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大臣约翰·科克（John Coke）爵士此时正绝望地待在朴次茅斯的一家客栈里。在他看来，这里与其说是临时设定的军事总部，倒不如说是“挤满病人的医院”。1628年夏天，这座环境十分糟糕的小客栈里臭气熏天，到处都是人，停驻于此的科克正以一己之力召集进攻法国的舰队。
许多水手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没领到薪水了，对家人的挂念不断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他们饥肠辘辘，十分渴望能拿到钱，甚至到了私卖船上设备的地步。闲置的船只在等待修补，手下暴动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补给船只被海盗拦截，皇家海军已经走到了崩溃瓦解的边缘。放眼整支舰队，船员衣衫褴褛，病患随处可见。一名船长提及自己的船员时说：“他们的脚趾和脚板严重溃烂，肉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每当科克取得一些进展，新的麻烦就会迎头撞来。“我待久了以后，”他抱怨道，“发现舰队越来越没法出海远航了。”
在17世纪初，英格兰海军还是佼佼者。到了17世纪20年代它的力量开始明显下滑。1628年11月12日，英格兰舰队返回本国港口，整个航行不仅一无所获还花去不少钱。两周后，6艘西班牙盖伦帆船和13艘装载黄金与珍宝的船在护卫之下驶入法尔茅斯港。它们就是西班牙的“黄金船队”——一支曾让德雷克、霍金斯以及无数豪杰一举成名的船队，终于被俘获了。
完成这一壮举的是一位名为皮特·海恩（Piet Heyn）的荷兰海军上将，通过此事足以窥见当时海上大势如何了。荷兰人的海上力量已经遍布整个世界，英格兰掌控不列颠海域主权的宣言被无情嘲弄。重新振奋的西班牙再度成为海事强国，而法国经历了长时间内战之后，也向自诩得意的英格兰海军发出挑战。
此外，英格兰的海岸线、港口甚至入海口也面临一大新的威胁。一些海盗活跃于北非——那个地方被人称为巴巴里海岸——他们扣押英国航船、劫掠港口，抓捕男人和小孩卖去做奴隶。
外国的海盗劫掠英格兰沿海城镇并掳走那里的平民，这些情景人们并不陌生，但那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了。可现在这段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而且敌人的肆虐残暴丝毫不逊于当年的维京人。伦敦的大街上充斥着闹事的水手，他们抢劫牧师，要求发放拖欠多年的服役薪水。成群结队的女人哀哭号叫，在查理一世的宫廷中纠缠不休——丈夫被非洲海盗屠杀了，她们正苦苦哀求国王伸出援手。
英格兰早已不复昔日“英明女王”（Good Queen Bess）时代的辉煌荣光，1588年大捷的神奇事迹也成了遥远的回忆。那时的英格兰航海者们足以让整个世界震颤，此时整个国家却几乎撑不起一支海军，只能任由新一代的海盗们鱼肉宰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约翰·科克爵士对皇家海军衰败的原因了解得最为透彻。20年前，他曾在伊丽莎白时代末期担任海军部财务官的副手。虽然当时海军声势正盛，但他很快就察觉到军中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时任海军总司令的诺丁汉伯爵（击败无敌舰队的那位）与海军验船师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过从甚密。任何想要拿到一份工作或合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苦力——都要先重重贿赂他们二人。为了让这笔“投资”发挥更大的价值，在码头干活的人找到了种种法子中饱私囊。他们私卖海军物资并且一直给海军财务官开高价。特雷弗对这些把戏尤为拿手，从挪威采购或是从皇家森林中运出来的上等木料都按优惠价格卖给了他的生意伙伴，而没人要的下等木料则以高价卖给了海军。
为了中饱私囊，海军官员以满员的规格申请薪水和补给津贴，实际水手人数却只有申报总数的70%，虚报的那30%的水手所领的所谓“亡灵薪水”和补给津贴都直接落入船长和其党羽的腰包。
科克相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除诺丁汉伯爵的职务。他期待新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能正视腐败之积弊并支持他的想法。结果和许多诤言者的下场一样，科克自己被调走了。
新任财务官罗伯特·曼塞尔（Robert Mansell）是个讨人嫌的厉害角色。诺丁汉和特雷弗在海军中的麻烦事都由他了结。经由海军财务官流入海军的国帑也同时进入了诺丁汉、特雷弗和曼塞尔的腰包。虽然他们的罪状众所周知，但这个三人帮还是顺利通过了1608年的一次官方调查。
国王的官员利用职位谋取私利的行为不再是禁忌。海军部成员往往把公事和私事搅为一团，与承包商之间达成某些协议，在每笔交易里面都要捞一笔。海军为国御敌的时候，这些勾当尚可忍受，但借用威尼斯公使的话，此时大多船舰已到了“陈旧朽烂，不堪一用”的地步。
“皇太子”号（Prince Royal）的建造工程甫一动工，新船龙骨就由造船总长菲尼亚斯·佩特（Phineas Pett）铺陈在伍尔维奇，此前人们还从未建造过这么大的战船。不过传回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据其余造船师所言，佩特按照最上等材料的价格向海军财务官报价，但实际使用的是未干的廉价木料，他以此手段捞取钱财。1610年，詹姆斯一世前往伍尔维奇查看“皇太子”号。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令人窒息的场面。这艘新战船有着无与伦比的高大外形，吨位达到了1200吨。更为震撼的是，三层甲板上每层都安置有大炮，这尚属首次。“皇太子”号的出现意味着伊丽莎白时代迅捷灵活的盖伦帆船日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足以震慑四方的威赫战船开始受到青睐。
登临“皇太子”号的詹姆斯“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里外外仔细查看这艘船”，虽然国王对船舰并没有什么研究。建造“皇太子”号耗资2万英镑。11年后，此舰光停在海面上就要花费皇家海军500英镑，若维持正常服役则需6000英镑——已经抵得上建造一艘新战船的费用。
1615年，威尼斯大使去了一趟泰晤士河，他在那里看到“滞水区的沟渠中矗立着24艘一流战船，犹如一座座坍塌的巨型雕像，空荡的船上全无大炮和人的踪影，就这样停放着任由风雨侵蚀”。和平时期，国家最大号的船舰都处于“保持常态”或封存状态，在17世纪头20年中，它们就一直这么被弃置在停泊的地方，静静地腐朽。
皇家海军的衰颓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船舰越来越不堪重用。詹姆斯国王厌恶战争，而且眼下也没什么可能出现冲突的地方：苏格兰再也不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荷兰人也真正从西班牙手中独立出来，往来狭海的英格兰人再无后顾之忧，法兰西的海洋区域也因内战变得四分五裂。在这宁静的和平时刻，海军放任自流，不再需要绷紧神经应对战事，不再磨砺自身以和国内外敌人对峙，并且能够整肃队伍、练兵待战的卓越将领也不复存在。
詹姆斯像厌恶战争一样厌恶海盗。在他眼中，海盗是各国之间和平往来的阻碍，破坏了相互间的和谐，是道德沦丧、极具破坏性的存在。当威尼斯大使向詹姆斯表示诺丁汉公爵正在资助海盗时，他开始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不停地扭动身体，有力地挥舞着双手，两脚也在不断地点地”。初登王位的几年里他发布过一连串打击海盗的声明。1608年，19名海盗在沃平（Wapping）一起上了绞刑架。詹姆斯在位期间，许多海盗或受刑罚，或被发配至皇家海军服役。
