，除了基本的设计框架本身既有利于执行多用途任务外，梅卡瓦MK3在设计上向低烈度战争环境的倾斜实际上是漫不经心的，那么“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发展却费尽了心思在常规战争与低烈度反游击战争的需求矛盾中进行调和——尽管这种当时以色列军队中特有的改装二手车看起来颇为寒酸，在技术含量上与梅卡瓦MK3无法相提并论，而且最初的研制动因仍然是为了适应类似于1967、1973或是1982年那样的高强度机械化战争，为突击工兵提供一种具有高度装甲防护能力的战场运载工具，其后才想到将其用来运载机械化步兵——作为一种极富以色列特色的“步兵战车替代品”。当1982年的战争硝烟刚刚有所消散，“纳格玛肖特”（Nagmashot）作为一种机械化步兵输送车重新开始服役时，以色列国防军所面临的战争环境却已经大大改变了——黎巴嫩的冲突大多是小规模的，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受过伊朗方面专业训练的真主党游击队员对以色列军队据点和车辆的袭击规模不大但是公众影响很大，而且这块战场面积狭小小，面临的又是对方全民皆兵的城市巷战情况，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来说，后方-前线-战场，这三个地点，几乎是等同的。每一块被占领土，甚至是以色列自己的国境，都可能是真主党游击队员袭击的地点。对以色列军人来说，当输送军开出军营后，就等于进入战场，不再是安全的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防护性上达到主战坦克级别的“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很自然的成了最有效率的战场出入工具（事实上，“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已经是除梅卡瓦坦克外以色列国防军手中最安全的步兵搭载车辆）。
“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三面图（由于是利用退役坦克来实现重装甲人员输送车设想的最初尝试，再加上部队需求的紧迫，“纳格玛肖特”难免给人一种粗糙之感——这其中最失败之处莫过于后舱没有舱门，乘员只能从毫无遮蔽的两侧翻上翻下，严重违背了机械化步兵的实战要求。所以，虽然“纳格马肖特”装甲人员输送车及其变型车曾是黎巴嫩反暴乱困境中使用过的最佳特种车辆，但该车实际上只具备有限的使用价值）
“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的顶部反应装甲组件
不过，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浓厚的实验性质注定了“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只是一种过渡车辆，对其的完善实际上从未间断（“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在服役过程中的不断进化正是为了适应此种新环境，改进无不以反伏击为第一要务，实质上越来越接近一辆地道的反游击战专用车辆）。就这样在“纳格玛肖特”（Nagmashot）进入服役几年之后，根据所积累的大量使用经验，以色列国防军（IDF）获得了另一种基于“百人队长-肖特”底盘的制式车辆——“纳格玛科恩”（Nagmachon）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当然，没人能够否认“纳格玛肖特”（Nagmashot）与“纳格玛科恩”（Nagmachon）之间的血缘关系，但由“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逐渐演变过来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城市型”重装甲步兵输送车——-在危险遍布的约旦河西岸或是黎巴嫩南部城镇中，让步兵们安全穿行并完成反暴乱、反游击任务的全履带“堡垒车”（为了弥补原先没有车尾舱门的缺陷，“纳格马科恩”后侧特别设计有一段重量较轻、没有安装附加装甲模块、但位置较高的侧裙板装甲，用来为下车作战的步兵在穿越尾部发动机舱这段“危险地带”时提供一定的防护（也就是说，最后一段侧裙板竖起时，可用来保护从车顶舱门出入的步兵，而行军状态如果将这段侧裙板放下，则可对后两对负重轮提供一定的遮蔽）。而另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百人队长坦克低劣的机动性颇受人诟病（在沙漠地区的野战机动性平均只有38千米/小时），但以色列在将其升级为“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的过程中，特意移植了M60A1/M48A3主战坦克的动力传动系统，不但使机动性能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这套由AVDS-1790-2A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以CD-850-6传动系统组成的动力包，不但整体设计便于接近和换修需要日常维护的部件，而且也便于发动机/传动系统的整体装拆，而且与以色列国防军现役的M48A3/A5、M60A1保持了良好的通用性，“纳格玛肖特”（Nagmashot）与“纳格玛科恩”这类派生出的重型人员输送车也因此受益匪浅，在大规模机械化战争中有能力跟上主战坦克协同作战）。
M60A1主战坦克（“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百人队长-肖特”由于换装了美国泰莱达因·大陆（Teledyne Continenta）公司的AVDS-1790-2A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以及阿里逊公司的CD-850-6型自动传动系统，因此与以色列国防军当时大量现役的M48A3、M60A1保持了良好的通用性，战时后勤维护的压力大大降低）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人员输送车得益于“百人队长-肖特”主战坦克在动力/传动系统方面所作的大手术，在全车装甲防护，但战斗全重反而略有下降的前提下，单位功率达到了16.7马力/吨，而且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操作强度，简化了驾驶训练过程和时间。更重要的是，这套由AVDS-1790-2A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以CD-850-6传动系统组成的动力包，整体设计便于接近和换修需要日常维护的部件。
