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再次降临欧洲大陆——美国新版遏制战略评述

喵斯拉大王二号机  喵斯拉大王二号机     2022-03-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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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道新的铁幕正在降下。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发出的呼吁不同的是,由于俄罗斯军队近期对乌克兰的闪电突袭,这道铁幕首先出现在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欧洲战线上,而不是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

地缘战略研究者们观察到,面对当前严峻的欧洲局势,美国人进行了一些应对,但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呈现出一种防御姿态,与其一贯狂妄傲慢的全球霸主形象判若两人。美国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下面这篇文章出自美国资深政客和欧洲问题专家之手(曾长期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可以说较为全面而可信地阐述了美国政界和地缘战略学界对俄政策的一个重要流派:遏制战略派。

这一流派的核心观点,是认为面对俄罗斯的进攻,不能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正面对抗,而是要重新捡起“遏制战略”这个法宝,主要包括几个措施:

一是要在军事上加强在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但是必须确保这种力量在北约框架下建设和行动。实质上就是继续当美国人的马前卒。

二是要在政治上孤立俄罗斯,将其彻底排除出现有的国际对话框架。

三是要在经济上断绝俄罗斯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将其排除中全球金融系统和供应链系统、物流系统。

四是要在文化上舆论上加大对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输出,尽一切可能搞乱俄罗斯内部,煽动反对俄罗斯现政权的“颜色革命”。

与上一次冷战初期的遏制战略有所不同的是,新版本的遏制战略有两个隐而不宣的核心目标:

一是要借俄罗斯这个靶子,重新整合所谓“西方世界”的力量,巩固美国的盟主地位。

二是要借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大做文章,争取将保卫所谓“自由民主”阵营的矛头引向亚太,在第一岛链也降下“铁幕”。

地缘战略斗争,也是一种战争,也要讲兵法韬略。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虽然美国政客的文章由于其立场所限,多有谬论,但是我们仍应抱着批判和利用的态度去认真研读。

我对新版本遏制战略的总体评价是,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现实主义价值观。一切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这套把戏能不能取得实际效果,则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一轮冷战中的华约各国(除苏联外)的总和。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主要的资源消费国,是俄罗斯经济最坚强的后盾。只要中俄两国背靠背,那么这个欧亚大陆上的泰坦就是不可击败的。在这个决定国运的问题上,中国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必须一切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其次就是欧洲的态度。事实上,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态度,与美国人有着极其微妙但关键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德意志的再武装”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大家可以参阅。正如下文作者所言,一旦人心散了,“自由世界”这面空虚的大旗还能不能带好队伍,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毕竟,现在的欧洲不是马歇尔计划时代那个一片废墟的欧洲了。

 

原文编译: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并不令人意外。早在去年秋天,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得知了俄罗斯的计划,甚至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些计划。即便如此,他们也未能阻止俄罗斯对其弱得多的邻国发起猛攻。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排除对乌克兰进行直接军事增援的前提下,想要阻止俄罗斯的行动是十分困难的。这个国家一心想要控制其邻国和颠覆苏联崩溃后形成的欧洲安全秩序。

以前未能阻止俄罗斯入侵的相同威胁——严厉制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加强北约——现在同样不太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其态度。相反,华盛顿及其盟友需要开始采取遏制战略,这会增加俄罗斯的成本,并最终迫使其内部发生政治变革。

这个剧本的大纲很熟悉,最早是在 1940 年代后期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乔治·F·凯南提出的,并进行了详细阐述。凯南认为,斯大林政权的偏执和不安全感对西方构成了明显的危险,并呼吁采取稳定、有力的反压力。但凯南也认为苏联软弱,内部矛盾最终会导致政权垮台。遏制行动用了 40 年才取得成功,美国也犯了很多不必要的错误——包括发动越南战争和支持暴力推翻一些政府。但该政策最终在苏联内部释放了力量,导致该政权结束。

回归强有力的遏制政策现在是西方的最佳选择。基本目标将与旧政策保持一致:对抗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给俄罗斯政权带来实际成本,并鼓励导致普京和普京主义最终崩溃的内部变革。当然,它需要适应当今的现实,而不是二战结束时的现实。特别是,俄罗斯与一些强大的、自信的大国的密切关系必须积极解决。

尽管如此,俄罗斯不是苏联。苏联是一个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巨人。今日的俄罗斯虽然仍然是一个核大国,但其军队只是前苏联的影子,经济规模小于只有俄罗斯四分之一人口的加拿大。与此同时,西方变得更加强大。