倘若皇家海军能继续深化詹姆斯剿灭海盗的运动，情形或许是另外一种模样，但诺丁汉站错了队伍。他自己就掌控着一些私掠船，海军和海盗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也只是敷衍了事。
许多英格兰海盗将行动地点换到了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Tunis）和萨利（Sallee，邻近今日的拉巴特［Rabat］，位于摩洛哥境内大西洋沿岸）这类地方，他们在英格兰海域常用的那一套手法被沿用到这里。纽芬兰岛的捕鱼船队遭到袭击，同样被袭的还有伦敦城的黎凡特公司，其贸易范围已经远至阿勒颇（Aleppo）。本国海域内亦有海盗横行。詹姆斯甚至直接和北非的巴巴里摄政王达成协议，试图用外交手段压制肆意妄为的本国海盗。到1617年，各国合力对抗阿尔及尔海盗的行动计划已逐渐浮出水面。
手段用尽之后，国王詹姆斯终于直面多年来一直被其忽视的海军。此时的海军已经无力再有什么作为了。
1618年，海军再次接受调查，和以往不同，这次是真刀实枪。不单单是因为国王意识到了海军沉疴难返，也是因为当时兴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詹姆斯对近身廷臣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言听计从，后者身兼白金汉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和枢密院委员（Privy Councillor），一时间权势煊赫。白金汉侯爵立功心切，希望自己不仅是长相英俊的年轻宠臣，同时还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深信自己有能力缓和国王与人民间的紧张关系，必须严厉整治宫廷和诸部肆意挥霍的风气。皇家海军是下一个整治对象。
调查发现，皇家海军共有41艘船，其中12艘已经完全报废，另有23艘需要大规模维修。委员会出具了皇家海军往年的开销账目，并尖锐地指出：“皇家海军一年开销达到……53004英镑，却仍在不断衰朽下去。”
1618年白金汉侯爵出任海军总司令。委员会给出了具体的办法，让海军恢复行动能力的同时将每年开销从5.3万英镑削减至3万英镑。海军部榨取海军资源以谋取私利的做法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一个由12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约翰·科克首执牛耳。他十多年前就曾为皇家海军之事厉声疾呼，只可惜一直未得到重视。
这个国家已经度过了14年的承平时光，科克的当务之急便是打造一支与当下形势相适应的海军。委员会全力修补尚可抢救复原的船舰，还建造了10艘新船。所有努力的目标是要建造一支低廉而又颇有声威的海军，不让其落入凡俗普通之流。它将成为能够长久封存而不朽坏的国有资产，同时还能震慑其他国家，让海盗再也不敢肆意妄为。而境内的私人运船也和以前一样被迫前来效力，填补施工中短缺的人手。
可正当海军兴师动众进行重建的时候，外面的国际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
1625年詹姆斯一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Charles）在白金汉公爵的怂恿之下决意要建立强大的武功。这意味着要用举国崇尚的海军去成就光荣与不朽的威名。詹姆斯离世前一年，议会就急切希望和西班牙一战，再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战功。他们梦想着能重回“光荣女王”时代。用私人战船重创西班牙帝国，以海军保卫本国海域。
可众议员听闻白金汉公爵的诸多提议后却十分惊恐。起先，他提出由他独自一人指挥整场战事，但议员们认为这位廷臣并不是领军打仗的料，他们十分厌恶他的战略计划。白金汉还想带领海军前往西班牙，夺取一处港口，进而截获传说中的“黄金船队”。还有议员对海军的状况提出质疑。狭海海面上四敞大开、守卫松懈，众人对此非常不满，英格兰商船、捕鱼船队和港口被敦刻尔克和巴巴里诸国（Barbary States）来的海盗大肆劫掠。一名普利茅斯议员抱怨道：“国王的船舰不务正业，只知在各个殷实的港口间来回转悠，还要人们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绝大多数议员心中所幻想的战事是通过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种大战役，掳获西班牙的财宝送入英格兰国库，纳税人从而不用承受更重的赋税。但发动战事的成本实际上已飞涨。议员们听闻战事所需开支后一片哗然。科克向议会明言，国王在战备上的花销已达28万英镑，另外还需要为远征支付29.3万英镑。对于一场既没有表决通过又不受自己掌控的战事，议会并不打算往里面大把砸钱。科克声色俱厉：“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支舰队都势在必行。”议会没有理睬他的危言恐吓，仅投票通过了杯水车薪的16万英镑供他使用。
科克继续四处催逼，即便凑到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钱，他也铁定心思要组建一支海军舰队。克服重重困难并花了不少钱以后，舰队的粮草补给才算有了着落。紧接着就是集中所有资金购置弹药。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舰队却早已开始不断消耗刚储存下来的食物和啤酒，于是又要重新寻找新的补给来源。
舰队“穷得叮当响”的状况让船长们埋怨不已。而远航司令爱德华·塞西尔爵士（Sir Edward Cecil）写道：“简直找不到比这些船长和军官更混账无知的人了”，水手则是“浑浑噩噩，任你怎么责罚、辱骂都无动于衷”。他率领的舰队包括14艘皇家船舰、30艘商船、40艘纽卡斯尔（Newcastle）的运煤船以及20艘来自荷兰的船。
10月舰队起航的时候，一年当中大半的光景已经过去了，而且由于筹备进程太过拖沓烦琐，西班牙人早就收到了他们要来的消息。而此时英国人已经走得太远，成本太高，无法再中止行动。
1625年10月5日，科克目送自己的舰队离开普利茅斯港，最后14艘商船出发时十分不情愿，直到科克勒令“即便是以牺牲为代价也要起锚出航”它们才走。尽管如此他还是长舒了一口气。让科克丧气至极的是这支海军队伍一天之后就返航了。塞西尔担心船舰此时的状态无力经受秋季大风。科克在回信中奚落道：“打仗总是有风险的……要是只在乎船的安危，那还是把它们停到查塔姆去吧。”说不定真把它们停到那里的话最后结果会好一些。塞西尔再度率队出海时，仍旧没有确定行动战略。
远航途中，舰队搞砸了劫掠加的斯的行动，也没摸到“黄金船队”的踪迹。这趟诸事不顺的冒险航行充分暴露出海军衰弱到了什么程度。一直以来，英格兰君主都要依靠民众的认可和航海界众人的热情参与才有办法打仗。要是这两点无法达成，结果就会像1625年一样陷入混乱。塞西尔在占领加的斯的行动中发现，私人船长很怕他们雇主的船舰遭遇险境，得驱赶着他们才能执行自己的命令。仅仅25年前，水手们奋力进取的气势还令人胆寒不已，与之相比今天就是天壤之别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30年承平之世后，已经很少有人能为大规模水陆两栖式登陆作战提供有序的后勤补给。陆军士兵已经做好了登陆的准备，结果发现船上各类辎重都没有按照行军的要求堆放。梯子到了临下船的时候才找到，翻遍各处也不见手榴弹的踪影。食物和啤酒消耗殆尽，疫病蔓延至整支舰队，破漏不堪的船只行动起来有气无力。终于从破破烂烂的船上解散离开的水手们却最终陈尸街头，其余努力寻找归国之路的人也瘦弱憔悴，衣衫褴褛的身上散发阵阵恶臭。最后塞西尔只带回了区区50万英镑的东西。