如果说，“纳格玛科恩”（Nagmachon）使“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概念开始真正深入人心，开枝散叶繁衍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在事实上逐步取代了M113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集群中的位置。那么与“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同一时期出现的“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输送车，则真真代表了以色列国防军转型的一个风向标——主要作战目标开始由阿拉伯正规军转向真主党游击队。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与“纳格玛科恩”（Nagmachon）一样，“阿奇扎里特”同样是由陈旧的二手坦克改装而来，不过作为原材料的那些旧坦克却是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从阿拉伯国家手里缴获的大批战利品T-55/T-54。这其中固然有犹太人精明俭朴的民族风格因素（犹太文化其实是一种既注重理性思辩，又强调功利性、机巧性与实用性的文化），而且这批战利品T-54/55的数量也着实不少（约有800多辆），但如果将之用于与阿拉伯国家的正规战却显然是个谁也不肯冒的大风险——毕竟从弹药到备件都无法保证，然而如果将之用于低烈度的反游击战事情却完全不同了，作为废物利用的一种方式，按照“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的套路来改装T-55/54，不但具备同样的战场价值，而且在经济价值要上比后者更为划算，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犹太式作派——物尽其用。从1948年“独立战争”到1982年的“加利利和平行动”，阿以之间每隔10年便有一次大规模战争，巨大军费负担使以色列陆军只能将钱使在刀刃上，在主战坦克尽量都一改再改，非用到寿命极限决不罢休的情况下，以色列陆军显然没有闲钱为低烈度的反游击战投入过多资源——因为这意味着削弱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威慑能力。传奇式的“阿奇扎里特”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1988年，利用T-54/55坦克底盘改装的“阿奇扎里特”（Achzarit在希伯莱文的意思是Cfuel Woman——残酷的女人）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正式设计定型，1989年进入以色列陆军服役，共生产了约400辆，与“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和梅卡瓦MK3构成了对真主党武装作战的装甲核心。
由战利品T-54/55主战坦克改装而来的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以色列在战争中缴获的大量T-54/55主战坦克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过时，回炉可惜，但封存起来光是保管费又很让人皱眉。精明的犹太人当然不会放弃任何能获取价值的机会，将这些坦克改装成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正是一个好途径）
为了弥补没有车尾舱门的缺陷，“纳格马科恩”后侧特别设计有一段重量较轻、没有安装附加装甲模块、但位置较高的侧裙板装甲，用来为下车作战的步兵在穿越尾部发动机舱这段“危险地带”时提供一定的防护（也就是说，最后一段侧裙板竖起时，可用来保护从车顶舱门出入的步兵，而行军状态如果将这段侧裙板放下，则可对后两对负重轮提供一定的遮蔽）
“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车顶简易机枪架
“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载员室顶部舱口
“美洲豹”重型装甲战斗工程车侧视图
以色列国防军第211装甲旅装备的马加奇7A主战坦克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以军始终认为在1982年战争中的成就主要在于优越的组织和训练，而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全面先进性优势而致。所以，以色列装甲部队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不是发展武器系统本身，而致力于系统性的体系质量建设，并因此将主次要武器系统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划分与区别对待。理论上来讲，每一次成功军事变革，都需要建立新的产业基础，只有对军事变革的艰巨性充分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区分重要武器和次要武器的意义。重要武器是军事变革成功的关键因素，需要倾注国力，不惜耗费巨资去获得。而在整个军队武器系统确定了重要武器和次要武器之后，每个分系统同样需要确定重要和次要。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在研制坦克方面不遗余力，从1977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自主研制的“梅卡瓦”坦克已经搞了3代，但在步兵战斗车辆方面，尽管明知M113装甲输送车无法满足需求，改进潜力也较为有限，但依然拒绝引进先进而昂贵的西方步兵战车，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现有的旧坦克底盘改装出一些代用品的原因所在——如果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步兵战车，但坦克是陈旧的，那么其装甲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而这却是以色列国防军无法容忍的。
