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暴力下女性面临的隐秘围猎
- 三联生活周刊
- 2024-08-30 23:39:21
性别暴力下女性面临的隐秘围猎 2020年爆发的“N号房”事件催生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但在法令颁布的三年后，今年5月，韩国首尔大学爆发了新的“N号房”事件，犯罪嫌疑人制作上千份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社交软件Telegram进行私密传播，与此前N号房的作案手法非常类似，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达61人，包括首尔大学学生和未成年人。
与犯罪行为不断上涨对应的是隐匿在镜头与屏幕背后的观看群体，以及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此前李胜利的前合伙人发出过令人震惊的“控诉”：“如果三年前胜利的KakaoTalk聊天内容被认为是犯罪的话，那所有韩国男性岂不都成罪犯了？”
事实上，从性侵、偷拍，到胁迫、传播、观看，正是参与其中的男性们共同完成了这场集体的性别暴力。
随着性犯罪曝光而来的针对女性的凝视、审判、侮辱，并不会因为法庭对罪犯的审判而减轻，最终受到更多、更持续伤害的仍然是女性受害者。这是女性们更担心被偷拍、被曝光的原因，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时候，受到“色情复仇”伤害的都是女性。
英国伦敦大都会警方根据信息自由（FOI）请求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0月1日到2021年10月31日期间，伦敦的“色情复仇”案件增加了698起，而其中女性群体仍然是最大目标。中国台湾地区公益组织妇女救援基金会从2014年开始关注“复仇式色情”的议题，在他们最接触到的案例中，51%的加害者为受害人的前、现任伴侣，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占到96%。
究其原因，父权文化占据主导的文化背景，身体性化、贞洁观念等等长期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根深蒂固，这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上，也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因此“荡妇羞辱”成为一种针对女性的社会暴力，无论身处任何社会阶层，都能够轻易让女性轻易陷入深渊，对其身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现代社会，羞辱和污名仍是强大的武器。在这个信息传播迅速，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越是猎奇、低俗的谣言越容易以光速传播。而法律上针对其中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和惩罚力度，相比于受害者受到的实际伤害可能是极不相称的。
四年前震惊世人的“胜利门”丑闻，最初为何没有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提出控诉，原因除了犯罪手法的隐秘之外，更重要的是直面性犯罪会给这些女性带来更大的伤害。提出控诉的女性往往要接受一遍又一遍地质询：是否是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同意拍摄视频？就像是最初曝光郑俊英的景美，不仅面临诬告的风险，还遭受了巨大的荡妇羞辱。
即使证据链完整，已经在法庭上尘埃落定的犯罪事实，也带来了更多不怀好意的联想和讳莫如深的猜测，进而发展成为对于女性的质问和规训。甚至在纪录片的评论中，仍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去夜店这种“危险的地方”。
如今这些“危险的地方”仍然以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经营着，提醒女性自我保护固然是重要的，但当提出这个质疑时，被凝视的主体就已经变成了女性，即使相比真正犯下罪行的罪犯们，这些女性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犯罪的举动。这样无意识的思维惯性，正是“荡妇羞辱”机制总是能够在社会舆论层面有效运转的原因。
比起极端的犯罪行为，这可能是女性们面临的更广泛、更隐秘的一种“围猎”。韩国女性感谢中国网友为她们发声
节选｜BBC纪录片：扳倒性犯罪者“李胜利们”，“具荷拉们”的勇气与代价
作者｜魏侨
与犯罪行为不断上涨对应的是隐匿在镜头与屏幕背后的观看群体，以及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此前李胜利的前合伙人发出过令人震惊的“控诉”：“如果三年前胜利的KakaoTalk聊天内容被认为是犯罪的话，那所有韩国男性岂不都成罪犯了？”
事实上，从性侵、偷拍，到胁迫、传播、观看，正是参与其中的男性们共同完成了这场集体的性别暴力。
随着性犯罪曝光而来的针对女性的凝视、审判、侮辱，并不会因为法庭对罪犯的审判而减轻，最终受到更多、更持续伤害的仍然是女性受害者。这是女性们更担心被偷拍、被曝光的原因，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时候，受到“色情复仇”伤害的都是女性。
英国伦敦大都会警方根据信息自由（FOI）请求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0月1日到2021年10月31日期间，伦敦的“色情复仇”案件增加了698起，而其中女性群体仍然是最大目标。中国台湾地区公益组织妇女救援基金会从2014年开始关注“复仇式色情”的议题，在他们最接触到的案例中，51%的加害者为受害人的前、现任伴侣，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占到96%。
究其原因，父权文化占据主导的文化背景，身体性化、贞洁观念等等长期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根深蒂固，这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上，也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因此“荡妇羞辱”成为一种针对女性的社会暴力，无论身处任何社会阶层，都能够轻易让女性轻易陷入深渊，对其身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现代社会，羞辱和污名仍是强大的武器。在这个信息传播迅速，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越是猎奇、低俗的谣言越容易以光速传播。而法律上针对其中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和惩罚力度，相比于受害者受到的实际伤害可能是极不相称的。
四年前震惊世人的“胜利门”丑闻，最初为何没有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提出控诉，原因除了犯罪手法的隐秘之外，更重要的是直面性犯罪会给这些女性带来更大的伤害。提出控诉的女性往往要接受一遍又一遍地质询：是否是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同意拍摄视频？就像是最初曝光郑俊英的景美，不仅面临诬告的风险，还遭受了巨大的荡妇羞辱。
即使证据链完整，已经在法庭上尘埃落定的犯罪事实，也带来了更多不怀好意的联想和讳莫如深的猜测，进而发展成为对于女性的质问和规训。甚至在纪录片的评论中，仍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去夜店这种“危险的地方”。
如今这些“危险的地方”仍然以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经营着，提醒女性自我保护固然是重要的，但当提出这个质疑时，被凝视的主体就已经变成了女性，即使相比真正犯下罪行的罪犯们，这些女性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犯罪的举动。这样无意识的思维惯性，正是“荡妇羞辱”机制总是能够在社会舆论层面有效运转的原因。
比起极端的犯罪行为，这可能是女性们面临的更广泛、更隐秘的一种“围猎”。韩国女性感谢中国网友为她们发声
节选｜BBC纪录片：扳倒性犯罪者“李胜利们”，“具荷拉们”的勇气与代价
作者｜魏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