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这部电影的本意可能不是表达反战思想。相反，它可能想再次重申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伟大，以及颂扬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品质，毕竟这是博纳影业的“中国胜利三部曲”之一。并且特别是在当前大环境下，中美政府矛盾不断加深，民族主义日益崛起，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机，浓烈的民族情绪和民族自豪感可能才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即使不走进影院，这样的对其意图的理解和阐释也不会有什么大错，但是直到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才发现也许还有第二种理解它的途径——作为一部反战电影。
《长津湖》最明显的问题之一也许体现在人物塑造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是丰满立体的。主要几个配角的性格主要靠对各自背景的叙述构建，就像在阅读枯燥且没有感情的生平介绍。电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注意的努力展现各个角色不同的个性，当所有角色都用相同的方式塑造，那么角色性格看上去就成了累赘。即使整部电影穿插了几段战士们在战争前或战争间歇打闹的场景，看起来也像是看完慰问演出后，台下士兵整齐划一地大笑和鼓掌的场面。乍看过去似乎是有生气的，但是一细看，这样的生气连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就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关于个性的虚假表演。在人物塑造这点上，整部电影好像在和观众说：“以上是这个人的背景故事，现在我命令你和他共情。”
零碎的剪辑同样阻止观众和角色共情，通信塔和长津湖两场重要战斗充斥着破碎的剪辑和中远景镜头，观众几乎难分辨出现在画面上出现的演员是谁，在干什么。我们也许知道那是7连某一个士兵，可能是某个配角或是主角。他们服装一致，面部大多被硝烟和血液覆盖，再加上大部分时常只有一两秒的镜头，观众实在难以在短的时间内对画面呈现的故事做出如此多的判断。
战斗镜头同时消解了主角和配角的个体性，而把他们融入进军队的集体性中，似乎也消解了之前为构建角色所做出的努力。观众无法和角色共情可能恰恰体现了某种反战的色彩，在战争里和某个士兵共情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往往成为一种阻碍。每个士兵也许有各自的背景故事，也许有自己追求的人生意义，但这和战争所追求的目标——胜利——实在是不相干。如果说《长津湖》有成为一部史诗的决心，那么对角色的仔细刻画实际上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战争胜利这一终极主题上分散开来，从而造成一种自我矛盾。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悖论：在这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的电影里，为什么需要塑造这些角色？不说配角，我们为什么需要伍千里和伍万里作为主角？
在战争中集体性被无限放大，人的个体性被压到最小，战争对这两个对抗性的概念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投入战争就意味着抹去自我，把自我的意义替换成宏大叙述所展现的意义——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为了这个目标，士兵们要尽可能排除关于自我的一切干扰，不管是回老家建房的愿望，还是教会女儿算术题的承诺。从这一点来看，崇尚自由的人大概不会希望战争爆发，并且会尽可能阻止战争发动，因为自由往往意味着个体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个体的独特性超越了集体的共性，而战争又不遗余力地摧毁这个理念。所以我们似乎看到电影结构上呈现的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冲突，当几个配角试图展现自己个体性，成为内涵丰满的角色，电影所追求的集体性又在不断压抑这种趋势，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主要配角们都获得了苍白的人物形象。
除此之外，7连的战友情和友情也展现出强烈的冲突性。伍万里加入7连时是它的第677名士兵，即使当时7连只剩下100多个人，因为他的序号算上了每一个加入了7连，或调走，或牺牲，或退伍的士兵。在此战友情是被极度放大的，但与之相对的是友情的极度压缩。Sarah Cole 在她的文章“Modernism, Male Intimacy, and the Great War” 里提到战场上战友情（comradeship）和友情（friendship）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战友情意味着绝对的信任和为保护队友牺牲生命，它却存在在战场上随时破裂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战友都可能随时阵亡，或是因为受伤回到后方，这辈子都不再相见。所以战友情的对象是某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人，再加上随时面临的死亡，战友情这样对象不定和关系短暂的特点事实上是反友情的，因为友情意味着特定对象的长久关系。而观众在《长津湖》里看到的也更多是战友情，而没有真正的友情，即使是伍千里和连指导员的关系，似乎在指导员解放战争结束退伍回家后也结束了，直到他再次回到7连才重新开始。Cole 进一步认为战友情和友情的冲突是可能被视作威胁的不安因素，所以当战友情被战争的宏大叙事强调，友情就必须被压抑。
即便如此，战友的牺牲依旧可能对士兵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成为电影的不稳定性，以至于会颠覆整部电影的主题。7连的故事主线的结束并不是长津湖战役的胜利，而是雷排长的牺牲。雷排长开车载着标志弹把美军飞机的轰炸从部队中引开，最后被炸弹命中身亡。在这之后美军的轰炸不再继续，志愿军打扫战场和重新集结部队也暂停了。7连在电影里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几名战士抱着雷排长的尸体哀悼。在这一幕，战友情和友情的激烈冲突似乎制造了一个动摇整部电影合理性的缺口，故事的逻辑为哀悼一名阵亡士兵让步，于是电影想表达的本意也可能受到质疑。