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装备建设中，先进性与实用性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调和着：人们既看到在先进性上足以与最先进的欧洲同类相媲美的梅卡瓦MK3在源源不断的走下生产线，也看到大批的旧坦克正被热火朝天的改装着（这些旧坦克型号繁多，既包括较老的百人队长、M47、M48系列，也包括相对较新的M60/马加奇系列，甚至从阿拉伯国家缴获的战利品也包括在内）——其中的一部分利用梅卡瓦MK3技术升级出了耳目一新的马加奇7（主要是以一种充填有复合结构材的装甲套件，用螺栓固定在车体和炮塔上，此外还加强了车体侧面的侧裙，并以梅卡瓦MK3的标准升级了火控系统。但由于保密的原因，人们对这些复装甲组件的构成所知甚少，只是某些资料中很模糊的提到过，该车的前段围裙和炮塔复合装甲组件由橡胶、钢板以及陶瓷构成了有间隔的箱式结构，能够有效抵挡AT-3反坦克导弹的聚能破甲战斗部，效果接近爆炸反应装甲模块，但又没有后者在巷战中的弊端，其整体防护能力与巷战适应性均此前的马加奇6B。当然，由于改装时采用的装甲套件不同，马加奇7也分为几个不同的亚改型），另一部分则被改装成了虽技术上了无新意但实用性和经济性却令人赞叹的机械化步兵新坐骑。显然，以色列国防军看到了在发展最理想的装备的同时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发展多样化的二流装备的可取之处，而这恰恰是深谋远虑所必需的。毕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不断强调的学说来衡量：“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并且一般来说，谁在战争中有较大的经济潜力，谁就能赢得战争”，那么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一场长期低烈度战争时就更应该算一算经济仗（设计和生产这些车辆不会提出不会像设计和生产有效而经济的主战坦克那样提出同等程度的技术挑战，任何一个能生产坦克的工业国家都能够生产步兵装甲车辆。事实上，某些不生产坦克的国家都生产这种或那种型式的步兵装甲车辆。但要使它们的互相冲突的任务取得平衡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的马加奇7A与马加奇7C（根据采用的附加装甲套件不同，马加奇7共分为从a到d等几个不同的亚改型，战斗全重增加了近6吨，发动机功率从551千瓦提高到667千瓦，火控系统移植了大量斗牛士MK3的成果，除火炮仍为105mm外，其他方面已接近第三代坦克的水准，具备与出口型T-72M正面对抗的能力。马加奇7C在外观上最大的识别特征显然是其炮塔契形附加装甲组件）
总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在主要作战意图上的“双头鹰政策”——--立足于大规模常规战，但又强调对长期低烈度反游击战的适应性。这一时期的以色列装甲部队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上。截止到1989年以色列装甲兵共编有12个装甲师（3个现役装甲师、9个预备役装甲师）、2个独立机械化旅（现役）。装甲师是以军最高的建制单位。现役装甲师平时辖2个装甲旅和1个自行火炮旅，战时为3个装甲旅、1个机械化步兵旅和1个自行火炮旅。预备役装甲师平时仅保留骨干力量，战时经动员后下辖2～3个装甲旅、1个机械化旅和1个自行火炮旅。装甲旅和机械化旅则仍是以军装甲兵的基本建制单位。装甲旅下辖2个坦克营、1个机械化营和1个自行火炮营，装备主战坦克1ll辆、装甲车108辆、155毫米自行火炮12（门）辆、81毫米追击炮12门、40毫米高炮12门、反坦克导弹车12辆。机械化旅下辖1个坦克营、2机械化营和1个自行火炮营，装备坦克46辆、装甲车162辆、155毫米自行火炮12（门）辆、8l毫米追击炮12门、40毫米高炮12门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如果不仅仅是偶尔在一次战斗中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例子，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它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的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并且屡试不爽。然而，当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头一次遇到了真主党这样以同样的用兵风格对付自己的对手时，这支久经战阵的钢铁劲旅开始意识到麻烦来了。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从而做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后，可能遭受的损失却仍然难以肯定——-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国防军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之中。