约翰·科克爵士警告白金汉，必须先把加的斯舰队的钱款付清，然后才能组织新的舰队，这一点要是做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会让全世界都鄙夷我们”。然而白金汉却早已开始策划下一次入侵西班牙的行动了。
议会怒了。加的斯那场灾难损害了国家荣誉。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iot）身兼议会议员和德文郡海军副总司令，曾亲眼看到从加的斯返航的舰队以及船上瘦骨嶙峋的水手们，那景象一直停留在他脑海中。他在议会上发言：“我们的荣耀蒙尘，我们的船舰破漏，我们的士兵死去，但原因不在加身之刀剑，不在哪个敌人，也不是意外，根源正是……那些我们信任仰赖的人。”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受人诟病。舰队因财力不济无法获得补给，导致狭海防守空虚。海盗活动更为猖獗。
议会的态度是，如果能撤去白金汉的职务并对其施以惩戒，那么查理就能得到批款。查理选择解散议会。1627年，他下令向臣民征收强制性公债。
正当议会对白金汉群起攻之的时候，有风声传来，一支阵容胜过1588年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海师正整装待发。当收到要从港口征收传统的船舶税的命令时，港口当局并没有急于奋起保家卫国，而是辩解道，由于贸易活动受到战事的破坏，港口地区已饱受重创。海军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朴次茅斯一粒粮食也没弄到。负责粮食供给的官员押上了个人的声誉，能买到什么就买什么。正当他们筹备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的船舰时，船上的人却密谋着进军伦敦，向查理请愿支付他们18个月的薪水。军官勒令水手们留守原地，后者回答说，“家中的妻儿可能正在挨饿，而他们自己也将因为缺乏衣物和其他必需品而身死他乡”。
8月，白金汉的马车被一帮水手拦住，他们扬言只有发了他们的工资才会放他走。几个月后，暴徒们把他的马车砸得稀巴烂。
威洛比爵士和登比爵士（Lords Willoughby and Denbigh）正准备率领舰队再度出航截获“黄金船队”。经过一整个炎夏的躁动无序和反复叛乱之后，补给终于汇集到了朴次茅斯港。但海军内部极度缺乏统一调度。所以当负责粮食的官员准备开始提供补给的时候，船队又急需锚、帆具以及其他必不可缺的装备。于是粮官只得在舰队等候装备的期间去寻找更多的粮食。
白金汉询问海军委员会为何这些事情没有筹备好，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没钱支付薪水”，所以只能通过“胁迫的手段强制手下干活”。9月，威洛比不得不在没有火船和葡萄牙武装快船的情况下出海。这一次，领导者又是没有明确把握就不惜一切代价让舰队出海，侥幸企盼着有所斩获。后卫司令约翰·彭宁顿（John Pennington）在给白金汉的秘书爱德华·尼古拉斯（Edward Nicholas）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坦言，我对这次远航不抱任何希望，从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消耗了大量粮食，就只为了这10周的航行。”对此，每个人都表示赞同。最终，海军在比斯开湾遭遇风暴之后就返航了。
此时枢密院又得知了一个新的威胁。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买下了法国海军上将的官衙，他准备筹建一支法国海军彻底击垮拉罗谢尔处的胡格诺叛军。枢密院认为，主教还可能会派出从阿姆斯特丹购置的12艘战船，“篡夺英王陛下对不列颠海域的绝对掌控权，陛下的王权和世代沿袭的王冠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害”。
这是真正的威胁。但出兵西班牙的两次航行都因财力匮乏而不成气候，这一次海军还有余力应对吗？皇家海军必须再次依靠其传统力量来源。枢密院从伦敦城再次征募了20艘船。
被征募船只9月初就应当停驻在朴次茅斯了。一个月以后伦敦城告知枢密院这些船还没有准备就绪。它们按规定应服役3个月，然而伦敦城挖空心思耗费船队的服役时间。船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抵达泰晤士河河口。
彭宁顿正在唐斯等候它们到来。当看到眼前的队伍时，他不禁瞠目结舌。船上的船员都是些“没出过海的人和小孩子，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些船也“极为低劣”，武器装备得极少，装载的火药只够战斗两个小时用的，而彭宁顿的任务是要搜寻并摧毁黎塞留的那些新船。伦敦的船队一来就声明自己服役的时间快要结束了。船员，甚至包括军官，更是一副不服管的做派。
彭宁顿率领着伦敦船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去寻找法国船舰。1月14日，他在圣马洛（St Malo）发现对方身影，但是伦敦佬们说船队规定好的服役时间已经超了，没和对方交战就直接返航了。
这场前所未见的溃散成为海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至少自埃塞尔雷德开始，英格兰就一直靠动用私人航船组建海上力量。不过现在皇家海军和商船之间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私人航船在意愿和能力上都不足以适应海上战事。原因有很多。16世纪晚期是两者通力协作的鼎盛时期，自那以后不同船只在用途上变得越来越单一。斯图尔特王朝所青睐的大型战船和为贸易运输设计的航船有着很大的差别。亨利七世曾设立赏金制度，建造能够参战的大船的船主可以拿到一笔赏金，1618年时该制度被废除。
不过更重要的是，海上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国王和民众互相受益的模式。即便战争使海面变成无政府状态，它也不再像之前几百年那般令贸易商垂涎了。议会、民众和商人都不欢迎查理发动的战事。私人船主均抵制服役，真到强制执行的时候则暗中拖后腿。
意识到商人不再能作为守御疆土的辅助力量后，国王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在财政和宪法危机并至的关头，这个挑战显得愈加严峻。
1627年年初，彭宁顿横扫英吉利海峡后截获了价值128600英镑的战利品。这笔意外之财让白金汉得以筹备夏天里的一场大行动：从海上为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提供援助。但海军当局在组建舰队时仍旧左支右绌，各处港口均拒绝提供船只。2月，一帮没拿到薪水的水手在伦敦市里横冲直撞，还于塔丘（Tower Hill）会合，谋划着将白金汉斩首。
白金汉在补给匮乏和人心浮乱的双重危机之下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1627年7月，舰队抵达拉罗谢尔沿岸，它堪称英格兰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之一。这支舰队耗费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查理在众多不满之声中征收强制性公债。
白金汉打算夺取拉罗谢尔沿岸的雷岛（Île de Ré），占领以后可以此为基地控制这座城市与海上的通道，进而利用发动叛乱的法国新教徒牢牢牵制法国大军。
事情开始得并不顺利。这次的水陆两栖行动进行得和之前一样拙劣。士兵们不愿上登陆船，彭宁顿不得不舞着棍子“杀鸡儆猴地揍一些人”，直至他们最终登船。