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其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 13 倍。欧洲,这个二战后饱受战争和贫困伤痕的破败大陆,已经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经济巨人。欧洲拥有一支军队,虽然资金不足,但拥有强大的现代化能力来抵御俄罗斯军队。因此,尽管遏制政策不会迅速取得成功或胜利,但其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的稳定应用应该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推动俄罗斯发生必要的变化。

一、三大支柱

一个有效的 21 世纪遏制政策将包括三个主要支柱:维持美国的军事实力,使西方经济体与俄罗斯脱钩,以及孤立莫斯科。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将稳步增加俄罗斯继续其扩张主义政策、压制内部异议和辩论的成本,并最终可能迫使其政府改变治理方式。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变化必须由内部推动——尽管美国寻求结束普京主义,但这只有在俄罗斯人民认为时机成熟时才会发生。此外,恢复遏制不会导致乌克兰战争立即结束。这将需要采取额外措施,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手段,以在俄罗斯成功接管该国部分或全部领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抵抗。这将需要大量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乌克兰民众和被迫逃离该国的人。

尽管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维持着庞大的军队,但欧洲 20 年来的投资不足以及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让北约对恢复强大的威慑态势缺乏准备。白俄罗斯军队从属于俄罗斯指挥部以及进攻乌克兰,意味着一条新的前线正在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东部边界相接。这条线有效地标记了北约的新东方战线。因此,北约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保卫新战线。

该联盟已采取措施加强对东部的威慑,但这些举措未能满足形势的要求。美国将其在波兰的地面部队增加了一倍,达到 9,000 人,并向其他国家派遣了空中和海上增援部队。法国、德国和英国增加了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北约首次启动了其 40,000 人的反应部队。但是目前的计划不包括全面动员整个北约军队。虽然这些初步措施加强了在 2014 年俄罗斯首次进攻乌克兰后向东部署的部队,但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领土,它们将无法提供强大的防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北约的前沿力量态势。北约需要部署数以万计的军队,而不是迄今为止已经投入的几千人。最紧迫的要求是在波兰东部和立陶宛南部部署两到三个战斗旅,以保卫苏瓦基缺口,即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和白俄罗斯之间的 60 英里地域。如果俄罗斯或白俄罗斯军队将这些领土连接起来,波罗的海国家实际上将与北约其他国家隔绝。

为了维持北约军队在欧洲东部的长期存在,还需要对港口、铁路线、机场、道路、燃料供应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以提高北约快速增援部队的能力。此外,鉴于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再加上在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西部其他地区以及可能在白俄罗斯部署的可能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北约将需要考虑其目前的核态势是否有充分的威慑力。

这并不是说北约需要为战争做准备。关键是现在需要让北约的威慑力量比之前有更大的可见性和前沿存在。无论普京是否在考虑强行修改 1990 年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北约都需要明确表示他不会成功。这需要在欧洲东部的强大威慑力量和长期增加支出的重大承诺。德国现在决定在国防上花费 1000 亿欧元,至少占 GDP 的 2%,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二、军事力量之外

军事实力虽然是威慑的核心要求,但还不够。事实上,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最初将加强欧洲的分裂——并将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甚至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人民置于普京统治之下。西方不能允许分裂欧洲的铁幕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新的遏制措施还需要经济脱钩和政治孤立的政策——这些措施旨在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高的成本,并从内部推动变革。

美国及其盟国宣布的制裁是重要的第一步。俄罗斯已被有效地切断了信贷和金融支持,技术出口管制将严重限制对俄罗斯的出口。与此同时,对普京、他的亲信和他们的家人的制裁将使他们被孤立在俄罗斯的别墅中,无法在圣特罗佩的游艇或伦敦的复式公寓中嬉戏。尽管许多人批评这些制裁太少、太晚,但这是因为批评者认为他们的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军事进步。那永远不会发生。相反,制裁旨在在数月和数年内增加成本,以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

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它们需要被尽可能多的国家采用。拜登政府与欧洲步调一致是正确的,尽管双方已经在外交上接触了数月,以推动尽可能多的制裁。美国宣布一系列制裁可能会让华盛顿的人感觉良好,但除非其他人同意,否则制裁的影响将是有限的。伊朗的情况表明,从2010年开始的协调制裁产生了伊核协议;自2018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施加的极限压力只会导致伊朗加速其核计划。

其次,能源是关键。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将俄罗斯描述为“伪装成一个国家的加油站”。但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大型加油站,尤其是对欧洲来说。欧洲仍有4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包括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拉脱维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几乎完全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热能和电力。尽管限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会打击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但这种限制对欧洲经济的损害也将十分严重。因此,真正的脱钩将需要数年,而不是数周或数月,因为欧洲将试图寻找替代天然气来源,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此作为其气候变化承诺的一部分。

