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也即中西为何产生“大分流”，人们提出了诸多理论。这其中，从军事国家层面进行分析的有不少。这一派理论认为，中国军事技术的落后是导致中西大分流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军事技术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长期大一统，内部缺乏竞争，因此技艺不免荒疏。
不像欧洲长期处于战国时代，互相杀伐成为常态，所谓熟能生巧，竞争促进进步，因此西方愈战愈强，直至兵临中华老大帝国门下，用坚船利炮打破了闭关自守的迷梦。
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其《火药时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军事创新和西方的崛起》一书中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在欧阳泰看来，姑且不论中国战国时代的纷争，即使在被称为“晚期帝国年代”且被视为相对停滞的明清大一统时代，其实也不乏战乱与纷争的时段，尤其是朝代更迭时期。在这些时段，中国战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提升，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面对西方殖民者的进逼时保持了军事“均势”，甚至有时还会技高一筹，比如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及康熙在黑龙江流域击败俄罗斯殖民者。
郑成功收复台湾
与人们想当然的认为中华帝国厌战、耽溺于和平因而导致停滞的印象相反，无论是元明迭代，还是明清易代，都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周期。从 1350 年元末农民起义算起，到明成祖永乐皇帝于 1449 年停止对越南与蒙元的长期征伐，元明迭代引发的军事竞夺可谓经历了一百年之久才算告一段落。在欧阳泰看来，这段时期中无论战争的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都远超同时段的欧洲国家。
而明清易代时的长期大规模战事也不遑多让。明清之间的战争从 1610 年代建州女真反叛开始，到台湾岛于 1683 年归附清朝持续了数十年，如果再加上康熙在漠北和中亚展开的直至 18 世纪初期的巩固疆土战役，可谓也有百年之久。而如果从 1550 年庚戍之变算起，那就更为长久了，因此有学者认为从 1550 年到 1683 年间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算是东亚最为“好战”的时段，战火从中国大陆肆虐至东亚乃至东南亚，其中便包括 1592 年至 1598 年间的中日韩大战。
有学者认为中国或许也曾战事不断，但从事的都是“类型错误”的、被动的战争，更多是平叛和防御游牧民族入侵，因而被抽干了精气神，不像欧洲国家更多从事的是开疆裂土的征服性战事，因此导致军事活力四射。针对这种看法，欧阳泰反驳说，为了应对元明迭代期间的各种挑战，中国军队进行了快速而深刻的军事创新，比如陆军越来越倚重于火器：明朝初期只有百分之十的士兵拥有枪炮，到 15 世纪最后三十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而欧洲军队要到 16 世纪中叶才达到这一水平，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将大明称之为世界第一个“火药帝国”。
从 1450 年开始，由于明朝开始“享受”国内外的和平，而同期欧洲的军事创新由于大规模战事的增加而提速，东西方第一次军事分流或军事小分流似乎在 1550 年代出现了。不过在欧阳泰看来，这次分流并未持久。随着明清易代战争期的到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军事创新又提速了。中日韩都掌握并改进了欧洲大炮和火枪的制造技术，并辅之以先进的战术，其中类似火枪齐射这样的著名战法，很可能首先在中国而非欧洲或奥斯曼帝国战场上出现。
在 1550 年至 1700 年间又一轮军事快速革新的年代，东亚和欧洲国家保持了军事均势，这表现在每一次双方军队对垒时，前者总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并不是凭借人多势众：虽然欧洲人在深水战舰、堡垒建筑等方面有优势，但他们的亚洲对手们的优良枪炮、高效后勤、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好的训练及凝聚力保证了自己的胜利。
但“军事均衡”的年代后来终于让位于“军事大分流”的年代。历史似乎又重复了明中期的模式：从 1750 年代起开始享受国内外长期“大和平”的大清王朝，相对于卷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及工业革命此一“双轮革命”的欧美国家而言，又一次在军事革新领域陷入落后的境地。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华帝国这一次似乎彻底失去了应对军事挑战的能力，不仅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而且一败再败，最后居然在蕞尔小国日本手中遭遇奇耻大辱式败绩。
这似乎终于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惰性以及中国官僚的保守性？欧阳泰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一如明朝的王守仁们勇于接受弗朗基炮和红衣（夷）大炮，从 1850 年代开始清朝的儒家文人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们也锐意革新展开了新一轮军事变革，引进洋枪洋炮和军舰，建设新式军队，建造近代化兵工厂和配套的新式采矿企业。平心而论，这场作为洋务运动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儒家文化并没有妨碍中国的官僚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实践先进的军事技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军事方面，而是出现在政治方面：和推翻幕府统治因此可以从上层发动和推行全方位新军事变革的日本不同，一个苟延残喘的满清统治阶层必须在支持增量改革和满足旧军事集团利益之间寻求所谓的平衡，而不能集中精力和资源于军事变革。
此外，对中国在此时段军事革新的绩效考核，应该拉长时段，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关照。考虑到元明迭代和明清易代的长时段，如果从朝代更迭的视角来看从清末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年的军事变革，总体绩效也还差强人意，因此不妨把这个一百年看做是自元明迭代以来的第三次东亚军事革命：同样因朝代更迭而触发，同样有着西力东渐的因素，发展的差异不止体现在军事方面。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而只会以更复杂的形式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奏响熟悉的乐章。因一时的得失进退而得出的所谓分流的结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决定论，在长时段历史视角的关照下，或多或少总是失之于傲慢与草率。
时代草稿 2022-03-30 0