把这些人弄上岸耗费了3天时间。他们都是新兵，登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训练。正当他们开始最基本的训练时，法国人已经进入了要塞据守。彭宁顿率部穿行该岛，将要塞团团围住，可是英军工兵统领早已死在那场拙劣的登陆行动中，其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围困一座要塞，而且英军统共也就只有5门重炮。彭宁顿安营扎寨，准备长久包围这座要塞，并派人回英格兰请求援军和补给。与此同时，他相信海军能够成功阻截前来增援的法国守备部队。
围攻失败令英军丧失了发动奇袭的关键点。白金汉被迫之下只得转入消耗战——英格兰再不济也至少有能力施展这一战术。他们掐断了法国人的补给线。就在法军要塞已经撑不住准备投降的时候，海军的封锁线却没能拦住前来增援的法国人，9月的一个夜晚，法国人乘着小船送来了食物。10月，增援小岛的4000名法军轻轻松松就穿过了英格兰海军的封锁线。
这个时候白金汉已经没有选择，不拿下眼前的要塞就只能认输。当英军登城的梯子架到法军要塞厚厚的城墙上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梯子太短而根本不能使用。围攻就此收场。
在其后的撤退过程中，英格兰人溃不成军。英军沿着狭窄的堤道往停在岛屿另一端的船上逃窜，法国人趁机痛击。于是溃败演变成了屠戮。白金汉逃回来的时候，原本8000人的队伍只剩下3000人。这就是本章开头1628年惨况的历史背景。在雷岛战败后，水手、士兵、议会和公众对白金汉越发痛恨不已。不过他仍旧铁了心要援助拉罗谢尔的胡格诺叛军，争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和他针锋相对的议会丝毫没有消解敌意，拿不到报酬的水手在他位于伦敦的宅邸约克大厦（York House）外面喧哗闹事，威胁要拆光这里的一砖一瓦。
此时在伦敦城另一边的弗利特巷（Fleet Lane），一位名叫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的年轻小伙子正陷入一片消沉低迷的状态。我们今天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他是此次加的斯远征军的一员，亲历了雷岛的那场大屠杀。每次入睡以后他都会梦到那一幕幕恐怖骇人的场景，醒着的时候则很少说话，但读的东西很多。他研读的这些材料中就有议会对白金汉的抗议书。
8月22日，白金汉抵达朴次茅斯，负责指挥这里的舰队。甫一到任，他就被迫亲自领头，带人把一大帮不服管教的水手轰上船。他当晚暂住于灰狗客栈（Greyhound Inn）。翌日清晨，海军大臣在路上从一群军官当中走过的时候，停下来和一位上校打了个招呼。上校弯腰致礼。费尔顿猛一下从这位弓身的军官身上越过去，把自己的匕首扎进了白金汉的胸口。事后他说，他看过议会的抗议书后便笃定“刺杀这位公爵实属报效祖国”。
不过此事未能阻止远征队出航，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正当查理的海军在拉罗谢尔沿岸徘徊而不知如何下手时，几成饿殍的敌方驻军发出了协商投降的信号。查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人发起攻击。在第三次试图穿越敌军的强力封锁时，英军船舰偏离了自己的进攻路线，“水手们被岸上的炮台吓破了胆，毫无作为”。拉罗谢尔最终落到路易十三手中（Louis ⅩⅢ），这意味着法国人掌握了英格兰所有海滨地区的控制权，形势对英格兰十分不利。
英格兰海军沦为笑柄。“从来没见过如此腐朽狼狈的舰队，”一位目击者说，“要是敌人看到这番景象，一定会嘲笑我们国家没落无能。”
事情的真相是查理没有能力撑起一场战争，英格兰的国力已经比不上16世纪90年代了。议会拒绝协助莽撞的冒险行动，而境内的私人船主们也不乐意拿造价昂贵的商船去涉险。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海员的待遇极为悲惨。海峡舰队的一位船长抱怨道：“凄风苦雨的冬日，大伙儿都瘦弱不堪，整日挨饿，为国王干活打仗都不如当桨帆船上的奴隶。”
失去了航海者和商人团体的同仇敌忾，查理已无力再实施什么进攻作战了。不过即便接二连三地失利，加之国库枯竭，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挽回颓势。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英格兰海军的昔日辉煌散发着独特的魔力。查理和白金汉期待用海军成就一番伟业，只是他们被这股魔力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海军上下统领不力的现状，更没有看清楚自己手中这支海军的真实状况。
1618年以后，经由科克重建的海军本质上是一支防御性力量，根本不适合离开本国进行长时间的远征作战。它的整体设计和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相符合的，其命脉是私人航船。17世纪20年代，人们对海军的战略设想和它本身的能力之间横亘着致命的矛盾。
维系一支主要用于本土防卫的海军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而这也折射出英格兰衰弱的国力。它本该保护往来商船以及周围海域不受海盗侵袭。据估算，1622年至1642年间，北非来的海盗掳走了300艘船和7000多人。肆虐为害的海盗还不只是从北非而来。光1627年一年的时间，敦刻尔克的海盗就劫走了150艘荷兰与英格兰的航船；翌年的数量则达到了245艘。保卫本土海域安宁之责让位于虚荣自负的理想抱负。
后果可想而知，英格兰对蝗虫般的北非海盗几无抵挡之力。此时的海军已担不起守卫本国海岸线的责任。这对一个以海上霸主为自我定位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尴尬和令人愤忿的。实际上，自1588年一度攀至令人目眩的高度之后，英格兰海军实力又回落到了曾经的水平：英格兰只是一个三流的海上国家，注定要遭受海盗无休止的蹂躏侵袭，而且还要依附于欧洲大陆的海上强国。正如英格兰历史上许多似曾相识的情形所示，海上的黑云遮住了洒向陆地的阳光。就查理一世时期而言，水手们满腹怨气，纳税人抗拒缴税，议会中矛盾重重，一片风雨飘摇中乱象丛生。
仅凭有限的资源，海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位内心十分窝火的海军官员向海军大臣爱德华·尼古拉斯坦言道：“该办的事情总办不成，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做这些事的第一驱动力，也就是钱。”
英格兰之名能于巴巴里流传，并继而进入土耳其、亚美尼亚（Armenia）、莫斯科维亚（Moscovia）、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靠的是商业贸易而非侵夺疆土，靠的是船上的帆而非手中的剑。
——刘易斯·罗伯茨，《贸易中的宝藏》（Treasure of Traffic），1641年
1639年9月8日，一支载有24000人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唐斯。这片水域是英格兰最为敏感的战略要冲，1588年那支无敌舰队就曾试图进入这里，不过失败了。
这支无敌舰队并不是来与英格兰为敌的，它此行的任务是将西班牙军队送到佛兰德斯。它是为了摆脱一支荷兰舰队的追逼才进了英格兰的锚地，这支荷兰舰队虽然阵容不大，但战力很强。整个10月，荷兰海军将领马顿·特罗普（Maarten Tromp）和威特·德·威斯（Witte de With）为将无敌舰队牢牢困在唐斯，派了许多船前来增援，以致西班牙人抱怨说荷兰的船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终于，在10月11日这天，荷兰人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查理一世在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事之间持中立态度。唐斯有一支由海军中将约翰·彭宁顿爵士统领的海军中队，不过仅凭它们根本不足以将外国船只阻于英格兰水域之外以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彭宁顿是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习惯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完成斯图亚特家族那些官大人们提出的不可能完成的要求。1639年西班牙人出现在唐斯之前，他的任务是在荷兰人面前尽力维护英格兰的主权完整，因为当时荷兰人正在海上搜捕逃脱惩罚的英格兰船只，甚至将其搜索范围扩展到了英格兰本国港口。
