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泓水之战：从礼义走向诡诈
（2）——幽默的“军礼”
之前的系列中，我们已多次提到宋襄公和泓水之战，尤其是自西周以来即成为传统的“军礼”制度，现在就来系统说说“军礼”制度到底是咋回事。
在西周和春秋等“分封制”作为主流的时代，“礼乐”制度是社会的根本制度，它可以称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几乎涵盖和规定了社会和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礼节。其中对于军事和战争的众多规定，便被称为“军礼”制度。
大致来说，“军礼”制度可以按照战争的进程分成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部分。
首先说战前，如果您以为战前不就是宣战么，还能有什么事？那可就轻视了这个时代对于“礼”的重视了，正常来说，如果两个国家闹了矛盾，准备打仗了，首先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邀请对方前来“观兵”。所谓“观兵”，实质和今天的“阅兵”差不多，便是把本国的军队实力展示出来，让对方掂量掂量。如果觉得实力太过悬殊，那就直接认输吧，不用再打了。这就好比把战争直接简化为玩“掷骰子”，比比大小就行了。
这个“观兵”不仅仅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其更深层的是追求“礼”的精髓，那就是光明正大，公公平平。双方战前都要明确告诉对方，我有多少战车和士兵，你又有多少，而且不能光口头说，还必须请对方来“阅兵”，毕竟眼见才为实嘛。也就是说，战前双方都必须对对方的实力相互知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开战，否则不观而战，或者有所隐瞒，那可就不公平了，即违“礼”了。
齐楚的“召陵之盟”前，齐桓公就曾玩过这一招，他邀请屈完“观兵”并得意洋洋地炫耀己方的武力，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传统而已。而且屈完看完后并没有被吓尿，也侧面反映了楚国的实力确实不同一般，让齐桓公不得不权衡形势。
除此之外，在战前还有“不加丧”、“不因凶”等规定，意思是如果对方出现了国君逝世或者各种天灾的情况，那就不能再其发动战争，即使发动了也要停止。后面我们要讲秦晋之间的“崤之战”，这场战争就是晋文公死后阶段发生的，当时秦国并不顾及这一点，执意攻灭了晋国边上的盟国兼同宗滑国，这还不是直接打晋国，但也已经让晋国上下都极为愤怒了：“我们国君还没埋呢，你就敢动手！”因此才出兵截击秦军。这便是典型的“不加丧”的案例。
“不因凶”的案例，之前讲述的秦晋“韩原之战”便是典型。晋国饥荒秦国援助了，结果秦国饥荒，晋国不仅不援助，还趁机攻打秦国，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不因凶”的“军礼”，秦国自秦穆公以下当然义愤填膺了（既是饿的，更是被气的），因此很快发动韩原之战，理直气壮地教训晋惠公。
这些原则其实都是说明战争必须要“师出有名”，对方要有明确数的出来的重大罪错，己方才能发动战争。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召陵之盟”齐国率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可光说楚国不进贡显然罪错不够，因此齐桓公和管仲才不得不把周昭王的历史搬出来，即使那已经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但也总归是重大罪错不是？
与“师出有名”同步的便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出现的时间，应该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早。因为最初所谓的“来使”，是己方邀请来的，所以当然不能杀，不仅不能杀，还得好好以“礼”招待。这才是“不斩来使”的根本渊源和道理所在。同时，所谓“来使”，基本都被视为对方国君的代表或者说化身，那就更不能杀了，这是基本规矩，违背是要备受天下鄙视的。这一点，在“军礼”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偶尔会遭到遗忘，这才出现“斩使以立威”等现象。
战中主要是指战争具体发起到结束这个时间段。双方宣战以后，要约定时间和地点，届时双方准时到达战场，各自排兵列阵，然后堂堂正正地决战。在此之前，双方不能抢先开战，某一方的偷袭更是不被允许。整体来说即“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乘人之危“半渡而击”，正是传统“军礼”的基本要求，而“不鼓不成列”，意即对方如果还没有排好阵势，那就绝对不能攻击，因为这同样有悖于“公平”精神。
在具体战斗的过程中，宋襄公所说的“不攻击受伤者”、“不伤害年龄太小或者太老的人”，也都是“军礼”的具体规定。比这更严苛的是，如果一方率先攻击了另一方，那就必须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否则便是违礼。这就要提到那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了，宋国内乱期间，华豹和公子城两个死对头在战场上碰到了。华豹先是一箭差点射中公子城的右耳，公子城还没来得及还击呢，华豹的弓又拉满了，箭都已经要再次射出了。这下公子城就不满意了，他大喊：“你已经射我一箭了，居然不给我机会反击，真是太无耻了！”于是华豹就放下了弓箭，由着公子城攻击。公子城也不客气，他箭法更准一些，一箭射死了华豹……
这已经是泓水之战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看来宋国的“军礼”信仰乃至“礼乐制度”确实源远流长，宋襄公着实后继有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逃跑”的规定。战胜的一方对于战败的一方正常来说不能追赶，就算要追也只能追五十步。孟子那个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其实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因为按照“军礼”，五十步内的逃兵是有被追杀的危险的，而且他还可能反身参战，对敌军也仍存在威胁。但这一切对于一百步、实际已经脱离战场的逃兵来说，两种危险却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五十步的当然可以嘲笑一百步的，这里面有本质的“界线”区别。当然我们已然不能确切知道“五十步”到底具体是多少距离，但考虑到“军礼”规定都细致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说不定双方战前都已经在各自战阵的后方画好了“五十步线”，提醒对方“见线勿追”。