个体的无关紧要在伍千里和伍万里的故事主线里有更明显的体现。虽然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观众都跟随着他们的视角体验抗美援朝战争，但他们的故事在和北极熊团的战斗结束，雷排长牺牲后就结束了，之前花了大力气构建起来的兄弟关系的主线被完全抛在一边，而观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活下来？也没能在电影里得到解决。在结束和北极熊团战斗之后，7连还剩下多少人活下来了？他们下一步动作是什么？还有没有参加接下来的战斗？伍千里有没有在春天回到家乡，完成给爸妈建房子的承诺？
故事的主线突然中断后，电影切换到了美军的视角，介绍了172团3连和连长杨思根的战斗故事。杨思根在长津郡下碣隅里的战斗中带领3排多次打退美军的进攻，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怀抱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完成了切断敌人撤退线路的任务。之后，在撤退路上，美军指挥官遇见了冰雕连。他们是一批试图在美军撤退路线上进行伏击的志愿军部队，但是因为气温极度寒冷和缺少保暖衣物，这个连保持战斗队形成建制地被冻死在阵地上。至此电影全片结束，并开始用字幕和历史影像对抗美援朝战争做整体说明和总结。
除了7连的主视角，在长津湖战役中观众还短暂跟随了9连的视角，这是一支观众几乎对其一无所知的部队，唯一的信息是他们埋伏的阵地紧靠着7连。在此7连和9连似乎构成了两个平行文本，当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和7连士兵的共情，他们也许会好奇突然出现在画面里的9连士兵背后是不是也有同样独特的故事，是不是也有想伍千里和伍万里一样值得探索的故事线。但一切仅止于此，观众不会对9连有任何更深的了解。于是这传达出来的信息是，观众跟随7连的视角完全是随机的，并不是因为7连的故事值得展现，不是因为伍家兄弟或雷排长的故事有强烈的独特性和内在力量。在这场战争里，谁的视角都无所谓，也都不重要。
有意识地切除对故事主线的叙述再次回到了前面提到的观点，在战争的宏观语境下，小人物，单个士兵的命运是最不受重视的。他们的确可以打赢局部战斗，可以幸存，可以建立兄弟情，可以有回老家盖房子的计划，但这都无关紧要。这个无关紧要不仅指个体性对战争结果没有影响，更体现在对个体性的蔑视和不屑一顾上。当我们发出伍家兄弟后来怎么样了的疑问的时候，电影的回答是：有必要吗？战争本身就是宏大叙述，士兵被简化成数字和扣动扳机的手指。当个体不被需要，就更不要说关于个体性的各自独特的背景故事了。
相比于《长津湖》让观众看到个体性的消亡，近几年西方的主流战争片却让人看到个体性的极端前置。具体的例子包括《敦刻尔克》，《1917》，以及《血战钢锯岭》。这几部电影紧跟主角的视角，他们身处的战争事实上成为背景，变成在战斗任务结束后他们实现灵魂升华的工具。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1917》，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镜头，跟随两个英国传令兵穿过德军的封锁传递消息。在其中一个士兵阵亡后，电影的视角就完全集中在仅存的那个传令兵身上了。这样对个人的极端聚焦意味着对个体性的极端放大，当他成功完成任务传递消息，阻止一支英国部队落入德军圈套之后，他就成了改变战场形式，拯救许多生命的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于是成为绝对的主题。这样的电影其实是鼓动战争的，因为在这样的呈现下，战争不是两国政治人物为了各自政治利益派遣军队进行的厮杀，而是个人实现英雄的转化的途径。
成为英雄是某一场战役的主题，而非取得战役的胜利。《血战钢锯岭》也是个绝好的例子，坚信基督教“勿杀生”信条的德斯蒙德在钢锯岭的战役中拒绝持枪杀敌，但却作为医疗兵徒手拯救75名伤员。人性的光辉，信念的坚守，不屈的意志，个人的力量这些主题都被前置，唯独没有战争的残酷。不过也许是有的，这部电影充斥着断肢和暴露的伤口，但它们都是德斯蒙德在成为英雄的道路上的工具。这些电影让观众忘记战争是一种宏大叙事，而只记得这是一个人的蜕变。
这篇文章前面还提到了杨思根烈士和冰雕连，他们出现在7连结束和北极熊团的战斗之后，是以美军视角讲述的脱离主线的支线故事。于是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单从电影的结构来看，他们的出现是为了展现战场的惨烈和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无畏，或者说，似乎仅仅是为了牺牲。他们成为被宏大叙事赞美的军人品质的具体符号，而他们也仅仅只需要以符号的状态呈现，而不需要像伍千里和伍万里一样稍微附上个体性。正如中国纪检监察报10月9号的评价，冰雕连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让杨思根和冰雕连作为一种符号呈现，《长津湖》的确做到了，在结尾，这部电影把观众从对伍家兄弟可能的共情中抽离出来，拒绝观众通过故事的“发展”到达某个“结果”，而是另外呈现一个和主线毫不相干的结局，明确说明战争的宏大叙事需要某种特定的结果作为符号，此外这些结果的过程似乎是不值一提的。
伍家兄弟的故事和杨思根和冰雕连的故事互相配合，为观众传达了两层反战意识。从伍家兄弟的视角来说，战争彻底否认个体性，个体退化成手持武器的士兵，目的是把武器运送到某个特定位置开火，所以在战争中我们只能看到面目模糊的个体；从杨思根和冰雕连的视角来说，个体呈现出的英雄主义可能会被战争的宏大叙事符号化，这意味着对宏大叙事来说，个体的作用仅限于成为宣传的符号，而对个人无法从中获取意义，战争不是获取荣誉，实现个人心灵转变和升华的场所。
《长津湖》的本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支持战争的，但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似乎能得到一层反战的解读。这样冲突的文本阐释对电影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并作为某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流传下去。虽然这篇文章认为电影忽略了人的个体性，但它依旧为个体性的发掘留出了空间。当观众走出影院，并在网上发问“伍千里和伍万里最后活下来了吗？”的时候，观众就是在追寻他们（角色和观众自身）的个体性，同时也承认个体性巨大的重要性。对于杨思根和冰雕连也是，虽然他们在电影里作为有固定意义的符号呈现，但这也恰恰促使观众在走出影院后查找更多关于他们的资料，去追寻他们的生平过往，在观众心中建立起他们的个体性，完整电影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渔子臣 2021-12-03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