10月11日这天，彭宁顿的职责是在特罗普发起进攻后为西班牙人提供保护。但那天清晨的战斗中他没办法抢占荷兰人的上风位。特罗普派了威特·德·威斯带领30艘船截住皇家海军的队伍。英格兰船上的水手们只能像海岸上围观的人那样伸长脖子观战，任由特罗普出色地利用风向优势困住西班牙人。荷兰人从唐斯南面顺风入港，东北面的鸥溪（Gull Stream）就成了唯一的出口。这条溪流又窄又浅，十分险恶，且随着沙洲和浅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大船从中通行很耗时间。所以西班牙人还没来得及出去就被荷兰人追上了，最终西班牙人完败。看到特罗普的船向自己的旧敌开火时，英格兰水手兴奋得叫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这种形势下彭宁顿做不了什么。后来他声称荷兰人是被他赶出唐斯的，这和小孩子虚张声势的做法如出一辙，实际上荷兰人当时正在追击无敌舰队残部，根本没把后面气喘吁吁的英格兰人放在心上。彭宁顿也确实花力气抓到了2艘荷兰船，不过又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还回去了：“它们太不值一提了，根本不足以抵消国王陛下所受的冒犯。”
实际上，英格兰水域中这支世界最强的海军刚获得一场伟大海战的胜利，皇家海军早就被对方的声威镇住了，彭宁顿是没胆子留着那些船的。17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以为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已经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强大，这件事一下子戳破了人们的想法。
17世纪20年代，英格兰因为一些不自量力的举动让海军破败殆尽后，查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以更客观的视角真实地看待了他的海上力量。现在他已经可以避免耗费高昂的战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凭借新生的皇家海军将不列颠周边海域控制在自己手里。他父亲在位时英格兰海事力量明显下滑表明，战船封存以后不做任何维护是不可取的。国家海军经历革新以后应当多加历练，即便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也该如此，让军官和水手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船舰不致衰朽。
1630年查理曾询问海军历年的账目，那时约翰·科克爵士颇受振奋，盼望新的政府能以此为发端“在海务问题上有更好的表现”。查理以及科克和爱德华·尼古拉斯这样的官员在亲历惨痛教训后深切意识到，必须对海军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把旧的那一套统统抛弃。
显而易见，英格兰的对手们正在培养的国家海军和曾经的海军机构有着很大差异。在一次议会演讲中约翰·科克爵士告诉议员们和国王，如果英格兰海上力量滑坡，那就意味着“我国自古以来的荣誉和威名”也要受损。法国人在海运上遥遥领先，甚至“威胁说要和我们争夺狭海的归属权”，同时荷兰人也越来越强大，危险程度已经赶上了曾经的西班牙。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莫斯科、从地中海到狭海，英格兰一次又一次遭人羞辱。科克敦促议会和国王“考虑采取一些快速有力的手段，让英格兰免受他国的侮辱和蔑视”。
1629年至1640年是查理的专政时期，他不召集议会，自己决断政事。他必须为皇家海军寻找新的财源。爱德华·尼古拉斯建言说海军应当脱离财政部门的控制。17世纪20年代，科克和尼古拉斯二人为拨款的事情被财政部搞得非常被动，即便财政部同意拨款，海军也要等很久才能把那点少得可怜的钱拿到手。最终查理向民众征收的“船税”（Ship Money）解决了钱的问题。自古以来，国王都仰赖境内雄厚的私人航运势力，不过也会有要求捐献援助的时候。伊丽莎白就曾要求沿海地区自愿缴纳“船税”。1634年，因为再度受到来自海盗和欧洲其他诸国海军的威胁，查理向各处港口征收船只，但这条征收令已经超出各处港口的承受能力：他们拿不出国王所要求的大型船舰。
这个情形似乎早被国王料到了，而且正中他的下怀。如果无法借船给他，那么他可以“借”自己的船给港口，这样港口便可以完成缴纳税款和对国王捐助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港口要为国王的船舰提供食物、人手和武器，所以严格来说征船令没有改变。为了承担海军在夏天的行动，国王统共从各处港口挤出了8万英镑。这支由各处海港买单的船队有19艘皇家船舰，1635年时由林赛伯爵（earl of Lindsey）率领出海。
1635年这支靠征收“船税”组建的船队收效颇佳，近些年英格兰海军已经沦为欧洲各国的笑柄。财力枯竭，海军的运转难以为继。势力日渐壮大的法国海军甚至逼迫英格兰航船在英吉利海峡向他们行礼致意——或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船舰在英格兰境内的海面上交战。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敦刻尔克等地的海盗也不断前来大肆劫掠。海军中仅有4艘船可以外出巡逻，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办不到——1633年冬天连支冬卫队都没能组建起来。
1635年林赛的巡弋之行营造出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气派。途中没有打过一场胜仗，也没有截获过一艘船，但它的出现就已足够。荷兰和法国的舰队就因此未能连成一气，没能将连接西班牙本土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海路掐断。时任狭海舰队总司令的彭宁顿在给科克的信中写道：“虽然林赛伯爵大人所为之事不过是于波涛中穿行而已，不过我们这支最强舰队能出海走一遭，在我看来本身就已经是这么多年以来对国王效力的最好方式了。”
查理大受鼓舞，决定将“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内陆诸郡。他十分急切地希望世人能明白他所谋之事关系甚重。这事关如何在凶险的世界中守卫不列颠海域的安宁，国王的“伟大事业”便是要完成这项神圣职责。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海盗正在抬头，法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虎视眈眈，世界各地的英格兰贸易发展也是一片惨淡，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之间的战火在英格兰海域四处蔓延，荷兰人的鲱鱼船队（herring busses）把营生做到了英格兰渔场。查理必须重新夺回海权——不光是为了君王的尊严，也是为了臣民的利益，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和莱斯特（Leicester）的繁荣都是靠国际贸易维系的。