尽管在1982年的贝鲁特巷战中，以色列装甲部队对于非正规作战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并利用战后的几年时间在技术装备、战术乃至心理等几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但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的战斗中，依然有一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挫败感——所遭受的损失与战术手段上的笨拙都超出了此前的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在装备方面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转型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初期型“纳格玛肖特”（Nagmashot）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战斗室上层结构比较低矮，除了4块巨大的“布拉泽”反应装甲外，再没有过多的附加装甲“补丁”是其显著识别特征）
从纸面上说，相对于不到5000人没有任何重装备的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在兵力规模和技术装备上都拥有绝对优势（经历了1973年的先胜后败，又在一旁心惊胆战地观看了1982年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集群炫耀式的表演后，阿拉伯国家甚至悲观地认为只有靠最有成效的指挥和史诗般的英勇拼搏，阿拉伯世界的军队才能抵挡住以色列17个装甲旅的强大攻势），更何况此时其装甲机械化部队装备的各型“梅卡瓦”、“纳格玛肖特”、“纳格玛科恩”、“阿奇扎里特”已经是全世界对低烈度游击战争适应性最强的装甲技术装备了。至于特意组建起来的，拥有大量这类重型装备的小型装甲机械化战斗群（但并非是一种固定建制），对于明显目标的作战效率极高而又不缺乏灵活性。然而，实战效用和性能并不是一码事，因为后者仅仅包括对已知的和可预见的反措施的阻抗，无法预见到纸面上的装备和战术优势在一个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意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敌人那里所能引起的全部反应。结果当以色列坦克一次次越入黎境或是开出安全区后，犹太坦克手们却发现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所在居然是缺少具体的作战任务！而真主党的袭击却是无处不在的。
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尾部细节
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发动机仍然后置，只是在右侧增加了蚌壳结构的后门，人员可以从车后下车，但是通道狭窄，只容一人通过，3名乘员，载员8人。采用复合装甲加强了前装甲，抗动能弹时相当于200毫米均质钢；抗破甲弹能力更好。车体两侧用TOGA装甲板加强，并有很大的间隔，防护足以抵挡M72、 RPG7等轻型反坦克火箭的攻击。该车全重44吨，是当今世界最安全的步兵装甲载具
事实上，真主党武装充分吸取了1982年导致巴解失败的惨痛教训——1982年巴解的失败正是由于巴解发展的过于“强大”而“正规”，不但拥有炮兵甚至还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队，从而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集群在推进过程中的目标极为明显。同时，巴解也采取了错误的战术，妄图希望固守阵地，与实力强劲的以色列打一场正规战。这是巴解失败的军事原因。而真主党所采取的战争策略，则从一开始就与巴解的风格截然不同——即便在背后有着伊朗的支持和叙利亚的默许，但真主党依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部队的规模、装备和作战方式，甚至在组织方式上也真正做到藏兵于民，尽量不使自己过分“强大”起来（直到现在，真主党还是很神秘的组织，要求其成员严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兄弟姐妹，出门戴面具，甚至连妻子儿女都不知道。真主党对它的军事实力甚至党员人数守口如瓶，从不向外界透露）。这就使得以色列的攻击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只好在残酷的伏击/反伏击战中进行近距离肉搏（当然，如果通过断绝黎巴嫩南部的水源、摧毁发电厂、摧毁居住房屋等手段，将黎巴嫩南部平民驱离其家园也许会收到一定效果，但这会造成更多的仇恨与国际压力，而且真主党武装一样可以随着平民的撤离而撤离，分散到叙利亚等地随时卷土重来）。
这种近距离作战实际上拉近了双方的实力差距。而近距离作战，拼的是部队素质和轻武器，更拼的是士气。但事实却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士气出现了自1948年建国之战以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并因此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士气对战争胜负所产生的影响一向是难以料定的。所谓战斗士气不是指高兴快活，而是赴汤蹈火、冒险战斗的意志；胜利有可能促进前者而削弱后者，因为战而获胜之后，部队可能兴高采烈，也可能感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做得够多了（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懈怠”）。与此相反的是，失败往往使士气低落，常常会导致消极怠惰甚至众叛亲离。但它也可能激励战士在下一次战斗中更英勇地作战，特别是在他们感到在上一次交战中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情况更会如此。令以色列国防军恼火的是，从1982年的战争疲惫中始终没有恢复过来的己方部队正处于这样一种“懈怠”中，而真主党游击队却反而变得士气高昂——战场上的双方至少在士气这个层面上开始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逆转，而这种逆转程度恰恰与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劣成反比。
