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那些“盲”区，不是几部电影可以解决的。

​​导演李杨

原文撰写于2018年2月4日。

14年前，李杨拍出《盲井》的时候，因为题材的原因，这部写实中国社会部分现象的电影，并没有获得在国内大规模上映的机会。虽然电影市场没有给与这边优秀的作品以商业尊重，但是从获奖的级别来看，处女座《盲井》却算得上是李杨非常骄傲的电影作品。

这部作品除了斩获各大影展的电影奖项，最大的价值，恐怕还是推出了王宝强，这个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员。

可以说，是李杨中转了王宝强的电影梦，有《盲井》的本色出演，才有《天下无贼》“傻根”的塑造。

从《盲井》到《盲山》，李杨用极为朴实的拍摄手法，近乎纪录片形式的方法，力图用电影艺术，白描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的可怖却又藏于身边的那些事实。

尽管李杨的艺术修养，是积淀和成长于德国，但是令人意外的时候，这位专修艺术有话剧修为的自由派导演，却更热衷于纪录片的拍摄。商业，似乎与他绝缘。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艺术电影的热爱，一方面是因为他所选择拍摄题材的小众。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你一定选择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你就注定要与商业价值告别。

陈可辛在拍摄《亲爱的》，尽管是儿童走失题材，但是他所取材的角度，却是启用本身就极具票房号召力的两位成名已久的演员黄渤和赵薇。《亲爱的》虽然在票房和故事性都得以保障，但是相对于《盲井》和《盲山》近乎残忍的揭露，《亲爱的》更像是一个百转千回，还留有余念和美好留白的电影。

悲惨的世界，大概更适合冷峻的方式去记录。显然，李杨是这样做的。

李杨在接受采访时说，拍完《盲道》，他就打算开始拍商业电影，赚养老钱了。

这段采访的真伪不去计较。对于他来说，为艺术电影，留下《盲》三部曲，不论电影的品质如何，都值得所有电影人尊敬，也都值得所有的影迷，和社会人士致敬。

中国不缺乏强大的电影市场，更不缺乏电影投资商，但是对于题材，商人从来不会愿意把钱投资在很难有票房的文艺电影上。许鞍华导演拍了一辈子文艺电影，其中也不乏票房不错的佳作。但是至今也未能在香港购置房产，诚然，许导的生活哲学，或许无意于物质，但是至少证明。文艺导演，远远不如商业导演赚钱容易。

香港乃至内地更多的，还是王晶类型的导演，拍电影，就是为了赚钱。即便是《追龙》，也是商业类型片里，加入了一些久违的港片元素而已。

在世界伟大的三部曲中，《教父三部曲》记录的是人物和时代，《往事三部曲》记录的是时代和变迁，《黑客帝国三部曲》则描述了一个科幻和映衬的假象，我个人觉得，这些“三部曲”无一例外，都是电影剧情，拍摄手法，和拍摄思维的大突破，都是影史教科书的存在。

而《盲》三部曲，更侧重于记录社会，把时代里的那些疾病，毫不留情的，还原和粗糙的写实。《盲井》里的病人，是贫穷下人性的贪婪，伪善，险恶，这种恶是制造杀机，穷凶极恶的缘泉。看完《盲井》，再阅读那些真实雷同的案件，让人不寒而栗的是，电影里描绘的，全部是人间的事实。

而《盲山》则记录的是非城市里的那些落后，愚昧，拍摄于2007年的《盲山》至今不过十年，十年前的电影，剧情的那些故事，至今还在中国各大偏远山区时有发生。电影，记录着一个国家不曾为人所熟知的罪恶，而现实，则一再去印证这些记录的真实。

这才是极为恐怖的事情。

而正在上映的《盲道》，则把镜头转向城市里，流浪乞讨的儿童。这多达一百多万的人群，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记录过同样是利益驱使下的儿童乞讨群体。人为的制造残疾，以可怜的悲惨外貌博得人们的同情，从而促进乞讨的成功率和获得更大的乞讨金额。而在这些乞讨中，一部分儿童可能涉及拐卖，诱骗。

不是所有的结局都像《亲爱的》那样，孩子回归，全家团聚，在疗伤的过程里，至少还有家人团圆的时刻。

从矿场到山区，再到城市，李杨的镜头或许在变得更加贴合时代，但是，在强大的审查制度下，《盲井》的无从上映，《盲山》的不合时宜，《盲道》在阉割下的不得不迎合。

我们可以指责李杨，没有坚守他所坚持的镜头的真实，灰暗，压抑，就好像手术刀一样，去血淋淋的解剖这个病态的社会。

但是，我们仍然要为这个以14年时光，磨砺出《盲》三部曲的社会导演。

我们现在，还可以目睹他的创作，或许，等他真正不再执导，亦或真正的去拍商业电影养老的时候，我们才会怀念他曾经的存在。

当然，中国社会的那些“盲”区，不是几部电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