1635年，学者、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on）发表了他的著作《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这本书是为了反驳荷兰法理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后者宣称海洋是自由的。塞尔登以检阅历史档案的方式，宣称英格兰国王才是不列颠海域的统治者。格劳秀斯的论述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他关于海洋自由的论述或许可以驳斥葡萄牙或西班牙独掌印度洋、太平洋和西印群岛的做法，但用到狭海上就错了。塞尔登认为，这一情况自埃德加被公认为“Rex Marium”（意为“海上君王”）后就是如此了。因此几百年来，英格兰国王的疆域无远弗届，各邻国的海岸线便是他的国境线。
关乎民族自尊心和本国切身利益的这番鼓吹收效甚佳。英格兰人相信，征收“船税”是为了保卫英格兰国土不受外来威胁，而且这种征收也只是临时性的。1635年，英王预计向国民征收2万英镑，实际征收数目达到了预计数额的97%——这个比例在当时算非常高的了。照此估算，接下来的5年中以这个名目共计可征收8万英镑的税费。英格兰人希望成为海上强国的强烈诉求在“船税”一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
“船税”成为海军发展的一条分水岭，它标志着海军向常规化、职业化过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作保障，自身的职责也更为清晰。多佛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的景致五彩缤纷，在冬夏两季固定巡逻的船队中可以看到巍峨的大船，这意味着军官和士兵勤于操练，船舰保养完好。船队每年都有新船添入——均是雄伟巨舰，其中1639年的“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of the Seas）把这股“新船入队”的风潮推向了顶点，它本身也成了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象征。
“海上君王”号舰载102门大炮，分布于三层甲板，就大炮数量而言没有任何一艘战船堪与比肩。每门炮的炮身上都镌有“Carolus Edgari sceptrum stabilivit aquarum”——意为“查理执掌埃德加的海上君王权杖”。说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宏伟壮观的船是实至名归。其总造价达到了惊人的65856英镑，而这当中有6691英镑花在了船首和船尾璀璨夺目的雕饰上，镀金雕像在黑色船体的映衬下金光熠熠。
船尾上的装饰缤纷闪耀，让人目不暇接。金色雕像中有商业守护神墨丘利（Mercury）和海神波塞冬（Neptune），有正乘着雄鹰高飞的风神埃俄罗斯（Aeolus）。船尾高处是表现胜利女神维多利亚（Victory）的巨幅群像，她右手指向挥舞着船桨和金羊毛的伊阿宋（Jason），左手指向手持大棒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她一只手臂上挂着一顶象征财富与权力的王冠，另一只手臂上的桂冠象征荣耀。至于船尾栏杆，一端是一头雄狮，另一端是一只独角兽，正中则是一个足够容纳10个人的大灯笼。紧挨着栏杆下面有一行字“Soli Deo Gloria”——荣耀归于上帝。其余雕像中还有都铎灰狗、威尔士龙、苏格兰独角兽和英格兰狮子。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皇家纹章（royal arms）、威尔士亲王的三片羽毛徽章以及缩写字母CR（Charles Rex，查理国王）和HM（Henrietta Maria，亨丽埃塔·玛利亚，查理一世的妻子）。船首撞角舱壁上立着6尊真人两倍大小的女性塑像。她们分别代表协商、细心、勤劳、力量、勇敢和征服。和她们一起的还有丘比特，他身前伏着一头套着缰绳的雄狮，暗指查理的仁慈之心。船首金身巨像是骑着马的埃德加，他仿佛正傲视周围弱小邻国的国王们。
“海上君王”号可谓塞尔登《海洋封闭论》在现实中的具体阐释，这艘巨舰的存在就是为了确证查理掌控不列颠海域的正当性。
“船税”的征收理由是国家正遭遇迫在眉睫的危机——比如众人皆知的英格兰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形势。但像“海上君王”号这样的船并不是建来剿灭海盗的，它们是用来增加英王威信的。1636年，用“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敦促荷兰鲱鱼船队领取英格兰海域的作业许可证，但荷兰人只向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缴纳了500英镑。1637年，英格兰又派遣一艘征用来的商船前去敦促荷兰人领取作业许可证。英船到了以后发现，眼前的荷兰船舰达到700艘之多，并有23艘荷兰战船充当守卫。结果这一年的费用分文未缴。
由“船税”建造的这支舰队并不是用来满足臣属所提之要求的，国王需要一支舰队应付剿灭海盗和催缴荷兰鲱鱼船队之外的事务。查理不想对任何一方宣战，这是他无力承受的。但同时他手中的海军实力又足以搅乱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1638年和1639年两国均在争夺狭海的控制权。查尔斯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则手握狭海上的英国舰队待价而沽。英格兰船舰曾在荷兰围堵敦刻尔克时帮助西班牙人撤退，他们还从西印度群岛将西班牙人的军队和黄金运回。英格兰人这些违背中立立场的两面派做法让荷兰人大为光火。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查理认为，凭借这支令人生畏的海军，他可在游戏中游刃有余。而如果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也产生了龃龉，他又可以挑动西班牙和法国人彼此相斗。
但后来情势并未照此发展，因为国内再次升起硝烟。1638年，苏格兰人起身反抗查理的统治。由“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围困福斯湾，爱尔兰总督也接到了3万人的征兵任务。这是英国自1382年以后第一次绕过议会进行战事行动，结果惨败而归。事实再次证明，没有议会的支持，或许前期的兵力调动尚属可为，但要想支撑整场战争是办不到的。食物和供给跟不上，士兵拿不到军饷。本应对战栗不安的敌人发动迅猛一击，却生生拖延成了踌躇迟缓的漫长战役，甚至国家的行政也因此陷入混乱，国王的宝座变得摇摇欲坠。皇家海军队伍太过庞大且行动不够灵活，无法对苏格兰各处港口实施有力封锁并追击敌船。“看来，”一名军官说道，“国王的大船在苏格兰沿岸未建寸功。与其把他们留在这儿受罪，平白惹人笑话，陛下还不如早些召回他们。”[28]
皇家海军的羸弱无力尽皆落入英格兰环伺之敌的眼中。而且正当查理竭力应对战争的时候，“船税”又遭到英格兰民众的抵制。1639年，“船税”征收数额还不到预期要求的三分之一。特罗普压根没把彭宁顿的狭海舰队当回事。
“船税”断得非常突然。1637年时还没有任何征兆出现。派往巴黎的英格兰公使从信使那里接到的消息是，人们对征收这笔费用十分配合，它甚至很可能会演变为固定缴纳款项。确实，“如果对比外国在征兵上的巨大开销，人们会发现我国征用的那一点费用微乎其微”。
但英格兰的具体情形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英王要想打仗就必须仰赖民众协助。“船税”被视为违宪之举，查理也因此遭遇民众的抵制。相比之下法国就不一样，法国国王可以毫无阻碍地征收到大笔税款——数额丰润到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起一支舰队。
