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贫困：一块卫生巾的残酷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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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04 23:32:29
虎夜聊天室【隐形贫困：一块卫生巾的残酷物语】
2019年，德国一家女性用品公司出版了一本《棉条书》，书里一个字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卫生棉条。这本书上市后，一时洛阳纸贵，两天便被抢购一空，最终卖出近万本。当时，德国对棉条、卫生巾等生理用品收取高达19%的增值税，与奢侈品相当；但《棉条书》属于出版物，在德国税法中，书籍、食品等被认定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享受税率优惠，只用缴纳7%的税。无独有偶，中国对避孕套免税，粮油、出版物等的增值税为9%，卫生巾则是13%。
这种对生理用品征收更高消费税/增值税的行为，被反对者们称为“月经税（或棉条税，Tampon Tax）”。由于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激增，卫生巾的平均成本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8.3%，棉条则上涨了近10%，加之高额的赋税，卫生巾对很多女性来说，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月经税”在全球各地都存在已久。在韩国，卫生巾比发达国家要贵50%以上，而且还越卖越贵，一口气涨价20%；贫穷人家只能用鞋垫或纸巾替代，被称为“鞋垫女孩”。
2016年7月3日，韩国首尔街头，一道贴满红色卫生巾与标语的幕墙吸引了行人的目光。这面墙上写满了韩国女性积压在心的愤怒——月经很恶心？我们从13岁开始就要面对它。疫情三年里，这种困顿露出了锋利的獠牙。美国的超市和商店里的货架空荡荡，英国一家慈善机构发放的免费生理用品数量是疫情前的六倍；在中国，网友们为了2毛钱的散装卫生巾和高铁能否售卖卫生巾吵翻了天。一元一片的卫生巾，是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痛，也是一种对社会进步含蓄又剧烈的拷问。
现代卫生巾的历史是由男性书写的。1914年，美国造纸公司金佰利的两位高管发现并引进了一种名为“纤维棉”的新材料，吸水性比棉花强五倍，却只用一半的价格。一战期间，金佰利便为美国陆军生产手术棉与绷带。战后，受到美军护士启发，金佰利在1921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抛弃式卫生巾品牌“高洁丝”。诞生于1929年的卫生棉条，也是由一名美国男医生为妻子而发明的。中国女性用上卫生巾远在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福建商人许连捷偶然接触到来自香港的卫生巾生产设备，彼时卫生巾已在海外普及，但他的妻子却连见都没见过。
“天要下大钱了。”许连捷押上全部身家，创立恒安国际与卫生巾品牌“安乐”。诚如许老板所想，卫生巾集大规模、高频次与强刚需于一体，是个诱人的零售机会。论规模，一半人口都是卫生巾的潜在用户，此刻全球就有8亿人要用到它；论频次，卫生巾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她们一生中有7年时间都在不受控制地流血，需要按月复购、持续长达40年。短短三十年，卫生巾的在我国的渗透率就实现了从0到100%的跃迁。2018年，国人消费了1200亿片卫生巾，销量是避孕套的7.5倍，市场规模接近后者的5倍。恒安国际则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卫生巾厂商，市占率超过尤妮佳、宝洁等外资巨头，市值一度突破千亿港元。
卫生巾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护垫侠”的平价卫生巾与宝洁等大品牌的产品，差距主要在原材料上——尤其是依赖进口的高分子吸水树脂、绒毛浆等。美国是全球唯一的绒毛浆净出口国，女性的卫生巾、婴儿的纸尿裤，都离不开美国南部老铁的支持。当地林业资源丰富，巨头国际纸业从造纸改行做绒毛浆，是卫生巾和纸尿裤厂家的主要供应商。卫生巾这个行业的特点也非常鲜明：毛利很高，净利很低。
首先，卫生巾的市场集中度很高，头部品牌有足够的实力抬升市场价格。美国与日本前五大厂家的市占率分别达到72%和97%；而在中国，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都为前十大品牌所有。其次，卫生巾市场渗透率见顶、增速放缓，倒逼头部品牌变着花样求增长。最近五年，美国的生理用品市场规模始终维持在30亿美元左右，增长率一度低于1%，日本也是如此。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龄女性不够用了——2021年，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分别是 0.1%和-0.5%。结果就是，品牌商们主动消费升级，让女性在卫生巾上花更多钱。裤型卫生巾、液体卫生巾，以及有机棉卫生巾、工业大麻棉条、智能月经杯等新品层出不穷，越来越贵。2018年，国内单片卫生巾价格同比上涨4.7%，同期市场规模增长了5.7%。
历史课本里，文明的进步总是剧烈又迅速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因为粗线条的笔墨忽略了那些漫长的博弈和反复。事实上，大到社会兜底体系、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小到导盲犬能不能上公交、卫生巾要不要征税，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在一个又一个轻微的脚步声中不断推敲不断反复的。进步的力量并非全都来自威不可测的文件和拔地而起的工程，反而是那些零星的微弱的呐喊声。进步的源头总是隐藏在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也许是一句“我有难处”，也许是一本棉条书，又或是用红色卫生巾贴在墙上的愤怒。纵然面临百般困难，但我们不该忽视这些渺小的呐喊。它们应该成为动力，而不是借口。