除了军事实力和经济脱钩,俄罗斯还需要在政治上被孤立。俄罗斯的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违背了俄罗斯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的承诺——莫斯科在欧洲安全宣言中多次重申了这一承诺,包括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90年的《巴黎宪章》,以及2010年的《阿斯塔纳欧安组织宣言》。俄罗斯显然违反了其在1994年明确保证尊重乌克兰边界和领土完整,以换取基辅放弃核武器的承诺。

诚然,外交渠道需要保持开放,就像冷战时期那样。但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正常接触必须结束。国际奥委会建议体育比赛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禁止俄罗斯足球队参加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孤立必须远远超出体育领域。必须让俄罗斯在G20中没有一席之地。此前那种欧洲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斡旋的外交行动需要停止。除了俄罗斯完全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全境,包括自2014年以来占领和吞并的领土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这包括暂停旨在与俄罗斯建立可预测和稳定关系的战略稳定谈判。只要普京掌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拜登总统宣布:“我们将确保普京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贱民。”

与此同时,正如冷战期间一样,俄罗斯公民社会也需要齐心协力。在俄罗斯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已经出人意料地广泛,最近几天在50多个城市爆发的示威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俄罗斯士兵伤亡开始增加,制裁开始生效,这种反对必然会增加。俄罗斯人需要获得准确的信息,西方政府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和广播提供这些信息。人文交流应该继续下去。美国以前曾向俄罗斯移民敞开大门,它可以再次这样做。

为了取得成功,新的遏制政策必须得到欧洲、北美乃至亚洲所有西方盟友的支持。与之前的苏联一样,俄罗斯热衷于利用民主国家内部和之间的分歧。多年来,它一直在干预选举,支持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它利用贿赂和西方对能源的依赖来分裂欧洲。

普京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四年任期内制造的北约内部分歧,以及此后在阿富汗问题和向澳大利亚出售潜艇问题上出现的分歧,都是西方软弱和分裂的证据。他可能认为,现在是进攻的时候了。

普京错了。西方的应对方式已经非常统一。甚至在俄罗斯发动袭击之前,西方在北约内外的团结就已经得到巩固。拜登政府或许从其在阿富汗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通过分享信息、咨询倾听、展示强硬、坚定的领导能力等等,出色地将盟友团结在一起。结果是显著的:强有力的制裁、不断增强的威慑力,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全面政治团结。

为了维护这种团结,再次成为西方世界领导者的美国需要认真听取盟友的意见,并愿意改变路线,让所有人都加入进来。有时,内部分歧会对联盟的稳固性提出质疑。冷战期间,北约似乎处于持续性的危机之中——除非苏联的威胁压过了一切。

冷战时期和今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亚洲国家的地位。亚洲的一些大国不再是全球舞台上的小角色,而是成为华盛顿在印度洋-太平洋及其他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者。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俄罗斯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他们的领导人自2012以来已经会见过38次。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他们的伙伴关系“没有限制”。亚洲一些国家没有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反而指责美国和北约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然而,亚洲国家的声明中也包含了一股对俄罗斯的举动感到不安的暗流。联合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特别沉默,官方声明一直强调对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承诺。它对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它从未正式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表明它可能对乌克兰的未来持开放态度。因此,幕后外交是有余地的,以评估它是否可能被说服帮助向俄罗斯施压。

然而,即使亚洲的大国有所迟疑,帮助美国对抗俄罗斯也不符合它的利益。事实上,它无疑应该欢迎美国重新关注欧洲安全,因为这让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它也有可能帮助减轻制裁对俄罗斯造成的一些经济后果,尽管可能帮助有限,特别是在金融方面。在金融方面,交易基本上仍然是西方货币的天下,而俄罗斯现在已被禁止使用这些系统。

因此,遏制俄罗斯需要关注亚洲方向的反应。增强西方对此问题影响力的一个方法是加强亚洲、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例如,扩大后的七国集团可能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及吸收欧盟和北约首脑的参与。这些国家和组织需要制定共同的战略和政策,不仅要遏制俄罗斯,还要与亚洲的一些大国开展有效竞争。

2月24日是历史的转折点。西方的民主力量再次被要求捍卫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幸运的是,西方列强拥有遏制俄罗斯、超越亚洲大国的全球影响力所需的先天力量。唯一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一致行动的意愿和决心。

 

(作者:伊沃·H·达尔德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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