“纳格玛科恩”（Nagmachon）正面视图（载员室上层结构的“碉堡”，令人印象深刻）
要知道，以色列国防军通常都是在拥有压倒性装备技术优势的条件下与真主党卷入进距肉搏的，这个事实本身就令人沮丧，更何况战斗的结果往往又不是一边倒的——80年代中期，发生在南黎巴嫩这土地上的低烈度战争，本质上是以色列完全装甲机械化的正规军与只有轻武器的真主党游击队之间的伏击与反伏击战斗，至于战斗经常发生的地点则是南黎巴嫩大大小小的城镇中，一些以色列装甲机械化战斗群往往因为这一特定的战场环境而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惨重损失。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正规作战中城市巷战当然是不经常发生的，因为双方都会意识到巷战可能引起的毁灭性结果，但在力量的对比中极为悬殊陷入绝望的敌人---比如真主党，却十分愿意将城市作为战场，因为无论以色列国防军曾在技术装备的适应性上花了怎样的心思，这里都将在相当程度上抵消掉他们在技术与装备上的优势。
如果说空军是以色列的长臂，那么装甲部队就是以色列的铁拳，遗憾的是，在城镇与真主党的肉搏中，无论是长臂还是铁拳都有空乏无力之感：
一方面，曾经引以为豪的空中优势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无从发挥。尽管现在的科技进步允许一支军队以最小的间接损害对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样的技术却还处于并不成熟的阶段。结果，虽然以色列在战术、机载预警与指挥，以及空对空导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以色列取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战术和技术水平有了全面提高，但对地攻击的效能其实被夸大了——广泛使用的普通炸弹、火箭和集束炸弹对打击游击队阵地固然有显著作用，但还未能实施有效的突贯轰炸。在哈尔达及其机场开阔地的战斗中，像这样的轰炸并没有突破巴解阵地，最后还是地面部队经过艰苦战斗，付出了代价之后才得以攻占（据一名巴解游击队营级指挥员说，他的部队（共300人）在贝鲁特之战只有3人于突袭中阵亡，20人受伤）。当然，在1982年的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的确成规模使用了半主动激光制导炸弹，但实战表明这种理论精度1-2米的武器在对地攻击方面同样存在着相当多的弱点——比如易受雨雾烟幕等战场环境影响（烟幕使激光制导武器“变瞎”的原因在于烟幕能对光波产生强烈的散射和吸收。这种散射和吸收有效地遮挡了光波的通道，使“激光目标指示器”难以瞄准目标，也使激光制导武器的“寻的器”无法接收到由目标漫反射回来的引导光波），无法全天候使用，在目标指示方面存在困难等等。这使得在城市环境中，以色列空军对陷入伏击的装甲机械化战斗群的支援能力极为有限——由于交战双方往往呈犬牙状交错的态势，要投掷性能并不稳定且受制颇多的激光制导炸弹，很容易出现误伤，或者干脆投鼠忌器无法开火，换句话说，空袭对城市巷战中地面部队的支援效果，大部分是心理上的，以色列空军在这样近的距离上支援装甲部队对付敌人的顽强抵抗，尚严重缺乏经验。
另一方面，梅卡瓦MK3相较之前的上一代梅卡瓦，对战场环境的适应性要更好，而“纳格玛肖特”、“纳格玛科恩”、“阿奇扎里特”这类反传统的步兵战斗车辆更是凭借主战坦克级别的装甲防护，成了进出城镇最安全的“战场出租车”。然而，有些自以为是的设计却在实战中被证明并不适合反游击战争的实际——比如为车体遍布安装反应式装甲就是一个不明智的败笔：在巷战中爆炸反应装甲殉爆产生的碎块，往往会对下车作战的步兵造成不亚于敌方火力的伤杀，况且这种装甲模块是只能用一次的耗材，被敌方火力引爆后必须及时更换，否则就会留下防护缺口。更何况，无论以色列人在这方面花的心思有多细腻，这些装甲机械化战斗车辆在设计上的本质却是无法抹杀的——它们都是些用于在开阔地带进行高速机动作战，其机动性、强大的火力和生存能力使其成为高烈度战斗的理想武器平台，而在城市中与游击队员的近距肉捕却降低了这些战斗品质的价值。如果一辆坦克无法在城市环境下像通常那样正常运行，那么对于其车组乘员来说，它就无异于一个钢铁陷阱，对于装备使用它的部队来说，就是一种负担。结果，一辆战车的损失往往比全歼一支真主党小分队更令以色列士气低落而不是高涨——-在以色列士兵的心中，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战斗的失利（尽管以色列国防军于战术上已经开始强调巷战中多部队协同作战，但是还是时常可以发现由于缺乏步兵的支持，装甲机械化作战速度和打击能力大大下降）。
“纳格玛科恩”（Nagmachon）车体后部特写（后段侧裙板上翻180度后，可以为搭载步兵在上下车时提供一定的遮蔽与防护，从而部分弥补原始设计的先天不足）
正反停放的两辆“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纳格玛科恩”（Nagmachon）车身上安装那些的块式附加装甲并非全部是爆炸反应装甲——根据“纳格玛肖特”（Nagmashot）几年时间的使用经验，以色列国防军（IDF）发现，在巷战中爆炸反应装甲殉爆产生的碎块，往往会对下车作战的步兵造成不亚于敌方火力的伤杀，况且这种装甲模块是只能用一次的耗材，被敌方火力引爆后必须及时更换，否则就会留下防护缺口。
