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孩帮》到《燃烧女子的肖像》，席安玛的关于人性的亲密戏剧为她赢得赞誉。本篇访谈中她谈了新作《小妈妈》，以及法国电影业界的问题。
Xan Brooks
2021年11月14日
瑟琳·席安玛的电影，是关于那些被偷走的时刻、秘密的自我和在阴影中创造出活力人生的局外人的小制作。她的主角是那些被忽视和不被认可的人们，无论是来自巴黎郊区的黑人女学生，还是在十八世纪布列塔尼的风中屹立的同性恋人。她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寻求安身之所和赋权。这两样东西，我猜，她的粉丝们已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了。
“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她说。“拍的总是那离尘出世的几日时光，在那里，我们可以遇到每个爱人，彼此相爱。而且我的电影总是关于女性的，因为她们只能在一个私密的地方才能做自己，在那里她们可以分享她们的孤独、梦想、态度和想法。”她的电影旨在创造某种安全空间，显然是为了主角们，希望也为观众们做到了。
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关注席安玛的电影，并自作多情地把这想象成一个小众爱好，后来才意识到，我只不过是大群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且，它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在她 43 岁生日的前夕，她从《水仙花开》和《假小子》等艺术电影的边缘地界一跃而出，以《女孩帮》获得追捧，并凭借 2019 年屡获殊荣的古装爱情电影《燃烧的女子的肖像》与主流对接。在今年的伦敦电影节上，导演在舞台上受到观众的欢呼，就像一个征服世界的女主，一位以人性的亲密戏剧面对全世界的创作者，她说“我成了我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她用鼻子哼了一声“就，是就是吧，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一个灰色的星期六早晨，我们在一间走廊复杂的酒店套房见面，房间俯瞰街道。她刚起身，但已经进入打拼状态。她的眼睛里还有睡尘，飞行员夹克的肘部挂着一个口罩，她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盒金色万宝路。她承认，一做完采访，她就要溜出去抽烟。
席安玛已名声大振，幸运的是，她的电影仍保持着小制作。她最新的《小妈妈》 就是一个绚丽迷人的袖珍作品，一个童话般的故事，里面有一个闹鬼的乡村别墅、一座魔幻树林和一个兼作时光机的简陋树屋。在短短的72分钟里，席安玛讲述了八岁小孩奈莉的故事，她在外婆去世的震惊中慢慢恢复，在外婆留下的空宅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个女孩交上了朋友。一部走传统路线的电影，可能会选择在两个小伙伴的关系上兜圈作文章。而《小妈妈》则片如其名，直接切入正题。“我是你女儿，”奈莉告诉玛丽安。“我从你身后那条来路而来。”
席安玛说，戏剧性的问题在于，它总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它是关于对抗和敌人，通过暴力达到解决。而她想做不同的事情：构建出紧张的、引人入胜的戏剧，其中的参与者们态度开放，身份平等。她说：“如果一场戏以角色的协商和同意开始，我会突然全神贯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性是无限的。这场戏发展方向不可限量。”
尤其是《小妈妈》发展方向，对不可靠的母亲和她的受挫折、焦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抹去岁月的差距，使两个主角并肩而立。席安玛解释说，家庭的悲剧在于，只有当我们达到父母的年龄时，我们才能与他们保持同步——当然，到那时他们已再度渐行渐远。“我们只有在长大之后，才能在政治上遇见我们的母亲，了解她们所做的决定以及她们承受过的具体压力。这个政治体系，这个繁殖体系。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用和她们一样眼光读到这个世界。但是，通过虚构，通过时间旅行，我们可以在某个平等的地方做到这一点。”
观看《小妈妈》，看那魔幻小树林和飘忽的孩子（感谢双胞胎 桑氏小姐妹的完美呈现），我想起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或宝拉·雷戈的某幅神秘画作。席安玛则提到宫崎骏和《回到未来》作为另外的灵感来源。但，避无可避，真正的灵感来自身边。“我本想把它作为一个治疗工具，”她说。“在这部电影里，我问了自己一个私人问题。如果我在（我们俩）八岁时遇到我母亲，我们会是什么关系？她会是我的姐妹吗？我们会是朋友吗？我们会有同一个父亲吗？诸如此类的种种。”
看着这样的问题在大银幕上铺陈，她的母亲一定会感觉奇怪。 “对啊，我也不知道。”她摇摇头，耳环随之舞动。“她去看了这部电影。我知道她看过这电影了。她没有给出评论。”
你没问她？再一次摇头，这一次几乎是慌乱的。“啊，”她说。 “没有。”
石头落地。哦，我说。你和妈妈不亲近。
“不亲近。” 席安玛把脸皱了一下。“我的意思是，这话是不该说的。这不是拿出来讨论的话题。我也不想跟你东拉西扯。是真的，我们不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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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安玛在巴黎西北的塞尔吉-彭图瓦长大，形是由父母养育，神则是由电影养育。她回忆说，她奶奶是好莱坞经典影迷：粉的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加里·格兰特和詹姆斯·斯图尔特。少女时期的她发现了乌托邦，塞尔吉的一家艺术影院，她最勤的时候每周去三次。在乌托邦里她萌生了从事电影工作的想法，尽管大学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做市场营销。“两千年初，那是初创公司的光辉时刻。在九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一家公司的一生。公司业务是商务航班模拟器。我们起飞，我们升空，啊，我们坠机了。”她大笑。“然后我就去了电影学院。”