隐形贫困：一块卫生巾的残酷物语 （作者：远川研究所）
2019年，德国一家女性用品公司出版了一本《棉条书》，书里一个字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卫生棉条。这本书上市后，一时洛阳纸贵，两天便被抢购一空，最终卖出近万本。当时，德国对棉条、卫生巾等生理用品收取高达19%的增值税，与奢侈品相当；但《棉条书》属于出版物，在德国税法中，书籍、食品等被认定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享受税率优惠，只用缴纳7%的税。无独有偶，中国对避孕套免税，粮油、出版物等的增值税为9%，卫生巾则是13%。
这种对生理用品征收更高消费税/增值税的行为，被反对者们称为“月经税（或棉条税，Tampon Tax）”。由于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激增，卫生巾的平均成本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8.3%，棉条则上涨了近10%，加之高额的赋税，卫生巾对很多女性来说，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月经税”在全球各地都存在已久。在韩国，卫生巾比发达国家要贵50%以上，而且还越卖越贵，一口气涨价20%；贫穷人家只能用鞋垫或纸巾替代，被称为“鞋垫女孩”。
2016年7月3日，韩国首尔街头，一道贴满红色卫生巾与标语的幕墙吸引了行人的目光。这面墙上写满了韩国女性积压在心的愤怒——月经很恶心？我们从13岁开始就要面对它。疫情三年里，这种困顿露出了锋利的獠牙。美国的超市和商店里的货架空荡荡，英国一家慈善机构发放的免费生理用品数量是疫情前的六倍；在中国，网友们为了2毛钱的散装卫生巾和高铁能否售卖卫生巾吵翻了天。一元一片的卫生巾，是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痛，也是一种对社会进步含蓄又剧烈的拷问。
现代卫生巾的历史是由男性书写的。1914年，美国造纸公司金佰利的两位高管发现并引进了一种名为“纤维棉”的新材料，吸水性比棉花强五倍，却只用一半的价格。一战期间，金佰利便为美国陆军生产手术棉与绷带。战后，受到美军护士启发，金佰利在1921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抛弃式卫生巾品牌“高洁丝”。诞生于1929年的卫生棉条，也是由一名美国男医生为妻子而发明的。中国女性用上卫生巾远在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福建商人许连捷偶然接触到来自香港的卫生巾生产设备，彼时卫生巾已在海外普及，但他的妻子却连见都没见过。
“天要下大钱了。”许连捷押上全部身家，创立恒安国际与卫生巾品牌“安乐”。诚如许老板所想，卫生巾集大规模、高频次与强刚需于一体，是个诱人的零售机会。论规模，一半人口都是卫生巾的潜在用户，此刻全球就有8亿人要用到它；论频次，卫生巾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她们一生中有7年时间都在不受控制地流血，需要按月复购、持续长达40年。短短三十年，卫生巾的在我国的渗透率就实现了从0到100%的跃迁。2018年，国人消费了1200亿片卫生巾，销量是避孕套的7.5倍，市场规模接近后者的5倍。恒安国际则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卫生巾厂商，市占率超过尤妮佳、宝洁等外资巨头，市值一度突破千亿港元。
卫生巾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护垫侠”的平价卫生巾与宝洁等大品牌的产品，差距主要在原材料上——尤其是依赖进口的高分子吸水树脂、绒毛浆等。美国是全球唯一的绒毛浆净出口国，女性的卫生巾、婴儿的纸尿裤，都离不开美国南部老铁的支持。当地林业资源丰富，巨头国际纸业从造纸改行做绒毛浆，是卫生巾和纸尿裤厂家的主要供应商。卫生巾这个行业的特点也非常鲜明：毛利很高，净利很低。
首先，卫生巾的市场集中度很高，头部品牌有足够的实力抬升市场价格。美国与日本前五大厂家的市占率分别达到72%和97%；而在中国，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都为前十大品牌所有。其次，卫生巾市场渗透率见顶、增速放缓，倒逼头部品牌变着花样求增长。最近五年，美国的生理用品市场规模始终维持在30亿美元左右，增长率一度低于1%，日本也是如此。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育龄女性不够用了——2021年，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分别是 0.1%和-0.5%。结果就是，品牌商们主动消费升级，让女性在卫生巾上花更多钱。裤型卫生巾、液体卫生巾，以及有机棉卫生巾、工业大麻棉条、智能月经杯等新品层出不穷，越来越贵。2018年，国内单片卫生巾价格同比上涨4.7%，同期市场规模增长了5.7%。
历史课本里，文明的进步总是剧烈又迅速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因为粗线条的笔墨忽略了那些漫长的博弈和反复。事实上，大到社会兜底体系、全民医疗保险覆盖，小到导盲犬能不能上公交、卫生巾要不要征税，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在一个又一个轻微的脚步声中不断推敲不断反复的。进步的力量并非全都来自威不可测的文件和拔地而起的工程，反而是那些零星的微弱的呐喊声。进步的源头总是隐藏在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也许是一句“我有难处”，也许是一本棉条书，又或是用红色卫生巾贴在墙上的愤怒。纵然面临百般困难，但我们不该忽视这些渺小的呐喊。它们应该成为动力，而不是借口。
隐形贫困：一块卫生巾的残酷物语 （作者：远川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