当然，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部队在与真主党游击队的军事斗争中，也在按照战争节奏对自己进行着不间断的完善和调整。在与真主党游击队进行的无数次小规模冲突表明，领导、训练以及在作战中获得的技能，像过去一样对取得胜利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虽然武器自动化程度和精度的提高降低了对熟练掌握这些武器所必需的手工技巧，但上述因素仍然十分重要。致力于提高武器的精度和采用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来提高整体国防能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就此认定只有武器的质量和先进程度才能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则是危险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真主党武装的战术特点，开始采取“反守为攻，先发制人”的总体策略，并初步形成了一套反游击队作战的理论和战术原则：比如，以色列国防军真切地意识到装甲部队在城市环境的反游击战中不再是战争的宠儿。而是为步兵服务的仆人。坦克装甲车辆应该分割使用，划分为小单元，分配给步兵，用于加强步兵的火力，为步兵分队提供火力遮蔽。而坦克在这样的低烈度战争中起到的心理作用更大——不但可以威慑敌人，摧毁敌人抵抗意志，而且也使己方作战士气获得极大的提高。在遭到袭击时，坦克巨大的车体可以保护脆弱的步兵，而在遭到围攻时，坦克可以作为抵抗核心。坦克的存在，极大的提高的轻步兵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为了让分散于各处的战斗部队迅速向交火地域集中，火力和机动都必须越来越多地从空中投送，同时在黎巴嫩境内的反游击作战，直升机也具有更大的后勤价值，它可以迅速地机动，可以克服复杂地形和飞渡江河水面，可以飞越敌人没有防空武器防御的地区深入敌人后方——-尽管能做这种作战机动的空中机动部队需要很高的费用来建设，但为此而投入国防资源却仍是值得的。
作为与战术思想提高相应的同步动作，以色列装甲部队也对现有的技术装备进行了一些细微但却卓有成效的改进——-对此，以“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在几年间的不断进化最能说明问题。首先，后期型“纳格玛科恩”（Nagmachon）车身上安装那些的块式附加装甲已经并非全部是爆炸反应装甲了。根据对这种车辆在几年间的使用经验，吸取了诸多血淋淋的教训，为了避免反应装甲殉爆产生的碎块伤及步兵，1989年之后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只在重要部位选择性的安装了一些反应装甲模块，而在其他地方则以类似于TOGA的被动式附加装甲模块取而代之（这种基于巷战实战环境的改装思路，实际上与从马加奇6到马加奇7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不过从外观上，“纳格玛科恩”所采用的这两种类型的附加装甲模块并不容易区分）。
M48A5主战坦克（利用“纳格马科恩“的改装套件及相应标准，以色列国防军（IDF）对几辆M48A5主战坦克底盘也进行了成功的“手术”，但这样的M48版“纳格马科恩”与百人队长版“纳格马科恩”往往被人混淆）
载员舱上层结构周围的4具TAAS CL-3030近战多用途榴弹发射器清晰可见
同时，后期型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对地雷的威胁更为重视，不但车体底盘的防雷装甲板增厚了5mm，而且还完全焊死了原先的地板逃生舱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雷能力。此外，后期型“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的动力舱后甲板上装有一根主要用来对付路边炸弹的粗大天线，其原理是发出无线电信号提前引爆路边炸弹或者阻断敌方发出的用以触发炸弹的无线电信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城市巷战必不可少的重要装备，“纳格玛科恩”（Nagmachon）还安装有4具TAAS CL-3030近战多用途榴弹发射器，这种发射器的特别之处在于，采用了独特的箱形结构，每个箱体内可容纳10枚烟雾榴弹（里面的装药是发烟剂和铝热剂，可以防可见光和红外光）或是人员杀伤榴弹。，主要是由车长控制在紧急情况下为了迷惑敌人手动投放的，一般在敌方反坦克导弹飞来的时候和被敌激光测距仪照射的时候使用，可以形成长100米高10米左右的烟雾墙（这里指的紧急情况通常是指：被敌人武器锁定的时候、车辆被击中受损失去战斗力的时候、战斗失利需要撤退的时候以及需要通过敌人火力控制的开阔地带的时候），或者是反步兵榴霰弹在步兵进入我坦克射击死角内时使用（几百枚的钢珠，一般发射出去后在3-5米的空中爆炸，人会被打成筛子的）。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犹太人对“城市型”重装甲步兵输送车的设计已经深有体会。而后来的实战也证明，经过如此强化后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其大大提高了的战场生存性对于危机四伏的城市战行动极为适应，也更能运输士兵安全地穿梭于“安全区”与以色列边境之间的危险地带。
战斗巡逻中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重装甲人员输送车（后期型“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对地雷的威胁更为重视，不但车体底盘的防雷装甲板增厚了5mm，而且还完全焊死了原先的地板逃生舱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雷能力。此外，“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的动力舱后甲板上还装有一根主要用来对付路边炸弹的粗大天线，其原理是发出无线电信号提前引爆路边炸弹或者阻断敌方发出的用以触发炸弹的无线电信号。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犹太人对“城市型”重装甲步兵输送车的设计已经深有体会。而后来的实战也证明，经过如此装甲强化并采后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其战场生存性对高强度的城市战行动极为适应，当然也更能运输士兵安全地穿梭于大马士革与戈兰高地之间的危险地带）