这一点有个极为搞笑的战例，那便是后来晋、楚之间的邲之战。战斗中晋军落败逃跑，有些战车坏了，陷在了泥里出不来，楚军虽然号称蛮夷，但也仰慕中原的“军礼”制度，不仅不趁机攻杀，反而帮助晋军修车推车。等战车出来后，晋军再逃，楚军再追。可没追几步，晋军的战车又坏了，楚军只好再次帮忙。晋军士兵心也挺大，反而打趣帮忙修车的楚军：“哎呀，还是你们擅长修车啊，估计以前战败逃跑的次数挺多吧，修车经验竟然如此丰富，真是佩服之至！”原本该血腥惨烈的战场，就这样充斥着几丝幽默滑稽的色调。
战场上都不能越线追杀，那战后的“军礼”自然就更讲究了，比如不杀俘虏，尤其是不能杀害战败一方的国君和高层贵族，除非对方真的罪大恶极无需审判。此时既然胜败已分，双方主流的做法便是“会盟”，也就是谈判吧，双方商量谈定战后的处理事宜，失败方割地也好，怎么赔偿也罢，总之形成盟约，各自遵守，谁敢背约，“军礼”不容。
这就是“军礼”的大致构成情况，在后人看来，这种“军礼”几乎不啻于“过家家”之类的游戏。这个认识，确切地说，并不算离谱。
原因也很简单。天下诸侯都系出同源，既然都是本家、同宗，上头又有周天子或者齐桓公这类大家长执天下牛耳（西周时期自然是周天子，春秋时期是指周天子尤其是齐桓公等霸主居中做主），相互之间实在不必赶尽杀绝。军事战争从地位和功用上来说，就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手段尤其是终极手段，因此“军礼”自然会笼罩着几丝温情甚至幽默的色调，同时，这也说明军事的确只是政治的延续，而非政治的必然组成。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使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这还是指春秋时期，如果上溯到西周，施行“军礼”的战场恐怕更加“幽默”！
正是在这样的“军礼”制度指导和限制下，中国军事战争在最初的长达六七百年（指西周至春秋，上限可能更上）的漫长时间里，都呈现出“礼义之兵”的优良传统。光明正大、公平决战是它的核心精髓，双方比拼的只是勇气和实力，任何的欺诈、偷袭、隐瞒、乘人之危、攻击弱小等都是不被允许、违背“军礼”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一点上来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是无可置疑的“礼义之兵”！他对传统制度的坚持和信仰，也是他能在后世获得相应推崇和同情的主要原因，也是围绕他会出现重大争议的根源所在。
视角稍微放开，“军礼”只是“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笼罩在“礼乐”制度下的整个社会的运行情况，也大概能从“军礼”管中窥豹，这就是在分封制下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贵族精神”，总体来说，其精髓无疑就是凡事有礼依礼，绝不能逾越。
这里就要说到韩原之战前后晋国的大夫庆郑了，他就是当时上流社会典型的“贵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出于对于“礼乐”制度的遵循，他明确反对晋惠公不救援秦国反而讨伐秦国的不义之举，并认定秦国有讨伐晋国的资格，虽然他是晋国人，这么说似乎有“卖国”的嫌疑，然而这只是我们后人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允许这样的，所谓“君无道臣投他国”，出投他国都被允许（比如宫之奇在虞国灭亡前跑路），何况只是语言上怼怼晋惠公。其后，无论是被剥夺“车右”的资格还是不用郑马的建议不被采纳，都是对他“贵族”身份的重大侮辱和轻视。凡此种种，导致庆郑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撂挑子的，甚至在战场上对晋惠公落井下石也不能说就错。但让庆郑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能够打胜的战争却打败了，而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他各种“神级”操作的原因。因此庆郑作为贵族的应对策略很明确，如果晋惠公被秦军杀了，那他就要随之自杀以谢晋惠公。而既然晋惠公没死，他就要等着晋惠公回国来处罚他，从当时的礼仪要求来说，他必须要给与晋惠公处罚他的机会，不能擅自逃跑，剥夺国君的处罚权利，如此才不失“贵族”的风范。而他最后慨然赴死，也正是出于维护“贵族精神”的尊严。庆郑的选择和举动，都是当时“贵族精神”的正常体现，尤其晋惠公还是庆郑讨厌甚至鄙视的人，但这一点反而凸显庆郑坚持的可贵。只是时代剧变以后，后人理解起来已经存在了极大的环境障碍。
相信大家看到此处，估计会产生个疑问，这里所谓的“贵族精神”、 “礼义之兵”不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么？客观地说，虽然二者不能完全等同，但实质确实差异不大。就表现来说，“军礼”指导下的“礼义之兵”，实际的确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骑士”间的决斗，而骑士注重荣誉和公平、不畏强者、勇敢作战，同时又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这些无疑都和“贵族精神”的精髓暗合。这一点的原因我们以前已曾说过，那就是他们都是“封建制”社会下的必然产物，不足为怪，只是出现时间上中西方有差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宋襄公是一个坚守“贵族精神”的中国版的堂吉诃德，那么他到底真的错了么？如果错，又究竟错在了哪里？
（连载未完待续。）
请搜索关注公众号【微存在】，获取更多文章资讯。
幻宇__微存在 2019-12-26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