席安玛本计划成为编剧，或许影评人。导演这个职业她觉得太不稳定，太男性专属。但她很快就站在了镜头后面，拍摄自己的毕业作品。她回忆说，那是她第一次在片场发号施令，她第一次担任领导。
说到领导这个词，她又皱了一下脸。“对啊，领导，听上去很拽很父权。但是电影界就是等级森严。作为导演，你必须给所有事下决定。如果有人点一支烟，他们会拿出十盒火柴，要你选择用哪种火柴。基本上这就是工作内容。你要在墙上装什么样的电灯开关？你要在墙上刷什么颜色的漆？没错，你是领导，但你每天要做的，是回答五十、六十或一百个问题。”
性欲满格的《水仙花开》是一部经典首作，是一份意向声明。席安玛去了家乡塞尔吉拍摄这部电影，由她的伴侣阿黛尔·艾奈尔担任主角，花样游泳队队长。她想表现被困的青春期的迷茫与渴望；让每一位观众通过少女的双眼看这世界。这个新冲击让一些影评人手足无措。“观看《水仙花开》，”《观察者》杂志的菲利普·弗伦奇当时写道“让男观众觉得自己像偷窥狂。”
当我大声读出这句时，席安玛说“哎哟喂！太疯狂了吧。我可不是那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人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是件有趣的事，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电影就是这样。当我们每次重新观看它时，它都会变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变了，或者文化变了。她解释说，《水仙花开》中有一个场景，一名游泳运动员被迫与男友发生性关系。前几天席安玛想起这场戏并意识到，她拍摄的其实是强奸。 “但那时我完全没想到那样指称它，以为那只是一次糟糕的初体验。后来男孩又回来试图吻她，她往他嘴里吐了口水。在2007 年放映时，每个观众都“呃”了一声，因为他们对她的做法感到厌恶。现在则不同了。就在疫情之前，阿黛尔去一所高中放了这部电影，之后她打电话对我说，反应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欢呼和鼓掌。他们认为那女孩做得对。”
说到这，她被一阵咳嗽短暂地打断。她咳得弯下了腰，耳环舞动。她说：“没事，我检测过了，“并指指桌子上的烟盒。是香烟，而不是病毒，在她肺里搞事情。
阿黛尔和席安玛的情侣关系在数年后转淡。但她们在创作上的合作一直持续至今。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阿黛尔·艾奈尔饰演 Héloïse，一位与米兰名门订婚的贵族女子，她与奉命前来为她画像的艺术家（诺米·梅朗）发生了一段刻骨铭心之恋。这又是一部被置于女性凝视下的电影，一个凝视美，然后在大银幕上画出其美的故事。 席安玛把拍摄过程比作套娃：她看着镜头里的诺米，镜头里的诺米看着阿黛尔。从表面看来，电影探讨了席安玛和阿黛尔的关系的复杂性，和那个的古老、性别歧视的传统几乎吻合了——这部电影之核心，即是伟大的艺术家与缪斯的关系，不是吗？
席安玛刚从咳嗽中恢复过来。现在我这一问，有再度激起一场大咳的危险。 “不，不，”她急中带喘地说。 “恰恰相反。没错，当然，是关于我和阿黛尔，是有谈到缪斯的概念，但是在颠覆它，消除它。本片说的是，世界上并没有缪斯，有的只是合作者互相激发灵感。”
《燃烧女子的肖像》乘好评如潮之势，一举拿下恺撒奖（约等于法国的奥斯卡）九项提名，最后只收获一项奖（克莱尔·马彤那光彩夺目的摄影）。当大会不顾争议，宣布罗曼·波兰斯基（1977 年他因吸毒和性侵13岁的萨曼莎·盖默被捕，坐监42天后逃离美国）为最佳导演时，席安玛和阿黛尔离场颁奖典礼以示抗议。从现场录像可以看到，阿黛尔嘲讽地鼓掌大喊：“太棒了，恋童癖！”
席安玛拉下了脸。这是她不愿讨论的话题，离场已是足够的态度宣言。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她说。 “它就是发生了，就这样。”
在恺撒奖上公开抗议不是就这么发生吧。 “不是，OK。”她拉下脸。 “但是并没有计划。一切都发生在当下，几秒钟时间而已。就是抬腿走人，就这么简单。那很难。站起来难，迈开腿也难。我也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行动。但有时你必须行动。”
无论如何，与其说问题在于波兰斯基，不如说是那种文化。她认为，法国电影界整个体制是性别歧视的，明目张胆地固守着陈规。这个行业由害怕变化的老白男把持。这就是为什么她必须在边缘开拓空间，在那里放飞她的叛逆女孩们和她们的秘密生活。她说，如果她的祖国不听，也许世界其他的地方会听。
7 月，朱莉娅·迪库诺(Julia Ducournau) 的血腥身体恐怖片《钛》在戛纳获得金棕榈。 9 月，奥黛丽·迪万 (Audrey Diwan) 的严苛堕胎剧《正发生》在威尼斯拿下最高奖项。接着，9月的晚些时候，《小妈妈》接力完成了这个法国三连胜，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获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所以，你看，我认为变化终于开始了，”席安玛说。 “法国女性电影人的影响力日渐强大，因为她们变得更加国际化，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资金和认可。是的，我看见国际评审团把威尼斯的金狮和戛纳的金棕榈给予了法国女性，这让我高兴。这是一个好信号，一个大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只能依赖本国行业而生存。”
它为糟糕的状况涂上了一抹亮色。她说法国电影已陷入泥潭，但庆幸的是世上抛来一条救生绳。 “是啊，”她笑着说， “这总比我们被困泥潭强。”
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那些香烟不会自己抽。我们走下楼梯来到街边，现在已开始下雨。 “要来一支吗？”她说，但我想我已经把她扣留得太久。她站在遮雨蓬下，竖起衣领，正遍拍衣袋寻找打火机。她终于赢得了她自己的被偷走的时刻。
原文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1/nov/14/celine-sciamma-petite-maman-interview-girlhood-portrait-lady-fire
朗姐围脖 2022-01-1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