战斗巡逻中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重装甲人员输送车（后期型“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对地雷的威胁更为重视，不但车体底盘的防雷装甲板增厚了5mm，而且还完全焊死了原先的地板逃生舱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雷能力。此外，“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的动力舱后甲板上还装有一根主要用来对付路边炸弹的粗大天线，其原理是发出无线电信号提前引爆路边炸弹或者阻断敌方发出的用以触发炸弹的无线电信号）
“纳克帕唐”（Nakpadon）重装甲突击工兵战斗车正面视图（厚实的侧裙板与包裹严密的载员舱都向人们预示着这是一辆将防护性要求发挥到极致的战车）
“纳克帕唐”（Nakpadon）实际上是为突击工兵部队设计的一种特别版本“纳格玛科恩”（Nagmachon），或者说回归了早期型“纳格玛肖特”的本色（最初的“纳格玛肖特”就是一种工兵勤务车辆，由于不受重视，只改装了有限的数量，后来作为“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最初的“纳克帕唐”（Nakpadon）样车出现于1988年（由于过度使用，此时少数几辆仍然充当重型装甲工兵破障车的“纳格马肖特”已经接近报废），该车系利用一辆现役的“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直接改装而成——车身两侧、前部以及车顶加强了各种由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特别研制的被动式复合装甲组件，统统用螺栓固定在车体各处，此外虽然拆除了“纳格玛科恩”（Nagmachon）那个招牌式的“碉堡”，但针对该车的特殊用途，取而代之以一个可360度周向旋转的M27型指挥塔。尽管试验结果令人满意，但可惜不久之后由于经费的缺乏，整个计划还是陷入了停顿状态。
战斗巡逻中的“纳克帕唐”（Nakpadon）重型装甲突击工兵战斗车（作为“纳克帕唐”（Nakpadon）的洐生型号，同时也是密不可分的伙伴与开路先锋，虽然“美洲狮”（Puma）的基本结构相对“纳克帕唐”（Nakpadon）或是“纳格玛科恩”（Nagmachon）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不必像前两者那样对车体附近的士兵造成附加伤害，这使“美洲狮”（Puma）可以放心大胆地贴满新型“布拉泽“反应装甲，并在一些关键部位加强有TOGA附加装甲）
安装在“纳克帕唐”（Nakpadon）后车体上的粗大无线电诱爆天线
此后直到1990年9月，由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再加上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值高潮时期，这一切引起了海湾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长期的外来势力侵略扩张与保家卫国反占领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掺杂进去一些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后，斗争就更显得复杂激烈和难以调和）。如此大背景下，这个曾经被以色列军方认为必要但却一直搁置的项目才开始重新启动。到了1990年年底，由于“百人队长-肖特”坦克的全面退役，大批底盘空闲下来可资利用（数字高达900辆之多），以色列军事工业集团IMI下属位于热麦特的斯莱维恩（Slavin）重武器制造厂得以按照此前样车的标准对其中状态较好的底盘进行改装，于是首批“纳克帕唐”（Nakpadon）在1991年3月以“神奇”的速度装备部队（当然是相对之前的蹉跎）。有意思的是，借着“纳克帕唐”（Nakpadon）项目重新启动的东风，一种与之配套的、同样基于“百人队长-肖特”底盘但重量更轻、机动性和通用性更好且不考虑搭载步兵或是工兵，专职执行破障开路任务的洐生型号也就随之展开——其项目代号被称为“美洲狮”（Puma），这也是最后一种利用“百人队长-肖特”底盘的“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纳克帕唐”（Nakpadon）家族成员。“美洲狮”（Puma）与“纳克帕唐”（Nakpadon）之间（也包括“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的最大区别在于，“美洲豹”的主要功能是在敌火力威胁区扫除道路上的地雷，为装甲部队开辟道路。该车装备有RKM扫雷具，是乌尔旦工业有限公司在苏联KMT-5扫雷滚轮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主要部件基本相同，可安装在多种坦克上。与履带等宽的扫雷滚轮成两排安装在坦克车体前部的两个支架上，靠两根推臂支撑。
“美洲豹”重型装甲战斗工程车（“美洲狮”（Puma）的动力传动系统大致分两种类型，一部分车辆使用的是美国泰莱达因·大陆（Teledyne Continenta）公司的AVDS-1790-2A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以及阿里逊公司的CD-850-6型自动传动系统，另一部分则换装了与梅卡瓦I相同的AVDS-1790-6A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并完全移植了后者的悬挂系统。在战斗全重超过50吨的情况下，单位功率13千瓦/吨，且负重轮行程高达600mm，具有较好的机动性）
整备中的“美洲狮”（Puma）重型装甲战斗工程车（当扫雷滚轮引爆地雷时，悬挂臂能在爆炸力作用下上抬，达到缓冲的目的。两排扫雷滚轮可随地面起伏而上下运动，向上行程152mm、向下254mm。当坦克转向时，两侧扫雷滚轮可向每侧倾斜30°。每个推臂上各有1个人工操纵绞盘，用于扫雷滚轮与坦克的连接或脱开。两名作业人员在15分钟内即可装好扫雷滚轮系统。紧急情况下乘员无须离开车辆，只需要30秒就能使扫雷滚轮脱离坦克）