不过探寻英格兰国力衰退和海军败落等问题时，最具启发意义的参考对象还是转型后成为商业-军事型国家的荷兰。
尼德兰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诞生于叛乱和战火。它是由相互独立的省份、国家和城市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没有哪一方独尊为大。长期以来欧洲北部的航运生意都由荷兰城市把持着，他们从波罗的海至伊比利亚半岛一线的贸易运输中挣得巨大财富。这些荷兰城市乃是欧洲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而荷兰诸多港口的位置恰恰满足了波罗的海和西班牙之间、中欧和世界各地之间的贸易需求。
而英格兰人一直相信自己比荷兰人更胜一筹。17世纪早期皇家海军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商船的形势却一片大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百慕大群岛（Bermuda）以及纽芬兰均在17世纪的头10年完成了殖民化，巴巴多斯（Barbados）、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以及罗得岛（Rhode Island）也相继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完成殖民化。这些进程的推动者是海盗。前往东印度的远洋航行在17世纪初刚刚发端时规模还比较小，但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EIC，East India Company）就开始为股东们带来极高的红利。那边英格兰还在竭力维持和平局势，这边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却正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交手对决。东印度公司的船于1612年和1615年两度击败西班牙人，在苏拉特（Surat）和红海（Red Sea）的贸易版图中占得一席之地。
英格兰的投资者偏向于快速获得收益，他们在东印度公司成立早期走的便是这个路子。确实，那时公司成员和投资人十分瞧不起他们的荷兰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就在英国人瓜分利润的时候，荷兰人却似乎在背叛投资人，用他们的盈余在整个印度洋中建起了一座座坚固堡垒。
两家公司在理念和结构上的差异将会深深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共和国议院（Dutch States General）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它由共和国建立，所以也显露出与共和国相近的气质。与荷兰共和国的建国方式相似，公司也与各地区商会联合。虽然最初是由私人资本创立，但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和决策者均为各成员国的摄政者和城镇议会的市长。这就意味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与荷兰共和国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受后者垄断与统治的。公司可以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形下独立研发和完善商业技术，但同时它也能以共和国议院的名义处理外交事务。公司可以从荷兰省（Holland）政府自己的军火库中拿到武器和火药，可以享受关税豁免，此外还能在整个共和国拿到极为优惠的贷款利率。
一股货真价实的世界性商业-政治势力由此成形。“荷兰省土地拥护者”（Advocate of Holland）简·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an van Oldenbarnevelt）倡导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建立防御据点，增强自身的海军实力。1614年共和国议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贷5艘战船并支援20万荷兰盾。新成立的卫斯尔银行（Wisselbank）——欧洲除意大利以外的第一个公共银行——也让荷兰贸易商在金融方面更具优势。综观整个荷兰共和国的贸易网络，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之间均有信贷协议。这就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集军事与商贸于一体，在亚洲获得令人瞠目的巨大成功。至1617年，它已经拥有40艘战船，以及从波斯到马鲁古群岛一线的20座堡垒。
17世纪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直匍匐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之下。后者在堡垒和战船上的投入终于显现成效。1618年，为了争夺爪哇岛（Java）和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贸易控制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私下里在海上交了手。英国人根本不是荷兰人的对手，贸易权和航船都输给了军商一体的荷兰人。这场风波后来是以外交手段在欧洲本土平息的，但最后的协商方案尽显英国政府的一贯特点——商业头脑不如彼岸的对手那么精明。条约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交由荷兰人处置，英国分得香料贸易三分之一的份额，不过代价是支付荷兰东印度公司防御开销的三分之一。有整个共和国撑腰，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什么条件英国人都得答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被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捆住手脚，其发展只能陷入被动。
英国东印度公司亟须皇室的帮助，但公司的决策者们也清醒地知道，他们一旦和英国王室走得太近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如果让渡太多权力给国王，公司就会丧失盈利能力，变成国家的附庸。集权制君主国家和联邦制共和国差异太大。
尽管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认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有权要求国家施以援手。16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安汶岛（Amboina）一处商栈的10名职员被荷兰人以谋叛罪处死。公司请求为这场屠杀报仇，但詹姆斯拒绝让海军干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狭海的活动。他的决定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分不解，他们直言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如果国王还不为公司提供任何庇佑，那就等于全盘放弃贸易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1622年的一场海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并占领了扼守波斯湾（Persian Gulf）入口的战略要地霍尔木兹岛（Hormuz），时任海军总司令的白金汉公爵从公司缴获的战利品中抽出数目惊人的1万英镑作为自己的分红，詹姆斯在索要之后也拿到了同样数目的分红。英国此番具有非凡意义的海上大捷三两下就被皇室瓜分了，荷兰人的处理方式则全然不同。
在尼德兰，海军战船为贸易商保驾护航后收取费用的行径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支荷兰海军之中。荷兰共有5个独立海军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弗里斯兰（Friesland）、诺德科沃提尔（Noorderkwartier）和泽兰。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这样的大公司自己设有舰队，一些城镇也会派遣战船承担护卫任务。荷兰共和国有着广阔的贸易版图，敌人亦不在少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国水手们积累了丰富的海战与航行经验，常年和西属尼德兰的船舰交手的海员们成为支撑海军的核心力量，船舰也都常年服役而非弃置不用，所有人不论军衔高低都在船上得到了磨炼。
像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和维特·科内利松·德·维特这样的海军将领，他们一身的技艺就是在随国家和公司的船队走遍世界各地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俩都出身卑微，打小就在海上讨生活。24岁以前，特罗普曾两度沦为巴巴里海盗的奴隶，正是在突尼斯当奴隶的时光中，他掌握了海军枪炮制造技术，并给约瑟夫·赖斯（Yusuf Reis）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是当时名声最为显赫的巴巴里海盗之一，亦被称为“鸟人”约翰·沃德（John ‘Birdy’ Ward），曾是皇家海军的一名逃兵。特罗普因此摆脱奴隶身份，并数次被任命为舰队分队指挥官，与敦刻尔克海盗作战。
德·维特幼年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上的一名侍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商船船队和鹿特丹海军中一步步向上爬。和其他军官的职业生涯一样，德·维特也在多支荷兰海军中服过役。他曾在波罗的海执行护航任务时和巴巴里海盗交战，并缴获过对方的船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他还在1623年至1626年的环球航行中担任将官，那次航行的情形颇为壮观，荷兰人对西班牙在美洲西海岸的多处殖民地以及海上航船发动了攻击。他后来又在皮特·海因（Piet Hein）一次远征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担任旗舰船长，那次他们抓住了“黄金船队”。他还在本国海域附近统率过捕鱼船队的护卫中队。
英国的海军军官则没有类似的磨砺和训练经历。在尼德兰联合省，个人和国家之间有着真切的合作，曾几何时英格兰也是如此，但到了17世纪30年代，公私合办的大公司进入了萧条期。詹姆斯和查理决意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实现王朝伟业，国人的商业利益只不过是垫脚石而已。
其中有一个例外。威廉·雷伯勒（William Rainborow）曾率领远征队将萨利海盗的一处要塞团团围住，逼迫摩洛哥人签署了一纸和平条约并释放了350名英国奴隶。不过总体上海军并未被用于扩展贸易事业。17世纪30年代，查理渐渐疏远英国东印度公司。他鼓励其他人远航亚洲，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不列颠海域”沦为英国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荷兰人正从“不列颠海域”的北海渔场源源不断地捞取巨量财富——对荷兰共和国而言，这里就如同西班牙在美洲的金矿。荷兰渔民知道自己可以放心地仰仗本国海军——因为有一支常设的舰队分队是专门用来守护渔场的。相比之下，英国渔民和贸易商们则根本不指望本国海军，因为他们无力降服海盗，1638年后更对付不了荷兰人。1639年，敦刻尔克的海盗掳获4艘鲱鱼捕捞船，而且事后为了嘲弄英国的无能还特地将船停驻在唐斯港。
不过这些在17世纪30年代还不是那么事关重大。英国承运商趁西班牙与荷兰交战的时候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欧洲贸易运输，获利颇丰。声势日隆的伦敦城逐渐向阿姆斯特丹那样的世界商业中心靠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眼下的繁荣其实十分脆弱，一旦局势回归和平，腾出手的荷兰人就会全力夺回这些生意。“我们现在能维系这一大摊贸易生意全靠邻国的战事。”30年代末，英国以贸易成就霸主地位的前景看似越来越清晰，实则凶险叵测。
1638年与1639年，特罗普和荷兰共和国海军严密搜剿狭海上运送西班牙黄金、人员和物资的英国航船，其间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特罗普对英国港口也实施了同样的搜查。这又一次警醒英国商人，荷兰才是英吉利海峡的掌控者。彭宁顿的职责是保护商船不受特罗普诘难，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不过要求他们为此赔款之前，我们自己先得有一支像样的队伍，从而（与荷兰人对峙时）不致蒙受更严重的损失和羞辱，他们现在在狭海的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
特罗普回复彭宁顿所提要求时说道：“在我看来，你的大炮能打到哪儿，哪儿的地盘才是你的。”可谓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英国单方面划定海权的意图。
唐斯海战中，对阵当时世界上最强海军的彭宁顿手中只有10艘皇家船舰和10艘征用的毫无斗志的商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上将暗中嘱咐他：“遇上这种倒霉事时，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漂亮体面地让自己撤出来。”唯有查理一人看不出眼下已是毫无胜算，竟然毫不羞耻地向西班牙提出以15万英镑的价格换取英国对无敌舰队的庇护——他太过异想天开了。彭宁顿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特罗普的战船重创西班牙人。
荷兰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海军的强盛源于商业的繁荣，靠征税来维系海军是不可能的。在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中磨砺出来的军官和士兵有着精湛的航海技术和顽强的战斗力，贸易发展为战船提供资金，而战船又促进了贸易事业的扩张，荷兰正是因此拥有了一支可以把皇家海军踩在脚下的世界最强海军。相比之下，“海上君王”的宣言如同蹩脚的笑话，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自吹自擂。
夏荷清香202004 2022-03-0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