恐怕没人能够否认，“丑陋”的“美洲狮”（Puma）反倒有一种恐怖的机械美感
车组乘员与他们的“纳克帕唐”（Nakpadon）（由于强化装甲防护的关系，“纳克帕唐”（Nakpadon）的战斗全重超过了“纳格玛科恩”（Nagmachon）7%，达到了55吨左右的水平（“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约为50-52吨左右），这使“百人队长-肖特”底盘的动力/传动/悬挂系统的承载能力基本达到了极限。为此，量产型的“纳克帕唐”（Nakpadon）在动力与悬挂系统两方面均进行了幅度不小的升级。例如为后者移植了AVDS-1790-6A发动机）
这是一辆拆除了侧裙板的“纳克帕唐”（Nakpadon）（如果举行阅兵的话，美、英、法、俄的那些衣甲鲜明而又造价不菲的“步兵战车”（IFV）当然是瞩目的焦点。但如果到了战场上，这些分列式队列中的“皇后”是否还能保持一贯的“高贵”？其设计理念是否能够经得起战场的检验？特别是否能在特定的部署环境中应对预计的威胁？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但至少知道，它们低调的创造着一个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挽救了无数以色列士兵的生命）
需要了解的是，作为此类改装车辆的“通病”，“美洲狮”（Puma）与“纳格玛肖特”（Nagmashot）-“纳格玛科恩”（Nagmachon）-“纳克帕唐”（Nakpadon）一样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也就是说要找到两辆完全一致的“美洲狮”（Puma）会是件相当难办的事情。作为一种特殊作战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该车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中发挥了不小作用的。在南黎巴嫩安全区以色列前沿哨所的补给要依赖于大是的卡车。而这个地区道路崎岖，布满地雷，又容易被偷袭。“美洲豹”防护性能好、可以为卡车扫除障碍，充当护卫和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深受在前线步兵的喜爱。同时，该车在城市环境作战中又不怕狙击手和轻型反坦克武器的袭击，是以色列国防军（IDF）所装备的各型装甲车辆中，仅次于梅卡瓦主战坦克之外战场生存能力最强的型号，所以又经常充当排头兵的角色，对于“重型装甲战斗工程车”的称谓可谓实至名归。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达到更有效制衡真主党游击队的目的，以色列还采取了一种“以黎制黎”的战争手段——加大对南黎巴嫩军的支援力度。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发展了一股亲以武装力量，并许诺他们若夺取黎巴嫩政权将得到以色列的支持。3年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谴责下，以色列从黎巴嫩大规模撤军，但以保卫北部边境地区为由，在黎南部边境一带建立了一个约850平方公里的所谓“安全区”，由南黎巴嫩军和以军共同控制。这时的南黎巴嫩军已发展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民兵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大约有2500人，成员多是黎巴嫩基督教徒，武器装备都由以色列提供——大量被以色列国防军淘汰的M50/51“超谢尔曼”、M113甚至从叙利亚和巴解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坦克都被提供给了这支成分复杂的“同盟军”。同时，为了拢住这些外族人的心，以色列还为他们建起了医院、学校、道路。尽管这块“安全区”并未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反而成为越境武装冲突的导火索，但对以色列而言南黎巴嫩军的存在却仍有现实意义。
“纳克帕唐”（Nakpadon）突击工兵战斗车（也许丑小鸭终究变不成白天鹅，但丑小鸭却有着丑小鸭的坚韧）
陈列于以色列坦克博物馆的M51“超谢尔曼”（笼形的炮口制退器是D1504105mm坦克炮与CN-105-F1在外观上的最大区别）
1982—1990年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转型中。
而在政治层面上。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以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比较明确地表示可以与以色列一同相处，而以色列也发现自己无法与整个伊斯兰世界长期为敌，然而作为以色列国家安全大棋局上的一块皮癣，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装的存在却成了以色列的心头之患——毕竟军事力量在强加和平上有它的局限性。事实上，对以色列而言，如果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彻底征服或者迫使真主党武装投降，那么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如果真主党本身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足以延长冲突的进程，那么事情对以色列来说却是糟糕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因其超过“胜利的顶点”继续战争而陷入困境。不幸的是，以色列正在这样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夏荷清香202004 2021-12-25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